第五章 奥运热点问题

第一节 奥运会的政治问题

1969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相遇。经过几轮鏖战，两队比分持平。但每次赛后球迷制造的骚乱使两国间的紧张状态逐渐升级。最后，在墨西哥举行的决赛中，洪都拉斯以3～4的比分输掉了进军世界杯的入场券，两个中美洲国家终于爆发了战争，萨尔瓦多随后断绝了同洪都拉斯的外交和经济关系。

仅仅由于一场足球比赛而断绝两国外交关系的做法似乎可笑。虽然比赛中运动员和球迷热情高涨，但国家间将体育比赛的结果带到赛场以外的做法却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体育一直都是一种外交工具。派体育代表团出国比赛或训练是建立外交关系或更有效地保持外交关系的第一步。同样，取消原定的体育交流也可被视为对另一国政府或政策表示不满。例如，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即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样，体育还可以被一个国家用作“软化剂”向另一个国家表示让步。例如，故意输掉一场比赛而取悦另一个国家，从而获得贸易上的利益。1977年初，美国为恢复同古巴的正常关系，派了一支由南达科他州队员组成的篮球队去古巴比赛，这支球队的整体水平远远低于美国的最好水平。最后美国队在比赛中落败，古巴人对此惊喜万分。前苏联为了保持同土耳其和其他邻国的友好关系，鼓励地区间的比赛而非国家间的比赛，因为这些邻国的体育竞技水平远远低于前苏联。前苏联派出势力较弱的队与土耳其国家队抗衡，不至于使土耳其人蒙羞。

从数量上说，1975年前苏联同87个国家保持着体育关系。同年，几乎两万名前苏联运动员在国外参加比赛。美国则与更多的国家保持着体育关系，同时经济上的富足也使他们在体育上进行更大的投资。

体育成为有效的外交工具的主要原因是其本质的中立性。虽然它从根本上是一种文化交流，但它却不同于在海外展览的艺术品。体育通过运动员在竞技赛场上展示的高超技艺显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这样，体育竞赛与政治竞赛或其他领域内的竞争大同小异，但由于体育本身的中立性，体育竞技不具有与之等同的政治意义。体育能够提供一个更为适宜的外交工具，根据另一方的意图或流露出的意图表明不同程度的政治含义。

体育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其对外交政策的使用上。国际舞台上的其他参与者对体育，特别是奥运会极为重视。近年来，体育参与者和观众人数不断增加，媒体对奥运会的关注越来越广泛，运动员唤起人们心中的激情，奥运会期间产生的种种争议，这些都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大趋势。

自1896年现代奥运会复兴后，政治便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其中。在某些方面，政治对国内和国际体育结构、功能和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政治与奥运会关系的争论通常局限在各国间政治分歧的表现形式上，如联合制裁。虽然相似的分析具有指导作用，但这些分析对政治和奥运会间关系的描述非常有限。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基里宁爵士曾说：“我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1972～1980），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出自国内和国际政治。”

古代奥运会最初的目的是对传统的崇拜进行宗教庆祝。宗教传统和奥运会选址过程中，政治和军事保持中立，这是古代奥运会团结、诚实的潜在因素。虽然这种政治中立性的模式后来逐渐消失，乃至最后罗马大帝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于公元393年宣布奥运会为非法，政治中立性仍被人们认为是体育运动中“政治自治”这个神话的基础。在现代奥运会100多年的历史中，国际奥委会宣布政治要和体育分离，奥运会不能作为国家间政治盈利的方式。

一、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范畴

早在1908年，皮埃尔·德·顾拜旦谈到伦敦奥运会时，说“本届奥运会已沦为国与国之间的事务”，并对人们滥用奥运项目从而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表示了担忧。《奥林匹克宪章》禁止奥运成员在政治上彼此依赖、禁止民族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宪法体制。1952至1972年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埃弗里·布伦蒂（Avery Brundage）曾做了题为《体育与政治无关》的演讲，很好地概括了国际奥委会这一观点。

事实上，奥林匹克与政治一直紧密交织。自1896年第1届现代奥运会起，国家的陈述、国旗、宣布国家身份、承认或联合制裁某个国家以及提升社会和经济价值一直与现代奥运会如影相随。最后，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并对奥林匹克和政治提出了一个更为实用的提议：“奥林匹克运动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有责任与公共权力机构达成一致。”

奥林匹克理想提出了六大主张，并寻求促进大众体育、自我提高、公平竞争、平等、国际社会间的互相理解和对全世界青年的教育。这些主张代表了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所认同的社会价值。这样，在体育领域促进平等和教育成为政治问题，因为公共权力机构需要对如何分配资源和支出结果等事宜做出合理的判断、考量和选择。例如，政府是否应对公共游泳馆进行补贴，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当地政府机构应该从社区公众的健康着眼还是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种考量需要当地权力机构在两个相互竞争的价值间进行选择并重新分配资源。

国际奥委会决定哪些运动能够成为奥运会项目，是政治在奥运会中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体现。将一个单一项目引入奥运会（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的三项全能）意味着该项目将在国内和国际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包括公众更多的关注、全球电视转播带来的潜在的经济效益、全社会对该项目的更多投资等。同时，该运动主管机构的财政状况也会大有改善。

事实上，各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支持并大力参与奥运会的组织工作。由于大众传媒能够迅速地将体育赛事转播给全世界的观众，奥运会愈发显得重要，所有的国家也认识到奥运会可以展示国家最好的面貌。正如J.Hoberman（1984）所说：“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苏联和古巴共产党、中国、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派、拉丁美洲军事集团———所有这些政治集团都参与奥运会并对其影响力深信不疑。”

二、政治干涉

最近，奥运会中的政治问题更多地出现在申办奥运这个环节上。通常政治首脑和高级公众人物，如皇室成员、首相和其他主要官员不出现在非政治场合，但他们却频频出现在国际奥委会指定奥运申办城市的会议上。外交和商业游说已经成为申办过程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在一篇名为《体育的价值》的政府文件中首次提到体育的国际价值高于其社会、经济和环境价值。这个文件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体育能够为一个国家树立积极的形象，进而促进其外交和经济利益。成功的体育界人士是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当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胜利时，虽然国民产生的骄傲感和受到的鼓励无法量化，但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

从表1中可以看出奥运会的历史充满了政治干预和操纵的痕迹。

三、奥林匹克运动和政治转换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国际奥委会的定位反映了世界政局的重新分配，它可以被划分成5个连续阶段：

第一阶段：1896～1915。奥林匹克运动开始成立。最初有22个成员国，主要来自西欧和北美。日本于1912年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是惟一一个外来的国家。

