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以改革应对风险社会
第一章 “风险社会”与改革困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沧海桑田，乾坤巨变。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发展成就世界瞩目。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善并冲击着国人的生活，社会现实开始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急剧分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使中国步入了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的“风险社会”，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集中体现在五个“社会燃点”上，即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和社会诚信问题。
在后改革时代，中国必须实现发展的战略转型，即必须完成从现代化社会到现代性社会，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从权力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改革的重点必须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换句话说，必须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有效解决五大社会问题。只有如此，才能跨越风险社会，为中国未来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中国步入“风险社会”
一、“风险社会”与不确定的未来
知是行的先导，理论用来指导实践。改革，这一伟大社会实践，需要有正确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然而，理论又源于实践，形成中国的改革理论，必须清醒而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
可以说，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现实状况的正确认知与解读，是对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我们所关心的是，在人的自主性增强、社会现实出现复杂的多样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社会发展的未来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观点和意见纷呈而“共识”不断流失的状况下，我们能否重构与人类文明发展目的相一致的改革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
不可否认，与信息技术革命把整个人类文明带入“风险社会”相一致，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也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增强。正确认识阻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并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改革阻力，使现实的不确定性中内含一个确定性的未来，是我们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处于“不确定性”之中的“风险社会”
文明进程与发展经验表明：“不确定性”与现代化结伴而行，是人类社会在对现代性苦苦追求中的一种常态化趋势，是当前文明发展“现实状况”在人头脑中的正常反应。
唯其如此，“不确定性”才成为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在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尤以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它的总体特点是对“现实的合理性”提出思考、质疑和评判，并企图“确定”从当前状况中“演变”出某种结果，从而能对文明的未来或“合理的现实性”做出一个“确定性”的回答。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不确定性”都是对社会总危机的一个正常反应或总概括。在西方的思想流派中，后现代主义者们基本是“破坏”多于“建设”，对“不确定性社会”的来临无能为力，几乎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新自由主义则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其后成为一个实践样本，但其解决方案目前也遇到了大麻烦——伴随着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而陷入窘境，加深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认识，对文明未来的悲观主义预测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人类急需知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作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非常熟悉，但由于当时新自由主义在欧美社会风头正盛，这个概念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1992年该书在英国出版后，才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的上台，为风险社会理论的流行奠定了政治和现实基础。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背景的英国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吉登斯甚至被称为英国工党政府的精神领袖，是英国工党政府社会改革的“思想库”，他基于“制度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所提出的“超越左与右”、“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理论，成为英国工党政府的改革纲领。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基于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并企图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演变的张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和未来的“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品性。
其实，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被称为欧美“黄金发展期”的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弊病就引起了当时的先锋思想家们的关注，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时间段里，一大批思想家对人及人类未来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人们一改启蒙时代以来对文明发展进步的乐观情绪，文明发展的风险乃至毁灭成为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启蒙时代以来作为思想基础的本质主义、历史主义、表象主义、目的论的“乌托邦”等思想原则遭到了根本的怀疑。人们逐步相信，社会的现代化与合理化所导致的不是自由的实现，而是自由的丧失，是价值与意义的丧失，是对民主化的恐惧。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话说，与过去的人相比，“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可以说，自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以来，现代性社会是一个“价值丧失”、“自由丧失”的“铁笼”社会似乎已成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则称现代社会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现代社会陷入一条“历史的歧途”。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几近毁灭性的破坏，促使人们对现代化状态下的人类文明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力求在不确定性的社会状态下，确定“风险社会”的根源，并寻找一条避免风险、通向未来光明社会的坦途。
其中，典型的有益探索，一是 1944 年给哈耶克带来世界声誉的《通往奴役之路》，他在这部著作中对“极权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提出“市场的自发秩序”加“适度的政府活动”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一思路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方案”的改革教条。另一个是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于 1945 年出版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该书在当时与《通往奴役之路》一样享有世界声誉，其写作背景也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的伤害。
为了寻找极权社会产生的原因，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在对历史上各种思想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主义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建立在“目的论的本质主义”之上的、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乌托邦理想”的社会改造方案提出质疑，主张“社会重建的零星工程”的社会改革方案，倡导一种不改变“历史趋势”的“社会工艺学”的社会改造理论。他说：“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波普尔渐进式的“社会工艺学”的社会改革理论，为防止极权社会的形成以及和平时期的“社会改革方法选择”提供了一味良药。事实上，这两种社会改革理论为风险社会的改革提供了两种思路，一种着眼于“整体”，一种着眼于“零星”。
