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陆澄录(5)

【48】

问格物。

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问：“‘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

曰：“然。”

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

先生曰：“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正心则中，身修则和。”“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注译】

陆澄问先生格物。

先生说：“格，就是正。纠正歪曲的，使之归于正。”

接着问道：“‘知止’就是知道至善在我的心中，原本不在心外，志向尔后才能安定，是这样吗？”

先生说：“是的。”

又问：“格物是否在动时用功？”

先生说：“格物没有动静之分，静也是物。孟子说‘必有事焉’，指的动静都有事。”“工夫的难处全落在格物致知上。这就是诚心诚意的事。意既诚，大体心也是端正的，身也自然修养。但是，正心修身的功夫有不同的用力处。修身是在已发上，正心是在未发上。正心则中，身修则和。”“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然说‘亲民’也是‘明德’的事。‘明德’是自己心的德，就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倘若有一物失所，便是我的仁有不完善的地方。”“至善就是性，性本来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恶，于是叫做至善。上至善，就是恢复性的本来面目而已。”

【49】

问：“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如此说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注译】

有人问说：“知道至善就是我的性，我性在我心，我心就是至善存留之处。则我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向外求取，志也就安定了。志定就不会有纷扰，就会安静下来；安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就会一心一意在至善处。千思万想，务必要求得这个至善，因此，思虑就能达到至善。这么说，对吗？”

先生说：“大致如此。”

【50】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

【注译】

有人问：“程子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何墨子兼爱的学说主张反而不能称为仁呢？”

先生说：“这一言难尽啊。主要还得诸位自己深刻体会才行。仁是造化生生不息的理，虽然弥漫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但其流行发生也是一步一步，所以才会生生不息。例如，冬至的时候一阳开始产生，必定从一阳开始而后渐渐才会有六阳。如果没有一阳的产生，怎么会有六阳？阴也是这样，唯有渐进，所以就有一个发端处。也因为这个发端处，所以才能生。正因为能产生，所以会不息。譬如一棵树，它开始抽芽，便是生长发端处。抽芽之后便会长出树干，树干长出之后会生出枝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没有树芽，怎么会有主干和枝叶？能抽芽，必定是地下有树根，有根才会生长，无根便会死去。没有树根怎么会抽芽呢？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情感的发端处，如同树木的抽芽。从此仁民爱物，便是生长树干和生出枝叶。墨子的兼爱是无区别的，将自家的父子、兄弟与陌生人同等看待，这就等于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道他没有根，便不能生生不息，又怎么能称作仁呢？孝、悌是仁的根本，仁理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

【51】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注译】

有人问道：“延平先生说：‘当理而无私心。’当理和无私心如何分别呢？”

先生说：“心就是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于理，不合于理便是私心。如果把心和理分开来讲，恐怕也不妥当。”

【读典心得】

要把知行合一做到极致

王阳明曾在一次深夜静坐中顿悟：仅仅懂得哲学的含义是不够的，要想成功地立业处世，还需要另外一种神秘的工具——“知行合一”。

后来，王阳明在平息王朱宸濠的叛乱时利用的也正是这一工具，因为他知道跟叛乱者讲哲学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彻底展开武装斗争，才能夺取和巩固政权。而在古希腊，也有一位把知行合一用到极致的人。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这句话想必很多人都听过，它源于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虽然没有用杠杆撬动地球，但是他却用杠杆撬动了战争的天平。

阿基米德出生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小城叙拉古，自幼喜欢读书，11岁时被父亲送去当时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学习。学成归来之后，他因为才华出众被国王聘请为顾问。当时，国王为埃及王造了一艘大船，但是因为体积过大，出动了上百人都没有把这艘船推入水中。阿基米德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利用杠杆原理设计了一套装置，将大船轻松地推入海中。国王大为惊讶，随后委托阿基米德建造一些守城设施来抵御罗马的进攻。阿基米德领命之后又设计了出了威力巨大的投石机，石头也因此成为了古罗马时期的“导弹”。

