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总是入不敷出，但这一时期我们的生活还算安宁。可这种安宁令雷蒙德坐立不安。他离开伦敦去了巴黎，春天的时候他多次发电报恳求我们也去巴黎，于是有一天母亲和我就收拾了行李，搭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客船。
穿越了伦敦的大雾，我们在一个春日的早上到达了法国瑟堡。对我们而言，法国就像一座花园，从瑟堡到巴黎，一路上我们都探出头看风景。雷蒙德在车站接我们。他把头发留长了，一直垂到耳际，穿一件翻领衫，打着领结。对他的打扮，我们多少有些吃惊，他解释说这是他所在的拉丁地区最时髦的打扮。他带我们回他的住处，不想撞到一个小小的女店员跑下楼来。他请我们喝了据他称价值30美分一瓶的红酒，之后我们就出去找工作室了。雷蒙德只会两个法语单词，我们就沿着街找“Chercher atelier”。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个词在法国不仅仅指工作室，还泛指任何一种店铺。最后天色将晚，我们才在郊区找到一间带家具的工作室，月租金只要50法郎。我们惊喜得很，预付了一个月租金。起初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住进去当晚，才知道什么状况。原来这间屋子位于一家印刷厂的正上方，而这家印刷厂是夜间开工，所以一到晚上楼下就像地震一样，震得我们的工作室地动山摇。所以这间工作室如此便宜。这多少让我们有些丧气，但50法郎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已经算是一大笔钱了，所以我宽慰大家说，就想象我们是在海边随着大海的波浪摇动。门房提供餐饮，午餐25分，晚餐1法郎，包含红酒。女门房常常端来色拉，礼貌地提醒我们要搅拌一下。
雷蒙德没有追求那个女店员，而是整天陪我。我们常常早上5点钟就起床，这就是我们初到巴黎时的热情。我们先从卢森堡公园里跳舞开始，我们还跑遍巴黎，步行数公里，去卢浮宫里消磨时间。雷蒙德在那里描摹希腊花瓶，而我则凭着自身对艺术的理解，在卢浮宫里翩翩起舞，我们每天在那里流连忘返。在巴黎，我们没有钱，也没有朋友，但是那些都不重要。
卢浮宫就是我们的乐园。我们的衣着打扮令一些人诧异，我们的言行举止令一些人怀疑，但我们丝毫不改初衷，勇敢地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卢浮宫关门时，我们才步行回家，就算只吃白豆、色拉，喝红酒，我们也心满意足。
雷蒙德的素描进步神速，几个月下来，他描摹了卢浮宫里所有的希腊花瓶，后来都出版了，其中有些貌似人物画像的画作，其实是我裸体跳舞时的侧影。
除了卢浮宫，我们还到其他的博物馆去参观，比如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雷博物馆、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其他的博物馆。我特别喜欢歌剧院和凯旋门前的雕刻作品，面对这些我们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伟大的作品，我们全部驻足景仰，年轻的心灵为之振奋。
春去夏至，我们迎来了1900年万国博览会。一个早上，哈雷出现在我面前，令我狂喜，雷蒙德却相当恼火。哈雷是来参观博览会的，之后我和他便形影不离。他真是一个绝佳的向导，白天我们游历博览会，晚上就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用餐。他相当体贴，总是在我累的时候让我坐旋转升降椅。我觉得博览会的展出品比不上卢浮宫的作品，所以总是感到疲倦，但是我很高兴，因为在我所景仰的巴黎，有我仰慕的哈雷陪着我。
每逢周日，我们就坐车去郊外，在凡尔赛花园或者圣杰曼森林里游逛。在森林里，我跳舞，他画素描。就这样过了一个夏天。但是雷蒙德却并不快乐。
不过万博会上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日本悲剧舞蹈家佐贺洋子的舞蹈。那时候我们每天去欣赏她的舞蹈。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便是游览罗丹馆。那里陈列着这位雕刻家的所有作品，多数都是首次公开展出。当时我还不知道罗丹，只是在他的作品面前肃然起敬，他的作品仿佛带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每次去那里，听到有人指着雕塑的头议论“雕塑的头呢”、“胳膊呢”的时候，我就会转身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体，而是一种象征，是人类对理想的渴盼和呼唤。