从理论流变的情况来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方案”遇到问题，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渐行渐近，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的“零星的社会工程”改革理论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前文提到的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波普尔的理论影响。
贝克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社会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因此，“风险社会学是一门有关潜在性和对可能性进行判断的科学，风险就是一种‘虚拟的现实性’。”这就是说，在贝克看来，风险概念是指人们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我们正在讨论和争论的虽然不是‘现状’，但我们如果不改变进程，却‘可能’发生。”即风险是一种认知和理解的形式，风险社会理论注重对社会的“不确定性”或“人为的不确定性”的诊断，并通过人的自主性消除风险的根源，从而避免罪恶成为现实。这种从风险出发的“社会重建方案”，与波普尔的“社会工艺学”理论是相通的，都排除了“目的论的本质主义”，强调认知、学习及人的“有限理性”的能动性在“社会重建”中的重要作用。
吉登斯的理论与波普尔有所不同，为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和构建“第三条道路”理论，吉登斯在“风险社会”的论述中，虽然承认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及其渐进性改革的基本路径，但并没有放弃“目的论的本质主义”，对“乌托邦”充满了憧憬和信心。他说：“一种重新焕发生命力的批判理论要把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同等看待并且结合在一起。”这显然是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抛弃“乌托邦”的不满，为了实现“第三条道路”所描绘的社会重建方案，吉登斯需要一个“乌托邦”作为目的王国，并把“制度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当成通往“乌托邦”的路径。当然，吉登斯理论的效果如何，目前还在实践之中，尚难做出明确判断。
这里之所以对“风险社会”及“不确定性”理论的源流做一理论梳理与概括，目的还是要对当代中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确立一个分析框架，以便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诊断，确定中国社会避免风险并进行有效改革的现实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根源
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对当代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正确的理论认知与解读，必须立足于我们对社会本质的再认识，毫不含糊地标明我们改革与发展所依据的价值是什么，并由此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批判，形成和凝聚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共识，消解社会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的进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谋划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我们必须本着“批判现实主义”理念对发展中的现实进行剖析和判断，找出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以便使中国的社会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结构性变化的矛盾日益凸显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30 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为深入推进改革拓展了新的空间，提出了新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必须依据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认真地本着理论创新和实践可行原则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们社会各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国家配置”的原有模式。市场经济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一是产权或所有制；二是通过价格体系调节经济活动；三是以利润和收益最大化为经济目的。这三个特征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繁荣，增强了经济活力，但同时，由于转型期对市场的法律约束和对权力的民主约束不够健全，也逐步推动了社会“不公正”氛围的扩散，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层的固化和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混乱或多元化，并进而使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受到质疑，使经济发展的目的失去了终极价值的保证，使全社会产生“价值迷茫感”，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价值“确定性”丧失，“风险社会”逐步显现。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本身并不是问题，或者说市场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风险”，问题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也必须要改变，“风险”的最终根源是“社会治理结构”的滞后。
与第一个结构性变化相联系，第二个结构性变化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使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突变，呈现出五个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即技术化、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剧烈的社会文化“结构性重组”，不但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人的心灵、观念和认知世界的方式，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意识增强，个体决策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即由直接联系向间接联系转变。商品化突出了“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历史经验证明，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越多，这个社会的公正性就越差。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使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基于传统信任的个体的安全感也就越来越小。这些社会文化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所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结果，就是社会运行和个体感觉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中国文明发展也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阶段，要求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在对社会现实状况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谋划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新的改革方略，给国家民族一个确定的未来。
以上两个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特征显现，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所引起的冲击都是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用高超的智慧和坚强的决心去深化社会改革，推进社会结构性重组，消解剧烈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跨越风险社会这一必经的历史阶段。简单地讲，目前由于社会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发展的核心价值模糊与对眼前利益、现实利益的追求共振，使社会心理普遍失衡，社会的浮躁心理扩散，社会的价值导向失灵，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强，使“风险社会”的来临具备了观念和心理基础。