公元前213年，罗马军队举军来攻打叙拉古，这支由马塞鲁斯率领的罗马军队共有60艘战船，每艘战船上都有三层甲板，由150名水手划桨，承载了75名士兵和25名军官。其中有8艘战船经过改造，两艘连在一起，上面装载着威力巨大的攻城机械。罗马军队靠着这支军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几乎攻无不克。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阿基米德。

当罗马战船靠近城墙时，那些通过杠杆发射的大石头呼啸着向罗马舰队砸去，有些战船当场就被砸沉，有的虽然能够勉强驶近，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更多的石头袭击，罗马士兵纷纷被打落水中。

在普鲁塔克撰写的《马塞鲁斯传》中对此次战役有着详细的描述：“实际上，其余所有的叙拉古人所起的作用都赶不上阵地上阿基米德的机械，而阿基米德则是激发这些机械的灵魂人物。所有其他的机械都闲置无用，阿基米德的抛石机成了全城所用的攻防武器。”

最后罗马人畏惧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只要一看到叙拉古城头射出一根绳子或是木梁，他们就喊着阿基米德又将某种武器瞄向他们，于是就转身逃跑了。

有很多人称这是阿基米德和罗马舰队之间的“一个人的战争”。他们认为战争的光荣全部是阿基米德一个人的，因此，数学家阿基米德又多了一个头衔：伟大的兵器家。

知识，能够帮助一个国家获得战争的胜利；知识，能够让一个人受到对手的尊重；知识，可以说是人们最需要的东西。

阿基米德因为拥有知识，成为了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受到了敌国的尊重、后人的敬仰、国人的爱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知识的力量几乎是无穷尽的。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竞争的世纪，谁拥有了知识，谁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那么，知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拥有了知识，又该如何行动呢？

《论语》里有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字面上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经常复习功课是快乐的。但如果我们从先人最早创造这些字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对这句话的语义有新的发现。比如“习”字，它最早的字形是，上面是羽毛，下面是日，表示小鸟每日在飞。“习”字引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含义：行动，即实践的意思。因而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就成了“学了立即去做是很快乐的”，并成为了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也就是我们上文提到过的——知行合一。

事实上，知而行不仅是快乐的，也是必需的。作为一个人是这样，作为一个企业组织也是这样。从逻辑关系上讲，知是行动的前提，行是知的结果。如同我们具备什么样的思维，就会产生基于这种思维的行动。而同时，行的过程也是知的过程，通过行动吸取新知识，新知识继续指导行动，最终才能取得预期甚至超过预期的行动结果。

对于知行学说，中国历代哲人们曾有过充分阐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佛教诸宗、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子、颜元、谭嗣同、孙中山等人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易等各有所论。知与行的讨论，自古至今从未停止过。“先知后行”、“先行后知”以及“知行合一”等诸多观点一直是人们研究的对象。

这里，收集了一部分思想精辟的格言：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三思而后行

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

未知事实，不可虚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学而必习，习又必行

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

……

中国文学讲究简约，一针封喉。上述之格言，均是历代先贤关于“知与行”的总结，寥寥数字，讲出其思想精要之处。有很多思想，仍然非常有意义，值得我们去借鉴。下面，我们通过分析几个代表人物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知行的理解：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强调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即“致良知”，但如何使人的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呢？王阳明主张“求理于吾心”，即“知行合一”。他用主体包容了客体，将客体的独立性、自然性和物质性否定了。对于“行”，他解释道：“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所以，王阳明的“行”范围很广，包括了学、问、思、辩，这在《中庸》里是“知”的四个侧面，在王阳明这里合一了。

朱熹（1130－1200）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半生都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世称“朱子”。

朱熹在知行关系中是明确主张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的。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在这里，他也强调知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有如目与足的关系一样，所以他也说：“徒明不行，则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行无所向，冥行而已。”

朱熹的精髓在于：先知后行，行而后知。

陶行知，原名陶文浚，1891年生于安徽省歙县教师之家。陶行知先生一生努力践行平民教育，被人们尊称为“当今圣人”，毛泽东誉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