第二阶段：1915～1945。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包括一些南欧和中欧国家。除了苏联（1951年加入），整个欧洲都加入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中并起着主导作用。五个重要的权力中心开始建立起来：由于希腊在重新恢复奥运会中的地位，希腊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神秘中心；法国是当时国际奥委会的总部所在地，所以被看作是象征中心；瑞士被看作是技术中心；德国利用奥运会的形象进行宣传，所以被看作是权力的意识形态中心；英国由于现代体育发展中的显著地位成为第五个权力中心。拉丁美洲国家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加入奥林匹克运动。

第三阶段：1945～1970。即亚洲和非洲非殖民化和政治解放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和欧洲最后两大国家———苏联和德国加入并重返奥林匹克运动。

第四阶段：1970～1989。许多国家开始摆脱先前的殖民统治，争取政治独立。44个小国家加入奥林匹克运动。

第五阶段：从1989年至今。欧洲的后共产主义时期。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解体后，21个新独立的国家加入奥林匹克运动。在21世纪初奥林匹克运动拥有了200个国家奥委会，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际组织。

在这五个阶段，许多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对奥林匹克家庭的团结构成极大的挑战，严重影响了国际奥委会的法规和政策。目前，国际奥委会依照《奥林匹克宪章》，同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一道，在许多关键领域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例如，世界反兴奋剂规定（2003）、环境政策、媒体政策、市场营销政策、发展中国家团结基金、安全政策和为保护和促进奥运会遗产而制定的“知识转换”政策。

这些迥异不同的政策同样要求国际奥委会领导层具有相当的政治才能，引导奥林匹克运动从动荡、危机走向胜利。

第二节 妇女与奥林匹克运动

从1900年妇女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奥林匹克妇女体育运动已迎来了一百周年。虽然现在妇女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已经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曾一度以男子为主导，妇女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是通过她们与男子不断“角逐”逐步确立的，而且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背景的女子所经历的遭遇也不尽相同。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随着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作用的日益加强，妇女在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妇女与古希腊奥运会

在古希腊近120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只允许男子参加，女子是被禁止参与奥运会的，否则，她们会被推上断头台。观看和参与体育盛会被认为是男人们的特权，甚至在日常体育锻炼中，这一观念也根深蒂固。女子是绝对禁止在雅典奥运会和其他任何体育盛会中身穿比赛服登台的。古希腊时代妇女被禁止参与体育，说明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

二、现代妇女奥林匹克运动

当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首次点燃火炬时，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先生却反对妇女参加比赛，认为奥林匹克体育竞赛应该是男人们的赛事。然而在一些妇女的坚持下，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届奥运会还是向女子敞开了大门。但这敞开的大门是象征性的，只有网球和高尔夫球两个项目允许女运动员参加。而且国际奥委会对这些妇女体育运动“先驱”只颁发证书，而不是与男运动员一样的奖牌。19世纪，西方社会公认的女性“美德”是完全附属于男人的温顺和良好的生育能力。1896年至1928年间，顾拜旦这位“现代奥林匹克之父”也非常信奉当时上流社会对女子的美德评价，他一生都反对女子参加奥运会。因此当时虽然英格兰和美国的妇女都有了参加正规体育比赛的机会，但法国的妇女却没有这种权力，当时的法国根本不存在女子运动。

为了与国际奥委会的政策抗衡，一位名叫艾丽斯·米莉艾特的女子勇敢地成立了国际女子体育联合会（FSFI），并于1922年组织了首届“妇女奥运会”。她们于1926年、1930年和1934年又分别举行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奥运会。这些比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参赛人数和观众一届比一届多。面对世界大多数体育机构的反对，妇女们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使女子田径项目进入奥运会成为一种现实。两年之后的1928年奥运会上，女子100米跑、女子800米跑、女子跳高、女子铁饼和女子400米栏成为比赛项目。虽然设置的项目很少，但这无疑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最引人注目的发展首先出现在1952年奥运会上，来自41个国家的518名女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从这时候起，妇女在奥运会中夺金牌开始成为时尚。1978年，东欧各国女子运动员已在世界田径、游泳和体操等项目中独领风骚，她们在14个标准的田径项目比赛中，独占了86%的世界纪录。

妇女奥林匹克运动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届奥运会增设了很多女子项目。尽管女子项目仍少于男子，但显得比过去“公平”了许多。虽然女子仍被排除在那些人们认为“男性运动”的项目中，如拳击、柔道、摔跤、举重、足球、现代五项、撑竿跳高、三级跳以及链球项目，但女子马拉松、3000米和公路个人自行车项目的增设无疑是一个胜利。

三、国际奥委会现行妇女政策

在促进妇女参加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方面，国际奥委会无疑为世界树立了推动性别平等化的好榜样，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奥委会一共有12名女委员。

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委员会由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于1995年成立，当时被称为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工作小组，其职责是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提出在这个领域里可实施的适当的政策。在2004年3月7日第三届国际奥委会世界妇女与体育大会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宣布工作小组改为妇女与体育委员会。与国际奥委会其他工作小组和委员会一样，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委员会是个咨询机构。我国的吕圣荣女士是该委员会委员。

国际奥委会为实现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鼓励发展女子体育制订了一系列政策：

（1）《奥林匹克宪章》第2条第5段中规定：“国际奥委会积极鼓励通过相应方式促进妇女在各个层次和结构中参与体育，特别是在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的管理层中，严格执行男女平等原则。”中国奥委会2000年1月通过的新章程第二章中也写入了“鼓励和支持妇女全面参加体育竞赛和体育活动”。

（2）国际奥委会为了保障妇女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合法权利，在奥运会设项和参赛上也有规定。为确保更多女运动员参赛，国际奥委会规定，今后如要新增项目，此项目必须包含女子参加的小项，不能是单纯的男子项目，如拳击、棒球。2000年悉尼奥运会增加的女子项目有跆拳道、女子举重、铁人三项、现代五项，参赛女运动员达到38.3%。

（3）女性领导人比例规定。1994年国际奥委会百年纪念大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强调了妇女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根据此次大会的精神，国际奥委会在1996年7月的大会上正式提出，到2000年，女性领导人在各奥委会和国际单项协会中至少达到10%，到2005年这一比例要达到20%。

国际奥委会126名委员中女委员有12人。国际奥委会各小组委员会中有10余人为女性，其中包括运动员委员会委员邓亚萍。国际奥委会机构中设有专门的妇女工作组，共有16位成员，包括我国的吕圣荣女士。

中国奥委会25名执委中只有1名女性（副主席何慧娴），尚未达到10%的标准，92名委员中有6名女性。

（4）世界妇女与体育大会：这是每4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奥委会最高级别的全球性妇女体育会议，奥林匹克大家庭系统、国际相关组织、联合国系统、非政府组织、各大学、研究机构均有代表出席。

（5）妇女与体育奖：该奖设于2000年，旨在表彰为妇女与体育工作做出贡献的个人或集体，每年由国际奥委会妇女工作组和有关专家评选，每大洲有1位获奖人或集体。2000年中国女足代表亚洲获得该奖，孙雯在巴黎世界妇女与体育大会上代表全队领奖。

