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间，成都已经算是一个城市，而我的家乡郫县还是一个只有四条街的小县城。从成都回郫县要去城西的长途车站赶车：一群人提着行李，提着编织袋袋，提着纸箱子，抱着箩筐，挤在候车点，不管吹风下雨出太阳，总之翘首以待；等上半个多小时才有一班车，还是辆破破烂烂的小中巴，然后所有的人就一拥而上，这个挤那个，推，拉，脚不沾地地跌进车里；坐不到位子的就拖出小板凳来坐在过道上，过道也满了，还可以在车门后面的台阶上再蹲两个，不管怎么说，能赶上这趟车就是谢天谢地——中巴载着这满满一车的人开出成都，从西二环开到西三环，顺着成灌公路往郫县开去。
一路上的风景可谓惨淡，树木都蒙着厚厚的灰尘，骑着嘉陵摩托或者电动三轮的人时不时要从马路上横穿，有钢板厂，石料厂，木材厂，还有农田，往往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车上有人就要吼一声：“师傅！在这儿下车！”——车就停下来，这个人就拖着他的行李下车，消失在灰扑扑的马路上。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这些消失在半路的乘客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谜：从他们下车的地方，连接过去，是他们的房子，牲畜，妻子孩子，还有父母兄弟——好几年以后，在我开始写的“平乐镇”故事里，他们都成了我的父老乡亲。
我对我们的生活生来悲观。我所看见的世界就像十年前从成都回郫县的那条马路，肮脏，无序，混乱，尘土飞扬而令人窒息；公车上的人们像牲畜一样被圈在一起，接踵摩肩，呼吸着对方上一秒吐出的口痰——我相信这样城乡结合部是我的伊甸园，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诗意。
2008年春节我写了《五月女王》，这是第一部彻头彻尾关于“平乐镇”，也就是我的故乡郫县郫筒镇的长篇。我写了我长大的小镇，四条街，一个十字路口，梧桐树还有肥肠粉，还有我们镇上各种各样的人，从长辈嘴里听说的，小学同学的祖父母，甚至在马路上遇见过的——而，当我回想着他们，描述着他们，把他们写在纸上的时候，我自己也变了。这些经年累月从书本上和课堂上得到的知识；那些因为想要成为“作家”而修养和学习的教育都脱落下来，我又成为了一个野孩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满街上跑来跑去。
我的父母用各种文学名著把我喂养长大，从学前班一路读到博士，所以我总是想变得更好，更漂亮，更文明，更进步——但我终于在这一天发现，自己所沉迷的原来是我们镇的肮脏、丑陋和粗俗，我想用世上所有的诗意和美好来描述它，来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深深地崇拜并热爱着它。
《我们家》是我的一个“平乐镇”长篇。我写它写了断断续续的大半年。从二十三岁到二十六岁，从《五月女王》到《我们家》，我把“平乐镇”从南街写到了西街，从孩子写到了中年。《五月女王》是我对故乡的抒情诗，《我们家》则是一篇我要求自己完成的学术论文。我希望能通过写《我们家》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虚构；第二是如何更贴身地来处理日常的粗鲁。最后的结论是：我必须感谢“薛胜强”，我的主角，一个豆瓣厂老板，他用他的粗暴和愤怒，酣畅和蓬勃的情欲启发了我，矫正了我，指导着我去成为一个能真正有资格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家。
另一方面，我对小说这件事也充满了悲观：我怀疑它是否有能力真正地反映芜杂的生活，我怀疑它对世界上的人是否有用，我怀疑它的出现和被阅读归根结底都是无聊的结果。换句话说，我无法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具有荣誉感，甚至使命感——十几岁的我们相信“才华”，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但这些最终被证明只是儿童似的天真烂漫。
快要三十岁的时候，或许我还可以是个年轻人，但我对小说的要求变少了。我不需要它表达图景，呈现意向，隐藏结构，更不用说传达什么道理——它只是一个陪我度日的小玩意——《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玩意：它写了一小家人的小故事，吵吵闹闹，磕磕绊绊，互相心里骂对方然后笑眯眯的。在题记我写“这个故事有点慢，睡瞌睡前看一看”——也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我们生来都有历史的痛感和国家的命运感，总希望能一口气吐出黄河来。《我们家》里面的“豆瓣”，当然也就是我们郫县著名的“郫县豆瓣”。最开始，我爸爸知道我准备写一个关于“郫县豆瓣”的小说，对我说：“你应该写成一个史诗性的故事，讲讲郫县豆瓣的历史，写几个家族的几代纷争，要写出厚重感。”我说：“你这是要改编几十集的电视剧大戏啊？——你女儿我可没那本事。”
我是真的没那本事——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意识到自己没有那样的本事。于是本来可以改编历史大戏的“郫县豆瓣传奇”被我写成了一个豆瓣厂长在老母亲，老婆和二奶中间打转的尴尬故事，这对我爸爸的那一代读书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好题材的浪费。
但我个人把它当成一种进步，当成我作为小说家的成长。就是说我成了一个大人，所以我开得起玩笑，掂得清自己的斤两，心甘情愿地小打小闹。比起二十五六万字的《五月女王》，《我们家》只有轻飘飘的十三万字——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还远远没有那个力量，我对我的“平乐镇”还是个门外汉，所以我写它的故事会越写越短，越写越小：从二十多万到十多万，然后到几万：今年，我写的“平乐镇”都成了短篇。
是的，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对小说的力量还充满怀疑。对于我的故乡，我的“平乐镇”，我了解得太少，想得太浅，能写出来的也就是一点点，好在我从来是个自得其乐的人，当个“小”作家对现在的我正是舒舒服服的事。
世上的故事总是讽刺。小时候我走在灰漆漆的郫县街上，总是想着要赶紧长大离开这里；十几年前老被人叫“少年作家”，我也气急败坏地想写个巨著来证明自己的成熟——现在我走也不想走了，长大也不着急了，可能是脸皮厚了的缘故，有时候回郫县看我爸爸，走在街上，猛然一个大广告，说有个火腿肠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这对火腿肠或许是好事，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
颜歌于2013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