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
小安的写作是很特别的。当然，如今写作的人都觉得自己特别，都觉得特别是对自我的一种夸赞，标新立异乃是很多人自诩的值得为之努力的重大目标，有时候甚至是惟一的。但小安的特别有些不同，毫无外在的特征可言，她使用最单调的语言写着最不起眼的诗，却能够气象万千，实属奇观。
语言上的简约、清晰在部分写作者那里已是一种审美共识，但简约和清晰并不是任何人都玩得转的，实际上它的难度极大。凌空吊起一根钢索容易，你还得在上面健步如飞，还得翻跟头，玩出各种招式。长期的训练自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朴素之心，镇定、机敏、家常……否则你就会跌落，只余钢缆横空飞过，像几条难看的电线。小安的特别就在于她身处某种特别的审美视域，却能做到卓尔不群。她不是一个电线制造者（和一些人不同），而是钢缆上的舞蹈家。
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除了杰出的禀赋和一颗敏锐的诗心外，我觉得和小安的态度有关。小安的态度，简言之就是没有态度。这件事上我一直纳闷，甚至比她的诗歌更让我感到好奇。
一个写作者和当时当地的写作环境总是构成某种关系，紧密的或意识上刻意疏离的，小安二者都不是。她不是一个在功利效果上积极进取的诗人，这不说了，但也不是遗世独立的拒绝者，没有那样的愤懑也没有那样的紧张。小安似乎不生活在今天的时代，写作对她来说是另一件事，不炫耀也不害臊，当然也不是自得其乐的玩具。没人待见的时候很安详，有人鼓噪的时候不摆谱，有足够真诚而绝不阿谀的感激。不卑不亢不足以形容，自然而然也不定准确，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神秘。
持各种姿态和自我感觉的诗人我见过不下几百，但从未见过像小安这样安详（在对待写作和诗人身份这件事上）实际上却难以捉摸的人。我只能理解成写诗或者写作在小安那里是一种与她的内在生命密切相关而与外在生活（包括写作生活）有遥远距离的东西。有时候远即是近，因此小安对外在的诗歌活动，对诗坛中的人或者事并无一种决绝的拒斥，迎合当然更谈不上。小安身处当代诗歌写作这件庞大的事物中，却给我以洞穿而过的飘然之感。
这样的人或者事不说绝无仅有，却也委实不多，“它”的存在就像某种标杆一样，甚至是某种道德标杆（写作者或者写作的道德）约束着我们，至少是我。一想到有小安这样的“同行”存在，你下笔做事都得谨慎着点儿。
说句比较不负责任或者绝对负责任的话，小安这样的诗人写小说肯定不会差，而且会很好，肯定会有某种特别异样而让你惊喜的东西。况且我读过小安的小说，以上的话是有双重经验作为保证的，我阅人的经验以及阅读小安小说的经验。小安这样的写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无路可逃的，也就是说她想写得差都不可能，因为她从不想写得更好。小安是典型的“跌到高处”的人，而非那种向往好因而可以更好的作家。小安就这么写着，你就这么读着，于是就有福了。
几乎所有了解小安的朋友都会劝她多写一点，可从来没有人这么劝我。这不是因为我写得多，小安写得少，而是，我不写的东西可能也会有人写出，即使写不出，那也没关系，因为并非是多么值得一写流传于世的东西。小安则不同，她不写的东西就没人会写，而那些没写出来的（包括她已经写出来的）则的确是财富，从价值的意义上说不可替代。
所以，有时候看小安我也很着急，她就像一个秉承某种将要失传的古老秘密的人，挖掘并流传下去多么重要，也甚为紧迫。多写一点是一点。
小安让我给她的小说写序，我很惶恐但也感到十分荣幸。但由于忙于杂务，此事又必须慎重以待，因此一直拖延到今天。此文的散乱、言不及义有目共睹，但为了小安的小说能顺利出版，我也就只好勉强了。时间紧迫和缺少足够的专注是我自辩的理由，还请小安及小安的读者原谅。好在这里的重点是引介小安的小说，并非听我唠叨。再强调一遍，引介而已，不敢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