四、中国妇女与奥林匹克运动

中国妇女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也同样与其他国家妇女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20世纪初期，奥林匹克运动伴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时，少数大城市中的年轻妇女开始涉足体育活动。中国女运动员最早出现在奥运会上是在1936年，当时参与第11届奥运会的69名运动员中包括了两名女选手。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从而开创了妇女解放的新时代。1937年，中国女子田径选手郑凤荣以1.77米的成绩刷新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之后，中国女运动员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1979年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恢复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法席位后，奥林匹克事业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在过去的20余年间，越来越多的女运动员出现在奥运赛场上。1984年，参加第23届奥运会的225名中国运动员中，有87位女选手，占中国运动员总数39%，超过了其他国家女运动员的参赛比例。到1996年第26届奥运会时，在参赛的309名中国运动员中，女选手为199名，占64%。

中国妇女不仅积极参与奥运会，而且在奥运赛场和世界休坛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价值，取得了突出的运动成绩，为中国争得了荣誉，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女运动员。80年代，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用她们的汗水获得了“五连冠”。女排姑娘们身上顽强拼搏、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女排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中国人。90年代，女子跳水运动员伏明霞在第25届、第26届奥运会上，共夺得3枚金牌。女子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在第25届、26届奥运会上均夺得女子单打和双打的冠军，获得4枚金牌。夺得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5000米跑冠军的王军霞是田径史上的传奇人物，她被誉为“东方神鹿”，成为中国田径运动最杰出的代表；1994年，她被国际田联授予世界田径最高荣誉奖———杰西·欧文斯奖杯，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运动员。

近年来，不仅中国优秀女运动员在世界体坛崭露头角，一些杰出的中国妇女也开始走入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机构。1993年，中国体育官员吕圣荣被选为国际羽联成立59年来的第一位女主席，这也是第一个由中国妇女担任主席的奥林匹克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996年，她又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同年，优秀的女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被选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目前为止，共有10余位中国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的30多个管理机构中担任职务，为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妇女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赞扬。中国体育界领导张彩珍女士、女运动员郑凤荣和吕圣荣分别获得了萨马兰奇主席亲授的奥林匹克勋章，以表彰她们在发展中国体育事业、促进国际体育交往、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

从中国妇女参与并投身奥林匹克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促进了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而且在更大意义上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由于妇女的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才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体育盛会，才促使奥林匹克理想在全世界得到了真正的普及。

五、20世纪璀璨的奥林匹克运动女杰

（一）获得九枚奥运会金牌的体操皇后———拉莉莎·拉蒂尼娜

世界体操皇后拉·拉蒂尼娜（Larissa Latynina）1934年12月27日出生在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第聂伯河畔的赫尔松。拉蒂尼娜自小学习芭蕾，后改练体操，经过多年认真、刻苦训练，终于登上了世界体操运动的顶峰，在奥运会、世界体操锦标赛、欧洲体操锦标赛上共获24枚金牌、15枚银牌、5枚铜牌，成为世界体操史上最杰出的人物。

1952年，拉蒂尼娜初次参加在塔林举行的全苏体操比赛，成绩并不理想。第二年，拉蒂尼娜第一次佩带苏联的国徽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尽管没有取得杰出的成绩，但得到了一次国际比赛的锻炼。回国后，拉蒂尼娜进入基辅工学院学习，在教练米沙科夫的指导下开始了新的训练生活。1954年，拉蒂尼娜作为苏联国家队的一员，参加了意大利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第一次登上了团体世界冠军的宝座。两年后，拉蒂尼娜和未出世的胎儿一起参加了在自己的祖国举行的第1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技术熟练、动作新颖的拉蒂尼娜以绝对优势夺得了全能、高低杠、跳马和团体4个项目的冠军。

跨入60年代，拉蒂尼娜进入了她的全盛时期。在1960年和1964年的2届奥运会上，她是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个人全能比赛她蝉联了一次冠军，而另一次则屈居亚军。在1962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她得了5枚金牌，除了平衡木以外，她几乎夺得了全部比赛的冠军。拉蒂尼娜在她的体操运动生涯中，还曾经在1957年和1961年的欧洲体操锦标赛上夺魅。

1966年，拉蒂尼娜激流勇退。她从乌克兰基辅体育学院毕业后继续从事体操运动，作为国家队的教练多次率队出国夺得世界冠军。鉴于她对体操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她被授予“列宁勋章”和3次“荣誉勋章”。1968年，她被批准为国际裁判员。她著有《平衡》、《一个女体操运动员度过的岁月》等书。

（二）世界游泳皇后———达威·弗雷泽

澳大利亚的“女飞鱼”达威·弗雷泽（Dawn Fraser）从1955年起至1964年10月东京奥运会上，她3次参加奥运会，荣获4块金牌，4块银牌。弗雷泽3次蝉联奥运会100米自由泳的冠军，39次打破世界纪录，她是奥运会游泳史上惟一的在同一个项目中连续获得3届冠军的运动员，也是世界游泳史上最有成就的女运动员。

1937年9月4日，弗雷泽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海港城市悉尼，她家兄弟姐妹8个。她自幼好动、调皮、任性。六岁开始就去河里游泳，是小朋友中游得最快的一个。14岁那年，她首次在悉尼举行的一次100米自由泳比赛中，击败了当时很有名气的澳大利亚希望之星洛·克拉普，获得地区冠军，一举成名。从此以后，弗雷泽的成绩直线上升，几乎所向无敌，屡战屡胜。1956年，弗雷泽19岁那年，她首次在自己的祖国参加了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有16个国家的35名选手参加的100米自由泳比赛中，她以1分2秒的优异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击败了她的队友克拉普，获得了她生平以来所取得的第一块金牌。大赛前，弗雷泽曾4次打破了1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在奥运会上，弗雷泽还和队友合作，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再创新的世界纪录4分17秒1，夺得了第二块金牌。另外，她还夺得了400米自由泳比赛的银牌。

1956年奥运会后，弗雷泽成了100米自由泳的绝对冠军。1958年，她又3次提高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最高成绩达到1分1秒2。60年代初，美国这支游泳新军的崛起，动摇了澳大利亚“游泳王国”的地位，而弗雷泽是惟一能与之抗衡的澳大利亚女运动员。

1960年，弗雷泽第二次参加在罗马举行的第1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弗雷泽打破了奥林匹克的纪录。在两个接力项目的比赛中，由于她的非凡一棒，她为澳大利亚队夺得了2块银牌。1964年，又一个奥林匹克年。弗雷泽为了第三次蝉联奥运会冠军，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不幸的是，一场灾难降临在她的头上。她驾驶的汽车与一辆大卡车相撞，她的母亲当场身亡，姐姐和朋友多人受重伤，她本人颈部严重损伤，上了6个星期的石膏。这时，离东京的奥运会只有5个月了，外界舆论认为弗雷泽参赛无望。可是倔强的弗雷泽没有在困难面前倒下，她对自己的训练计划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忍着病痛，进行了艰苦的训练。10月，弗雷泽终于赶上了奥运会的开幕式，她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游泳池边。在参加100米自由泳比赛的44名选手中，27岁的弗雷泽已经是老大姐了。但她克服重重阻力获得了冠军，并创造了59秒5的新的奥林匹克纪录。弗雷泽成了奥运会游泳史上惟一的在同一项目中连续获得3届冠军的运动员。