秋天快到了，万博会也即将结束。哈雷该回伦敦了，走之前，他把我托付给了他的侄儿查尔斯·努夫拉尔。努夫拉尔是个25岁的年轻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学识丰富，对美术、音乐、建筑均有涉猎，使我得以接触到完整的法国艺术教育。他把我照顾得很周到，通过他，我还认识了雅克·比格尼斯和安德鲁·伯尼尔。他们很快成了我家的常客。他们还把我介绍给其他的朋友。那时候我正致力于研究肖邦的前奏曲、华尔兹舞及玛祖卡舞，母亲的伴奏饱含深情，坚定有力。雅克·比格尼斯的父亲是知名的雕塑家，母亲圣马索夫人举办的沙龙是全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雅克想到了一个主意，就是邀请我去他母亲的沙龙，并为其宾客演出。我们先进行了一次彩排，一位颇有天赋的男人为我伴奏，我的表演很快吸引了他。
“太可爱了，”他大叫着，“太迷人了！”他把我揽入怀里，以法国人特有的方式亲吻了我。他就是著名的作曲家梅萨热。
演出之夜来临，那群观众都友好而热情，为我叹服。舞蹈还未结束他们就争着夸赞我。第一曲结束，一个眼神矍铄的瘦高个男子，过来拥抱我。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小的时候人们都叫我洛丽塔，他接着亲吻了我的眼睛、脸颊和嘴唇，这时圣马索夫人过来牵着我的手说：“这就是伟大的沙多。”
事实上，我在这里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他们也在这里欣赏到了我别开生面、令人心旷神怡的舞蹈，我的三位朋友很开心地送我回家，在他们看来，我的演出非常成功。三人中间，我最中意的不是善解人意的努夫拉尔，也不是一表人才的比格尼斯，而是个子矮小、面色苍白，圆脸上戴副眼镜的安德鲁·伯尼尔。他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抑扬顿挫的朗诵使我了解了法兰西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经常乘坐塞纳河上的公共马车到城岛去，凝视着月光下肃穆凝重的巴黎圣母院。圣母院是法国哥特式教堂的第一代元老，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混合的奇特产物。伯尼尔熟识这个建筑物正面的所有雕像，他向我讲述每一块石头的来历。有时候对于伯尼尔神经质的举动，我一点也捉摸不透。他总是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几十分钟默然不动，却也从未主动挽过我的手臂；他会在我额上久久亲吻，却不肯触碰我的嘴唇。有一天，我们坐在墨登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有四条交叉的路。伯尼尔为它们一一命名。右边那条叫“成功”，左边那条叫“安宁”，笔直向前的那条叫“不朽”。
“那么我们坐着的这条呢？”我问。
“爱情。”他低声回答。
“我宁愿留在这儿。”我高兴地喊道。
意外的是，他只说了句“我们不能留在这儿”，就站起身来沿着那条叫“不朽”的笔直大道远去。
我感到失望和困惑，追上他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我。他只是一言不发，把我送到了工作室门口。
在以后的一年里，我也想过办法来吸引伯尼尔的注意，期待友情转化为爱情，但以失败告终。对此，我深受打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不爱我。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我开始赌气地与三人中间最英俊的那位示好。与安德鲁的保守作风不同，他是单刀直入派。然而这次经历也以失败告终。一天晚上，我们用过晚餐并喝下一些香槟后，他带我去一个旅馆开房。我兴奋地颤抖着，就要体尝到爱的滋味。我倒在他的怀里，在他炽热的爱抚攻势下，心醉神迷。可他突然停下来，跪在床边，开始向我哭喊，“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你是圣洁的天使，谁也不能碰你！快把衣服穿上！”
他全然不理我的抽泣，只是给我披上外套，匆匆把我送上了车。一路上他都在自责，看他这样我害怕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