其次，“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去组织化”并行，使社会管理与社会监督出现大量的空白，削弱了现代性社会正常运行的组织化基础，致使“风险社会”的来临具有了可能的现实性。这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象的蔓延使公共组织“自我服务”状况加剧，利用公共权力乱收费乱罚款谋取部门或个人利益，致使“公共机构私有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公共责任精神缺失；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虚拟社会的形成，为社会的“去组织化”创造了技术条件，致使组织规范或边界消失，个人的自主性超越了组织规范，形成更为个性化的话语体系，导致“组织话语”弱化。在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去组织化”双重挤压的状况下，随着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和规范管理失效，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和“风险社会”的来临。
再次，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社会阶层固化”形成巨大反差，容易造成社会核心价值空置和社会基本制度空转的不正常状况，社会改革与发展共识在实践中被弱化，导致人们对社会发展价值及其制度产生疑惑，形成个体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主体意识是现代社会“个体人”的最根本意识之一，这也是文明发展进步的最根本表征。在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条件下，主体意识就是公正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而公正和民主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如果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感受到的制度运行状况与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要求有距离甚至背离，社会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最大限度地享受着改革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而不思进取与改革，社会就容易产生分裂，团结、合作、具有凝聚力的和谐社会就很难实现，“风险社会”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形态。
最后，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承诺和发展预期与现实中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最终可能造成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并动摇改革与发展的信心，丧失具有一致性的改革与发展共识，促使政府威信与社会诚信双双下降，社会整体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增加，社会发展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具有平等对话与协商等现代性特征的公正、民主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难以形成。一旦正常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遭到破坏，再要凝聚改革共识就会出现巨大的困难，社会的发展进步、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就会遇到风险。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结构性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精神状况的变化，紧紧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并按照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按照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力求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制度突破。只有做到改革的纲举目张，注重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跳出问题循环的改革困局，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也才能使国家民族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局面。
三、社会核心价值日渐缺失
目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未来社会发展新秩序的重构，都遇到了较大的麻烦。众说纷纭式的各种情绪化理论思潮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理论繁荣，而是反映了我们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缺乏核心价值引导的真实困境。
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呈现复杂多样的特征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的“风险社会”情境下，如何指导和规划未来的改革，切实从制度安排上体现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做到“善政为怀民为天”，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紧迫性。
人类文明面临“重新适应”的问题
改革是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把人类文明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况，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境况给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人类文明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各种文明都呼唤着社会体制改革的重新调整和适应。
如前文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文明趋势，西方国家一直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20 世纪 90 年代，为克服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毛病，英国又开始了“第三条道路”的改革探索，这曾在西方理论界风靡一时。当然，目前看来，这些改革尝试并没有最终解决他们的社会问题，而体现为一种问题循环，频繁上演着社会危机。
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步，本质上也是对文明发展新趋势的有效回应。我们说改革开放，事实上是指改革与开放一样重要，开放不仅是指在经济体制上要学习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也指在思想观念上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点，虚心学习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好东西，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时至今日，什么样的价值和制度是实现人类幸福应该追求的终极价值也还没有定论，制度竞争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
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公正民主”的发展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基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对幸福的追求具有终极价值意义，不断地致力于改善民生，是实现社会普遍幸福的根本方法。民众安居乐业了，民众迫切需要的教育、医疗、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解决好了，人民的幸福感才会增强，政府才会得到老百姓的信任，社会也才能长治久安。
事实上，从 2011 年我们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民生建设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开展民生工作，用政府的切实行动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勤工作构筑政府信任的基础。2012 年，我到中部的河南信阳市和山西左云县搞民生调研，发现他们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民生改革实践确实做到了让群众满意，和谐了当地的社会生态。山西左云县实行 15 年义务教育制；河南信阳市每个村花 18 万元左右，在全市2 800 多个村建立了乡村医疗站，并对医务人员集中培训，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信阳市平桥区花了200万元左右，在全区建立了18个乡村图书馆，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改变了乡村的文化氛围，提升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素质，这在全国并不多见。
上述两地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经验不仅于此，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在发展中经济条件下，政府财力有限，如何具体地、有效地推动社会、民生发展的样本。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其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体现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民生状况，反映了这个社会社会公正实现的程度。