（三）“铁榔头”郎平

郎平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女子排球“三大主攻手”之一，有“铁榔头”之称。她祖籍天津，生于北京。1974年进入北京市第二业余体校，1976年进入北京队，1978年入选国家集训队。郎平身体素质良好，弹跳力很好，扣球成功率也很高，是世界女子排球3名重要扣手之一。作为中国女排的主力队员与队友合作于1981～1985年间连续夺得第3、第4届世界杯、第9届世界锦标赛、世界超级女排赛和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排球比赛的桂冠。

在世界排球赛中，她多次获得最佳攻击手和优秀运动员称号。为了表彰她的功绩，国家体育总局4次授予她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她6次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由于她对排球事业的特殊贡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特颁发给她一枚金质奖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郎平作为主攻手，帮助中国队以3比0战胜美国队，获得女排比赛的金牌。12年后，临危受命的郎平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又将中国队带进了决赛，并获得亚军。这样，郎平就成了第一位作为队员和教练，分别获得过奥运会奖牌的女运动员。

（四）跳水皇后———伏明霞

伏明霞可说是国际体坛巨星。她197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自小身体瘦弱，8岁的时候被父母送进业余体校，9岁入选湖北省跳水队，1990年进入国家跳水队。在1991年第6届世界锦标赛上付明霞获得跳台冠军，成为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并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在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中，14岁的伏明霞凭借雄厚的实力，战胜了年龄比自己大一倍还多的美国选手克拉克，第一次获得了奥运会的金牌，从而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奥运会跳水冠军。4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18岁的伏明霞作为十米跳台的卫冕冠军，以超过第二名40多分的成绩轻松蝉联了这枚跳台跳水的金牌。几天后，伏明霞在自己的副项女子三米板决赛中超水平发挥，摘得金牌，也成为36年来包揽女子跳台跳水两项冠军的第一人。亚特兰大奥运会后，伏明霞宣布退役，进入清华大学学习。但在悉尼奥运会前，她复出参赛，并再次卫冕了三米板的冠军。这样，22岁的伏明霞在三届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中，成功实现了三连冠，也成为奥运史上首位夺得4金的跳水女选手。2005年，付明霞成为继中国奥运会跳水冠军周继红、许艳梅和高敏之后，进入国际游联世界名人堂的第四个中国跳水运动员。国际游联世界名人堂于1968年在美国佛罗里达设立，旨在表彰国际游联大家庭中作出杰出贡献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获奖者的头像会被摆到名人堂，是最高也是永久的荣誉。

（五）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选手———邓亚萍

邓亚萍是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选手。她1973年出生在河南郑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5岁起就随父亲学打球，但因为个子太矮被河南省队排除在外，只好进入郑州市队。10岁时，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后来加盟河南省队，在全国比赛中夺得团体冠军。1988年进入国家队，先后获得14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成为惟一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运动员，并获得4枚奥运会金牌，其中包括单打和与乔红组合的双打。

从1992年开始，邓亚萍在自己参加的2届奥运会中，包揽了女子单、双打的4枚金牌，与伏明霞一起，成为中国获得奥运会金牌最多的运动员。1997年后，她先后到清华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学习，并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和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2002年邓亚萍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以及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委员，2003年她开始担任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工作人员。

（六）“东方神鹿”———王军霞

王军霞是一个令炎黄子孙倍感骄傲的名字。她1973年出生于辽宁大连，在90年代短短几年中连续在世界田坛上创下了不少令人赞叹的奇迹，也给中国的田径史留下了非常辉煌的一页。

1993年8月，年仅20岁的王军霞参加了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锦标赛，并一举夺得了女子10000米的冠军。接着又在国内的全运会中，改写了3000米和10000米的世界记录，此外她还在1000米的比赛中创造了3分51秒92———世界第二的好成绩。同年10月，她又在世界杯马拉松赛上夺得了冠军。11月份获得当年女子10000米亚洲冠军的头衔后，王军霞的价值再次得到了认可，被权威的体育月刊Track and Field News评选为“年度最佳女运动员”。1994年对于她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她不仅在10月份的广岛第12届亚运会上打破亚运会纪录，以30分50秒34的成绩夺得了女子10000米冠军，更以其出色的表现和辉煌的成绩征服了国际田坛，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权威田径大奖———杰西·欧文斯奖的中国人、亚洲人。1996年7月28日亚特兰大第26届奥运会上，王军霞不负众望地为祖国捧回了女子5000米金牌和10000米银牌，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同一届奥运会田径比赛中获得两枚奖牌的中国选手，更赢得“东方神鹿”的美誉，创造了一个来自东方的神话。

第三节 奥运会中的兴奋剂问题

一、兴奋剂在体育中使用的历史

通过使用药物来增强体力和精神上的亢奋状态并非现代人的创举。人类在许多世纪以前的竞技活动中就有了“兴奋剂”的概念，它最初可能起源于竞技者希望借助外力的种种尝试。大约在公元前776年，已有人在竞技活动中使用刺激剂。而运动员最早在体育比赛中服用兴奋剂可以追溯到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据历史文献记载，从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起，参加比赛的选手就尝试饮用各种果酒类混合饮料，或者食用蘑菇，以便获得附加的“力量”来战胜对手。甚至有用士的宁一类的生物碱与酒类混合在一起服用，以寻求刺激效果的记载。

兴奋剂的英文为Dope，一说原为南非黑人方言中一种有强壮功能的酒，一说起源于荷兰语Dop。虽然该词汇1889年首次被列入英语词典，释义为“供赛马使用的一种鸦片麻醉混合剂”，但兴奋剂的使用却贯穿整个体育史。

公元前800年，希腊人将体育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因此，在体育盛会上，参与者不仅要进行体力上的竞技，还要写诗或展示其它方面的才艺。公元前400年，体育在当时希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现在不相上下。大众观赏性体育项目是当时的既定形式，而获胜者获得的丰厚的奖金使社会上产生了一个高薪职业体育群体，业余选手开始消失。

柏拉图时代的文学作品记载了当时在古代奥运会上获胜者的奖金相当于现在的50万美元。此外，其他的奖项还包括食品、房屋、免税甚至推迟服兵役的待遇。

职业化和商业化最终导致了腐败。贿赂和作弊开始变得寻常。据说这个时期的运动员经常吞食一些促进运动成绩提高的物质，如蘑菇和植物种子的汁液。所以，除了政治上的干涉，古代奥运会消失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运动员大量服用兴奋剂。

体育竞技和运动员地位的提高同样出现在罗马时期。这个时期兴奋剂在体育中的使用也被记录了下来。赛车手给他们的赛马喂一种有效的混合物使马跑得更快，而很多角斗士服用兴奋剂使他们的打斗让付钱观看的观众觉得更加血腥、刺激。

基督教时期标志着早期奥运会的结束。很多罗马时期的竞技项目对社会的新规范来说太过血腥。最终在公元前396年，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大帝下令终止古代奥运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带有异教徒性质的体育活动。

直到19世纪，体育才在英国农村重新出现，随后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19世纪初英国社会的体育主要由不系统的娱乐体育构成。但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乡村运动的格局。在体育上越来越多的投入以及人们不断增加的兴趣产生了两个显著的结果，即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体育不再是人们在闲暇时间从事的欢庆活动；对一些人而言，体育成为一种职业。

近代体育运动中，竞技者开始通过使用药物来增强体力和刺激精神。1896年现代奥运会诞生之前的19世纪中叶，已有关于比赛选手服用兴奋剂的报道。1865年，在荷兰的一次游泳比赛中发现有选手服用兴奋剂。1879年，又有关于自行车运动员在六日赛中服用兴奋剂的报道。

20世纪，体育活动已逐渐演变成一宗“大生意”，向全世界提供娱乐、收入和就业机会。人们将在体育比赛中成功的运动员看作是英雄，这给运动员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不仅要成功，还要做到最好。这种压力使得兴奋剂服用在体育比赛中逐渐升级，服用兴奋剂致死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在1908年奥运会上，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多兰多·彼得里跑到终点后昏迷，被认为是服用了刺激剂士的宁。从那以后，小剂量服用士的宁就常被用作一种兴奋剂。为了夺取比赛的胜利，运动员们互相效仿，滥用药物之风愈演愈烈。1952年挪威奥斯陆冬季奥运会举行滑冰比赛时，运动员更衣室中遍地都是用过的空药瓶和针管。

二、国际社会反兴奋剂主张

20世纪60年代末实施兴奋剂检查前，体育界似乎默许运动员使用药物以提高运动成绩的做法。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管理者对上述做法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支眼；或者他们直接加入服用兴奋剂的行列。

1960年，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努德·詹森在进行公路自行车比赛时突然死亡。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因为服用兴奋剂而衰竭致死。国际奥委会终于痛下决心，开始着手治理体育中使用兴奋剂问题。

国际反兴奋剂领域第一次显著的发展是1960年欧洲理事会，一个由21个国家组成的小组，出台了一项反对在体育领域内使用兴奋剂的决定。各个国家也开始意识到兴奋剂对运动员自身健康和体育精神的伤害。从此，人们对兴奋剂的态度从开始的接受改变为立场鲜明的反对。

法国在1963年为反兴奋剂立法，1965年比利时随之效仿。然而直至今日，反兴奋剂的法律效应仍然微乎其微，直到1967年电视直播的环法自行车赛中，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自行车运动员、1965年世界冠军汤米·辛普森由于服用兴奋剂苯丙胺而导致身体各器官衰竭死亡。辛普森的死引起全世界对兴奋剂的广泛关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开始积极投入到反兴奋剂的领域中来。

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国际自行车联盟（International Cycling Union）率先禁用可提高成绩的药物。后来，在国际奥委会的协助下，其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效法国际自联，陆续开始禁用所谓的可提高成绩药物。

1967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成立，随后在1968年莫斯科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正式实施了全面的兴奋剂检查。国际奥委会还提出了一系列违禁药物名单，包括刺激剂、β-阻断剂，麻醉镇痛剂、利尿剂、促蛋白合成剂、蛋白肽等。其他滥用兴奋剂的方法，如血液兴奋剂以及利用药理学，化学和物理的方法使用兴奋剂也被禁止。1968年7月，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会议，讨论、总结了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首次正式实施兴奋剂检查的经验，并提出了将继续在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进行反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的方案。

各国政府、国际和国内的体育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继续推行反兴奋剂的主张。兴奋剂检查成为高水平体育竞赛的一个突出的特色。

自20世纪70年代初，激素类药物的使用成为国际奥委会，特别是其医学委员会下属的兴奋剂分会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这类药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运动员广泛使用。但当时人们还预见不到合成类固醇会有那么广阔的应用范围。最初，仅认为只有田径运动的一些投掷项目、举重以及搏斗项目中的那些重量级运动员，才有可能靠增大肌肉块头获益。然而，其它项目的运动员后来发现，合成类固醇能使他们在大运动量训练后更快地得到恢复，而且许多项目的运动员———从长跑到游泳，从短跑到自行车———都可从中受益。

英国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雷蒙德·布鲁克斯教授发明了一种既简单又可靠的合成类固醇分析方法，并将这种方法应用在1974年在新西兰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1975年4月，国际奥委会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有8名举重运动员药检结果为阳性，其中7人被证实使用了合成类固醇。

1983年，兴奋剂检查的分析过程进一步细化，检查的策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气相色谱分析和质谱测量大大提升了检测的精确度。同样在1983年，这项新技术引发了同年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泛美运动会上的兴奋剂丑闻。不计其数的运动员被检测出阳性结果，很多运动员为了逃避检查，甚至在比赛前就退出了比赛。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世界第一飞人”本·约翰逊丑闻引起国际田联和奥林匹克运动领导人的关注。在随后的司法调查中，他和加拿大其他优秀运动员还证实了一个当时已经流传几年的传闻：运动员们正在使用像生长激素这种因目前找不到满意的检测方法而未被国际奥委会禁用的物质。

汉城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着手统一所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滥用药物运动员的处罚标准。为减轻昂贵的法律诉讼费用，国际奥委会建立了体育仲裁法庭。由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已开始增加赛外药物检查的次数，一些兴奋剂管理方面的漏洞已经得到补救。

为确保兴奋剂检查方法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国际奥委会制定了一整套全面的运作程序和标准。成立于1987年的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于1989年正式通过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资格考试，取得了国际检测资格。目前是国际A级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时至今日，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已经第16年获得了资格认证。

三、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根本原因

在所有的比赛场上，运动员使用兴奋剂都基于相同的原因，即希望靠兴奋剂来提高成绩，夺取比赛的胜利。一般说来，当比赛的胜利未超出体育的范畴，即仅意味着一个橄榄枝编织的花环（古代奥运会获胜者的奖品）、一块含金量不高的象征性金牌和某项目的冠军称号时，运动员对胜利的追求或许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和证明自己的运动能力。一旦体育比赛的胜利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控制，被畸形地拔高到意味着国家荣誉和巨额金钱时，就产生了令运动员难以抗拒的道义压力和物质诱惑力。