2013 年 6 月 7 日，厦门市快速公交的一把大火让 47 条生命瞬间化为乌有，悲剧的发生令人心痛。不管背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严厉谴责这种极端的、近乎恐怖主义的报复社会的行为。但是，作为一直关注中国社会改革的研究者，我不得不挖掘和深思这起悲剧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诚然，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案犯不满政府作为而迁怒于社会泄愤的扭曲心理，但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也不能简单地将悲剧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案犯的个人极端行为。个人的行为是无法控制的，然而影响个人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却是可控可究的。此次厦门公交纵火案和2009年6月5日的成都公交纵火案几乎如出一辙，成都公交纵火案造成 27 人遇难、74 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当场死亡。近年来，因为个人诉求得不到满足，恶性的报复社会的事件时有发生，迄今已经发生多起公交纵火、爆炸案，以及幼儿园和小学儿童被砍杀案。悲剧重复上演，一定有社会的原因。
据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在作案前，因个人社保问题，连续3 个月前后跑了属地派出所、厦门市信访办等多个部门寻求解决，但跑了22次派出所都没办成，“总被推来推去，没有人给办理”。此外，多年来家庭生活拮据，低保收入被切断，近20年来，曾经两次尝试自谋生计，开小吃店、摆摊，都被先后取缔，家庭生活来源被切断，数十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倘若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待特殊群体时能多一点责任心，多一点灵活性，多一点耐心和爱心，多一点关照和照顾，而不是互相推诿“踢皮球”不作为，让底层民众能够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关爱，也不至于产生挟私泄愤报复社会的想法。显然，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做到位是此次悲剧发生的间接原因。所以，从这起悲剧中，我们可以吸取到的教训，一是做好社区工作，即社区和单位对特殊群体要主动提供所需的支持与心理疏导，对于属地内处于逆境、遭遇挫折、陷入悲观绝望境地的弱势群体以及存在某些心理缺陷的居民，主动给予心理、法律、政策甚至物质的支持和帮助。二是政府部门管理要人性化，即妥善处理好制度化和人性化之间的平衡；在重视管理法制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在特殊情况下的人性化管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灵活处理，及时解决实际问题，避免不良心理刺激，化解矛盾，消除隐患。
显然，看待这样的悲剧，不能像某些媒体一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狭隘地把悲剧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个人，而将人们对此事件发表的一些看法视为不和谐的“杂音”。冷峻反思，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需要个人、社区、社会的共同努力。如前所述，个人行为是不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体制、政策、社会的事情做好了，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中，就不大会促使个人极端行为的发生，也能大量避免极端悲剧事件。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是百姓最为忌讳的事情。
因此，实现社会公正，让群众相信政府，就是要执政者正确行使公共权力，保证权力的公正廉洁；就是要把“民生关切”和“善政情怀”放到群众身上，利用公共财政，照顾好这个社会最需要照顾的人，照顾好了他们，不仅扎扎实实地推进了“公正”这一社会发展核心价值的具体落实，也实质性地照顾好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良心，明确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导向，匡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风气。国家和政府要取得群众的信任，靠的不是空洞的理论铺陈，而是每一项能真正落实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改革措施。信阳与左云的做法之所以具有标杆意义，是因为在较为贫困的地方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地方只要愿意也都能做到。只有公正有效地解决了民众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需求问题，执政的基础才能稳固、才能常青。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有多么漂亮。我们经常讲民生投入，而能展示民生投入实效的，对促进社会文明、社会公正有实质性推进的，最能使民众满意的民生投入，首先还是应该放到社会最应该照顾的人群身上。全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善政为怀民为天，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新秩序就会有一个好的起点。
在改革和发展不确定性增强的今天，唯有牢牢把握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踏踏实实、公平公正地“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才可以让中国在面临和处于“风险社会”的情境下，依然可以临危不乱、笑傲江湖，才可以避免中国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泥淖。古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天依然如此。
四、警惕中国的颠覆性危机
上一次弥漫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后危机时代来临之际，国际关系格局已经进行了重新调整，中国在未来10年到30年内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会进一步复杂化，一些国家必然会以一种复杂的心态看待和解读中国的发展，并不断制造“麻烦”以牵制中国的发展。
同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正式步入“后改革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步入“风险社会”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颠覆性危机，而迎接这些挑战，我们的改革必须有新战略，改革规划必须有新的战略路线图。
后改革时代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 3645 亿元，其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因此，改革的目标相对比较单一，制度设计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让人民尽快地富起来，甚至为了发展，我们还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对策，这在当时的发展环境下无疑是正确的。但到 2012 年，中国 GDP 总量已达51.93 万亿元，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贫困问题变成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
未来 30 年，中国改革将步入一个新阶段，踏上一个新台阶。由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也随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这种转变，对发展的片面认识或自我陶醉都是对国家、民族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诚然，我们现在的 GDP 总量居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家实力确实增强了。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可以预料，未来30年，特别是在中国发展关键“爬坡期”的未来 10年到 20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奉承我们的言论，还是“骂杀”我们的言论，都是以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正常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发展过程中，那些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或为其新的国内危机寻找出路的人，会不断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发展障碍。事实上，各种资料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这说明我们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外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政策创新的任务。能不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决策。
更为严峻的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同样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变迁的任务。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人民幸福与尊严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起步，但异常艰难，其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了外来入侵之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所引起的。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