虽然奥林匹克格言把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崇尚进取的愿望集中表述为“更快、更高、更强”，然而，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训练水平和运动成绩突飞猛进的今天，要夺取体育比赛的胜利已经越来越难。此外，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获胜，运动员必须具备真正的实力。于是，有一些畏惧艰苦训练、缺乏实力和自信、在现代高科技设备的精确测量结果和严格的比赛规则面前无法靠作弊取胜的运动员，就想投机取巧，把获胜希望寄托在使用兴奋剂上。

多年来，大众传播媒体的关注和巨额投资赞助也加速了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在奥运会等大型国际比赛中获胜，就可以一举成名并带来滚滚财源，这些难以抗拒的荣誉和物质的双重诱惑，也会使一些运动员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冒险使用兴奋剂。

国际体坛有案可查的一则“经典问答”，向世人揭露出了高水平竞技体育残酷的一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加拿大反对滥用药物组织主席、类固醇专家鲍勃·戈德曼曾经向198名世界优秀运动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你们五年之内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比赛中战无不胜，但你们吃了这种药，五年之后就会死去，你们愿意吃吗？”结果出人意料，竟有103名运动员（52%）回答说愿意吃。不难看出，在奥运会等重大比赛中获胜的吸引力如此之大，竟然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

四、兴奋剂检查程序

兴奋剂检测是指赛前、赛后甚至平时，各级体育组织派专门的检测人员对运动员进行检测，以确定其是否使用了违禁物质或违禁方法。兴奋剂检测分尿样检查和血液检查两种取样方式。自国际奥委会在1964年奥运会上首次试行兴奋剂检查以来，国际上一直采用的是尿检。直到1989年，国际滑雪联合会才在世界滑雪锦标赛上首次进行血检。

迄今为止，尿检仍是主要方式，而血检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用来发现那些在尿样中难于检测的违禁物质和违禁方法。例如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实施的血检，主要是针对异体输血。

兴奋剂检查程序主要包括选定接受检查的运动员、采取检样和样品分析三个环节。

（一）选定接受检查的运动员

在体育竞赛开始前，检测机构应同有关单项体育联合会和竞赛组委会进行磋商，确定接受检查运动员的数量及挑选受检运动员的方法。选定受检运动员一般以比赛名次、是否破纪录或抽签结果作为取舍标准，也可根据特殊情况任意指运动员接受检查。通常采用以下办法：（1）获得各项目第一名或前几名的运动员必须受检；（2）获得各项目第一名的必须受检，第二至第八名抽查；（3）从各项目的优胜者（如决赛前八名）中以抽签方式决定抽查一至数人；（4）从各项目的全体参赛者中，以抽签方式决定抽查一至数人；（5）在集体项目中，从各队中以抽签方式决定各抽查一至数人；（6）在有纪录的竞赛项目中，凡破世界纪录、洲纪录、全国纪录或运动会纪录者必须受检。

兴奋剂检查机构和有关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医务代表根据竞赛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如怀疑某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或对那些成绩有异常提高、被人揭发服用兴奋剂或有其他特殊情况者，有权在赛后立即指定其接受检查。

在平时，检测机构还要选择一些著名运动员进有赛外检查。

（二）采取检样

采取尿样的程序极为周密、严格，最多可列出约30款细则。其主要步骤和过程大致如下：检查人员将检查通知单交给被选定接受检查的运动员。运动员在通知单（一式两份）上签名确认后，必须在1小时内携带身份证明到指定的兴奋剂检查中心报到。在此期间运动员由检查人员陪同，不得排尿，候检室里应备有足够的密封饮料供运动员饮用。运动员到达检查站的时间及个人情况需要登记在记录单上。运动员还需申报自己最近三天来是否服用过任何药物，并由兴奋剂检查官员登记在记录单上。

运动员自己挑选一个干净的留尿杯，当着一名同性别的检查官的面，留取至少75毫升的尿量，取尿时不得有其他人在场。运动员自己从几套未使用过的、有号码的密封样品瓶（A瓶和B瓶）中挑选一套，先将留尿杯中的尿液倒入A瓶50毫升，再倒入B瓶25毫升。经检查官员检测留尿杯中残留的尿，若尿比重低于1.010或pH值不在5～7之间，则运动员必须留取另一份尿样。运动员盖紧并加封A瓶和B瓶后，将瓶子号码和包装运输盒密封卡号码记录在兴奋剂检查正式记录单上，然后将A瓶和B瓶装入包装盒并在盒上插入防拆密封卡。运动员本人、兴奋剂检查官员和有关体育组织的医务代表均需在兴奋剂检查正式记录单上签字，以证明上述留尿过程是按规定准确无误地进行的。

装有尿样的包装盒必须由指定的监护人运送，运送人和兴奋剂检查站的负责官员应在运送单上签名。尿样包装盒送到实验室后，必须由专门的负责人检查有无破损和偷换、核对运送单与盒内尿样的号码，签字验收，然后才能送交检测分析。

（三）样品分析

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收到尿样后应尽快完成检测分析。样品分析严格采用经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批准的技术方法。

如果A瓶尿样的分析结果为阳性，必须立即书面报告有关当局。兴奋剂检查机构的官员在检查核对后，应立即书面通知有关单项体育联合会，然后再按规定程序通知运动员及其代表团的官员，并尽快确定B瓶尿样的检测分析（复检）在同一个实验室进行，但由不同的人操作。反兴奋剂机构、有关单项体育联合会和运动员所属代表团均可派人观察检测分析过程。

如果B瓶的检测分析结果仍为阳性，则该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查结果即被判定为阳性。

五、WADA———国际反兴奋剂专门机构

1999年2月，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了世界反兴奋剂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着奥林匹克运动、联合国、各国政府、非政府机构、运动员以及医疗界的600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并通过了《洛桑宣言》、《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条例》和其他加强世界范围内反兴奋剂斗争的决议。这次大会被看作是向兴奋剂全面宣战。

1999年11 月 10 日，在国际奥委会的组织领导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在瑞士洛桑成立。该反兴奋剂机构的任务包括实施和扩大赛外检查、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制订反兴奋剂教育计划、逐步统一药物检测分析和使用仪器设备的科学技术标准与程序，以及每年制定和公布禁药名单。

2003年3 月 3 日，在国际奥委会的全力支持下，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主持召开了哥本哈根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在这次会议上，8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所有主要的国际体育组织，以支持一项决议的方式通过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A Code）。该《条例》是第一部为所有体育项目和所有国家制定的统一反兴奋剂法典。这预示着由国际奥委会开创的国际反兴奋剂斗争又有了新的突破。

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是中国奥委会下属的独立的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受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委托，在中国组织和实施反兴奋剂工作。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国家体育总局、国际体育组织的有关规定，研究、制定全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编制全国反兴奋剂工作的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协调、监督各有关体育组织的反兴奋剂工作。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工作宗旨是通过法定程序和手段，打击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维护公平竞赛的体育道德。

六、反兴奋剂领域的新问题和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下，包括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国际游泳联合会和国际举重联合会等在内的许多体育组织强化了反兴奋剂措施，许多国家也都加强了反兴奋剂管理工作，国际反兴奋剂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动向。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一种功能先进的高分辨磁质谱仪投入使用。该仪器的检测灵敏度提高了3倍，可以检测出运动员3个月前服用药物的代谢残留物。

经过多年的研究，检测血液兴奋剂的技术也取得了突破。继国际滑雪联合会1989年首次在世界滑雪锦标赛上进行血液检查后，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也开始在滑雪项目中进行血液检查。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还使用了同位素质谱检测新技术。据悉，由国际奥委会和欧盟设立260万美元专项基金的关于生长激素（hGH）检测技术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可望在几年内付诸应用。

2000年8月28日，在历时几年的关于检测EPO新方法的研究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国际奥委会正式批准在悉尼奥运会上进行血检和尿检相结合的EPO检测（既采用澳大利亚研究的血检EPO方法，也采用法国研究的尿检EPO方法，两种检测结果互相补充）。如今，无论是冬季奥运会还是夏季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都包括尿检和血检。

赛外检查也为更多的国际体育组织所采用，成为反兴奋剂斗争的有力武器。国际田联和国际泳联赛外检查坚持得最好，它们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乘飞机前往世界各国进行突击抽查。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首次进行了赛外兴奋剂检查。随后，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除进行传统的赛内检查外，也沿用悉尼奥运会的做法进行了赛外兴奋剂检查。

生长荷尔蒙，简称hGH，尽管是一种荷尔蒙，但hGH的工作机理却像是合成代谢类固醇，能够帮助人体迅速增长肌肉群。如果运动员服用hGH，将大大提升身体运动机能，并缩短疲劳恢复时间。2003年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宣布已发现检测生长荷尔蒙的方法，并已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加以实施。发现检测hGH方法是世界反兴奋剂斗争的又一大胜利。

基因科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也为运动员使用基因兴奋剂提供了可能。基因兴奋剂是指通过改良遗传学成分来使机体产生更多激素、蛋白或其他天然物质，从而增进运动能力。基因兴奋剂虽然可能给人体造成巨大的损害，但可以迅速提高选手们的速度、耐力，并使得选手变得更加强壮。在基因技术的研究还处在试管阶段时，就有一些性急的选手开始使用基于这一技术的新型兴奋剂了。虽然2004年夏季奥运会加强了反兴奋剂检测，但现有的血检和尿检无法检测出基因兴奋剂。虽然目前还没有检出基因兴奋剂的有效方法，但是为了取得反基因兴奋剂战斗的主动权，WADA已于2003年将基因兴奋剂列入禁用药物和方法之列。同时，WADA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正在加速研究和开发新的遗传学检测技术。

奥林匹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对兴奋剂的本质下过著名的“死亡定义”：“服用兴奋剂是欺骗，也是走向死亡。它引起生理上的死亡———通过使用不正当的操作手法严重（有时是不可逆地）改变人体正常的生理作用。造成肉体上的死亡，正如近年来一些悲剧性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导致精神上和理智上的死亡，即同意进行欺骗和隐瞒自身的能力，承认在正视自我和超越自身极限方面的无能和不求进取。还有道德上的死亡———拒绝接受整个人类社会所公认的行为准则。”

2001年，医生出身的雅克·罗格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上任伊始，他就声称要在其8年任期内，坚决进行“反兴奋剂战争”。果然，在其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的首届奥运会———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总共进行了1997例兴奋剂检查，这与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621例相比，检查数量急剧增加了200%多，创造了冬奥会的历史纪录。这表明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罗格上台后，奥林匹克反兴奋剂斗争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面对史无前例的严厉反兴奋剂围剿，服用禁药的运动员却依然冒险服药，这充分证明了奥林匹克反兴奋剂斗争依然形势严峻、困难重重，有待各国政府和体育组织重新研究对策，继续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第四节 奥运会的环境问题

神奇的大自然赋予了人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其中绿色是现代社会中最令人向往和追求的色彩。为什么呢？因为绿色是大自然的主色调。现代社会越来越脱离大自然，人们向往绿色实际上是向往大自然；是期盼我们生存的环境能得到保护；也是希望地球的生态平衡不再被破坏。

环境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但是作为全世界影响力量大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长期以来，在环保方面给世人留下的似乎是麻烦。一些国家为修建滑雪场和高尔夫球场而砍伐大片森林；为举办各种大型体育赛会而不惜毁坏森林、农田和绿地，大兴土木修建体育设施，造成对环境的严重破坏。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前，每届奥运会结束后，遗留给主办国的是城市环境受污染、生态环境受破坏的结果。这些现象引起人们的思考：体育运动是一项有益于人类健康的事业，为什么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去求得体育运动的发展呢？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破坏，那么即使体育得到发展又有什么意义？经过反思，人们认为各种体育活动的开展及运动会的筹办，也应尊重环境并与环境保持协调一致，从而保证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991年，国际奥委会对奥运宪章作了修改，要求争办奥运会的所有城市于2000年起必须提交一项环保计划。在1992年的世界环境会议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首次提出了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主张。之后，他提出要把环境保护作为奥林匹克精神中仅次于体育和文化的第三个方面。奥林匹克新宪章规定国际奥委会的职能之一是“督促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时有关机构对环境问题予以认真关注，鼓励奥林匹克运动对环境问题的认真关注并采取措施，教育一切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人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北京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绿色奥运的口号。那么什么是绿色奥运呢？

一、绿色奥运的含义

绿色奥运是指奥运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应以不破坏自然环境为前提，注重可更新能源的利用，水资源的保护，废物利用和管理；保护适宜的空气、水和土壤；保护古建筑等自然和文化环境。因此，绿色奥运已不仅仅是指种草栽花植树，它的深层含义在于体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于体育、文化和环境的共生，在于体育对促进文化、环境与人的和谐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它的核心理念和最终追求是以绿色奥运为旗帜的生态体育。

北京2008奥运会所提出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这三大主题应当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而绿色奥运作为三大主题的核心，不仅指绿色环境，还包括绿色科技、绿色人文的涵义。

伴随着生态意识的日益增长，人们开始从奥运会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角度来重新考虑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主义的文化不可动摇地植根于自然。文化和环境是国际奥委会迈向第三个千禧年时最关心的两件事情”（萨马兰奇，1994年）。作为一项大的工程，奥运会从筹备、举办到会后的设施整治和利用都涉及到一系列的自然环境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每一届奥运会在结束后都不可避免地遗留给主办城市一些环境受污染、生态受破坏的烦恼。大量的空间被运动设施、通往设施的道路以及附近的停车场和其他服务设施占用，空气被超载的交通量污染，体育运动产生的噪音成为与城市和自然领域不协调的音符。对此，国际奥委会已经制定了环境政策，并与奥运会组委会、举办城市当局以及举办国当局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从80年代后期开始，奥运会的计划、组织和运作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对环境问题的考虑。1994年的利勒哈墨尔冬奥会开“绿色奥运会”之先河，为奥运会树立了良好的生态保护形象。以办“绿色奥运会”为主题的悉尼组委会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口号：“环境保护主义，新的奥林匹克精神。”该届奥运会的所有设施都融入了新的环保精神：节能节水，重复使用，把废物和污染降到最低水平，以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并创造了三项“绿色”的世界第一。这些成功范例表明，平衡体育运动、生态环境、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促使奥运会成功的必要因素。而北京提出的“绿色奥运”这一主题正确切地描述了我们心目中所向往的文明都市的蓝图，也体现了人类“与自然沟通、和生命对话”的良好愿望。