统观社会全局，未来10年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机会窗口”。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已经显现，如果没有治本之策，不从制度和价值上思考这些问题，不从“社会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思考这些问题，而让这些矛盾和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继续积累、重叠乃至发酵，错过改革时机，就很可能酿成重大社会危机，延误中国发展。
影响改革和发展的颠覆性社会“燃点”
通过对现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梳理分析，我认为，总体来说，具有颠覆性危机特征的五大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失业就业问题和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影响未来中国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燃点”，也是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
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零敲碎打、头疼医头式的改革方式来实现，而要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社会结构性改革是指社会资源和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体制性和价值性改革，是有效解决五大社会问题的基础性改革，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只有五大社会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从而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具有幸福感。没有价值内涵和制度保证的经济增长，其发展结果有可能造就一个失败的社会，这就犹如一个快速行驶在路基不实的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出轨是迟早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GDP神话几乎弥漫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但事实上，GDP 只是权衡和反映国家经济表现的一个简单指标，只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加上净出口值。它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也不能反映一个国家个体国民的富裕程度，更不能反映社会公民的幸福程度。GDP 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在高速经济发展下的深刻的贫富分化，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国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也不能解释快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的权力腐败。一句话，它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
一个国家能不能可持续发展，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幸福，关键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在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在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保障。离开了这些关键性领域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及坚持的社会理想也不大可能实现。
第二节 走出改革困局
一、社会公正引领改革
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这个时代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问题，不但超出了传统和既有历史经验能够解释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我们的理智所能把握的边界。每个时代都有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特殊而紧迫的问题，数字化、信息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的全球化，正在把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带入一片未知的海域，既没有航海图，也没有灯塔，我们只能在探索中奋然前行，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
不言而喻，对中国当代文明发展境况的认识与解读，较之于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境况的认识与解读要艰难与复杂的多。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文明解释框架下，文明模式呈现出明显的顺序特征，文明形态按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阶段性特征依次展现，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性。而中国当代文明境况则呈现出明显的叠加性特征，农业、工业和信息文明相互交错、叠加和影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的状态。对这种“紊乱”状态的分析和认识，以及把握这种状态演变的内在趋势，是解读当前中国这篇大文章和写好未来中国这篇大文章的基本前提。
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浓缩了西方文明三百多年的发展史，在经历了近代百余年的苦难和衰退之后，正在加速从文明的边缘向文明的中心突进。中国再也不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看客”和“配角”，而是当代文明向未来演进的主体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人口规模和社会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必将是创新和形成未来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发展的价值，只有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框架中来认识，才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反思
检视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就是“现代性、现代化或现代主义”。虽然这三个词在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里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詹姆森就把“现代主义”与“现代化”作为一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但在我的分析框架中，基本上认为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即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相对确定的历史时期。现代化是对整体发展进程的动态分析，现代性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某一时间节点的静态分析，现代主义是指一个历史时期以来的一种文明发展态势。当然，发端于公元 1500 年左右的这一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从欧洲开始的，随后才逐步地影响到全世界，并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选择。
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定义有多种看法，但我比较认同《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他说：“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人类逐步提高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并利用它来提高人均产出的一个过程。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唤醒和激发大众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兴趣，认为人类生活是可以理解的而不受制于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直到目前才树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信赖。”
的确，欧洲国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建立企业制度、海外扩张和国家建设等初期现代化进程，开启了现代性的先河，到十八九世纪实现了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三大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革命，使西方成为现代化的楷模、标志，构成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叙事框架。“西方中心主义”从此占据文明叙事的中心位置，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与否的基本标准，这种状况目前还在延续。