随着时代发展，一些高新科技如信息科学、生物遗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新型材料科学等已经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科技也常常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误用而造成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应当把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统一起来，既不能离开科技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因为那样就无法满足奥林匹克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科技的开发，以免对自然造成破坏。要实现真正的发展，我们必须把促进奥林匹克当前的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如射击场可以不再使用装子弹的手枪和步枪，而通过激光光束来充当子弹，以节约材料、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奥运会成为了高新科技的“实验室”。现代科技似乎在奥运会的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应用点，将已接近人体极限的运动成绩再提高一星半点。同时人们盲目地迷信和崇拜科技，却忽视了科技向运动员提供成绩的同时也为竞技运动本身蒙上了一层阴影。从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开始，人们就走上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反兴奋剂的斗争之旅。在检查者和服用禁药者之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欺骗者总是试图借助科技寻找到一些新的药物和方法战胜检测系统，而检查机构则努力改进检测方法。虽然总有些人成为漏网之鱼，但服用兴奋剂毕竟是一种负面文化，它终将被踢出绿色奥运的大门之外。

奥林匹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用于人的不仅仅是一种体育力量，还是一种文化力量，它对人的行为趋向、道德升华、文明导向等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奥林匹克理想表达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体育道德的推崇，但是奥运史上频繁出现的贿选丑闻、裁判执法的不公、过度的商业炒作玷污了奥林匹克主义崇高的价值理念，践踏着的公平竞争精神，使“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的理想化为泡影。例如，参加第26届奥运会的美国“梦之队”不屑与全世界的运动员共住一个奥运村，而住进豪华宾馆，在他们乘坐的豪华专车队伍前甚至有警车开道。这些所作所为给崇尚友谊、平等的奥运会蒙上了奢靡的阴影，破坏了运动员在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对于青少年的榜样作用与教育价值也无从谈起。绿色人文就是要将绿色理念浸润在奥林匹克理想和原则中，克服人的异化，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并使之与社会协调共生。北京的绿色人文强调以人为本、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协调、平衡和共生。

绿色奥运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更应是一种理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意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这座古老的文明城市必将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绿色奥运理念的信使，为奥运史册烙下浓重的绿色印记。

二、绿色奥运的重要性

奥运会是世界范围内的体育盛会，而绿色奥运在维护和平、增进友谊、改善环境、促进文明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绿色奥运使北京赢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无疑意味着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信任，充分表明了中国在提高国际地位方面，又矗立起了一座里程碑。中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当为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奥运会的举办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绿色奥运的价值是否起到了应有的效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绿色奥运能够全面地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更充分地向全世界展示我国举办奥运会的独特风格。有绿色奥运的参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即将成为具有全民族特色的体育最高盛会。

在提出了绿色奥运的理念之后，北京针对绿色奥运的核心———环境问题，制定了相应的目标及策略，目的在于积极有效地推进绿色奥运的进程。

三、“绿色奥运”的目标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制定的《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北京市在城市和生态保护方面将主要做好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建设两大方面的工作。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北京将以防治大气污染和保护饮用水源为重点，实现城市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的显著改善；优化城市能源结构，大力引进和发展天然气、电力等优质清洁能源，以防治煤烟型污染；严格控制机动车辆废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以防治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污染；削减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以防治工业污染；同时还要积极防治城市地区的扬尘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电磁辐射及放射性污染等，加强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大力推广应用环保新技术和新工艺等。

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北京市将在防治环境污染、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时，以造林绿化、防沙治沙、合理利用水资源等为重点，构筑良好的生态基础。建设首都绿色生态屏障；推进城市绿化美化；防沙治沙，防治水土流失，加强生态农业建设；提高公民的水资源忧患意识，合理利用水资源，最大限度地保存清洁水源，做好污水处理和再利用工作，节约用水；加强水库、森林、草场、矿产、水产渔业、生物物种、旅游胜地等重点区域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划定禁采区、禁垦区、禁伐区，加大保护力度；全面整治城市环境。同时，要努力提升广大市民的生态文明修养，倡导公众选择绿色消费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当然，“绿色奥运”并不仅仅是北京市的事情，全国其他地方也要在这个旗帜下，在迎接奥运会举办的过程中，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绿化祖国、美化祖国的实际行动支持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的举办。

北京绿色奥运的战略目标就是实施国际奥委会制订的《奥林匹克21世纪议程》，通过绿色奥运，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使奥林匹克资源利用效率更高，使奥林匹克精神传播更快，让世界人民真正了解绿色奥运的内涵，共同分享绿色体育的观念，以促进全世界社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四、实现“绿色奥运”的策略

积极宣传，全民动员，让“绿色奥运”落实到每一个公民的行动上。为了使绿色奥运落实到实处，北京应广泛动员市民、民间社会团体和其他非政府力量进行环保宣传，做到政府承诺，公众参与，让环保走进生活，号召人们采取尊重他人、尊重环境的生活方式，让每一位市民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绿色奥运”行动中。除此之外，北京市更出台了更为具体的《绿色奥运环保行为100例》。这种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的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便会取得惊人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有益，而且对中国公民环保意识的形成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也会产深远的影响

制定严格标准的环保计划和有效的环保监督机制。北京奥申委和20家在京环保民间组织共同制定了《绿色奥运行动计划》，该计划包括增加绿色植被、改善交通、节水节能及减少污染物排放等多方面。建立有效的环保监督机制是绿色奥运能否实现的关键。建立一个有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市民参加的监督组织，对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的各项目标的落实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及时提出整改措施，使一个绿色的北京早日到来，为绿色奥运增色添彩。

广泛开展利用高科技。在建设设计、材料、能源、垃圾处理等方面充分利用高科技，使其更符合环保的要求。

汉城（首尔）、巴塞罗那、利勒哈默尔、亚特兰大等城市举办奥运会时的环保措施见表2。

五、我们能为2008北京奥运做什么

2008年北京奥运为北京以及全中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作为东道主，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就环境问题而言，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我们可以从身边做起，保护身边环境；我们可以植树造林，改善自然条件；我们可以提高自身素质，为奥运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我们可以……

总之，“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把2008北京奥运办成史上最有特色和最成功的体育盛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