因此，现代性从其本源上来讲是一个关于“西方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启蒙，是一个启蒙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人，是关于人和人类解放的故事。故事情节是按照科学与理性战胜迷信与信仰构思的。主体性的人最终打败了上帝，上帝死了，而“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现代性的“纪念馆”中，摆放着各式各样思想巨人的“人物雕像”，虽然他们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各异，甚至相互对立与冲突，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相信科学与理性，相信真理是存在并能够被认识的，相信人的解放是可以期望的，相信有些价值是人类共同具有的普世价值，相信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性和确定性。总之，相信作为主体的、理性的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然，现代性的展开是从启蒙开始的。按照康德 1784 年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的经典说法，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能“成熟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不成熟状态的表现就是对权威的臣服，无论这种权威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因此，在康德看来，启蒙精神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批判性。康德认为问题不是人类缺乏理性，而是人类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当人类学会了“公开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对历史与现实有了批判与反思的精神，启蒙就开始了，恢宏壮阔的现代性的历史长卷就展开了。
对于现代的人来说，现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业”。这就是说，现代性既是一个时期的人类文明史，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现代性还处于一个现代化的延续过程中，历史还没有终结，争论还在展开，生活演变还在继续，人的解放仍然还是一个故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框架内，现代性实践是通过技术化、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展现的，人的解放是通过自由民主制度实现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于1979年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感受方式”，他认为现代性就是关于真理、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性等的“巨型叙事”、“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
换句话说，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启蒙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对真理性知识的一种解构，对人的解放的一种怀疑、对科学的一种不信任，概言之，是对现代性成果的质疑。这就是说，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区别，也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区别。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从来没有成为主流观念，也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罗蒂、詹姆森、福柯、德里达等对现代性的批判，却挑起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等方面对现代社会深刻的哲学反思。
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秉承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自由”的理念，坚持“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的自由主义教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间，以哈耶克“市场自发秩序”和美国政治学家诺齐克“个人权利”的思想为基准，新自由主义开始用真理性的“话语”讲话，并占据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舞台，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其关于文明发展价值的理念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成为现代性的标杆，以至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福山宣称，近现代以来人类关于发展价值的争论已经终结，新自由主义成为未来文明发展的唯一正确的价值。但 2008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关于文明发展理念、发展目的、发展路径的争论远远没有终结，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又成了一个问题，现代性陷入新的困境。
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在现代文明世界的迅速复兴，为文明世界提供了现代性选择的又一个版本，提供了人类文明发展价值、发展路径、发展目标的新理念。中国在全面检讨自身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之后，提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路线，迅速改变了现代化发展困境，使中国的“现代性”进一步显现，并具有了世界意义。
现代化与全球化
全球化是近些年来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与全球化相关的议论林林总总、汗牛充栋，但仔细梳理关于全球化的论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全球化与现代性或现代化概念紧密关联。
在大多数有关全球化的论述中，全球化是指一种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全球化意味着相距遥远的社会中的人类生活被联结在一起，并在全球范围被组织起来；意味着人类行为活动相互影响的增强与加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民族、国家、文明之间互动规模的递增与扩大。同时，在不同的观点对全球化的表述中，全球化也经常指一种过程、一种政策、一种市场战略、一种现代化走向，甚至一种文明发展困境、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全球化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实”，全球化的演变与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息息相关，有可能决定着地球整体文明的命运。
虽然全球化概念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被使用，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术界广为流行，但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起步要早得多，几乎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与“地理大发现”同步。无论我们对全球化持什么态度，全球化作为一种事实和一种历史趋势，都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全球化正在对社会和文明形态进行大规模重构，全球化扩大了我们的知识视野，深化了我们对自身本质的认识。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陈述的那样，公元1500年左右引起欧洲扩张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全球观念，地球第一次以一个完整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世界比人们原先想象的更大。如果说在这之前文明主要是在欧亚大陆展开的，那么，美洲、澳洲的发现与欧洲向非洲内陆的扩张，则开启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并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了一场现代化革命。“地理大发现”逐步推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全球性概念，物流与人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交流。全球化在早期商业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血腥追求中逐步展开。同时，随着新时代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出现，欧洲开始了漫长的初级现代化阶段，欧洲国家通过资源掠夺和奴隶贸易，建立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帝国。
18 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了启蒙时代。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狄德罗、洛克、潘恩、卢梭、康德等一大批思想家阐述了启蒙的理想与原则，欧洲进入了快速现代化阶段。现代性的理念与制度逐步成型，“自由”与“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自由民主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形式。此后的两百多年来，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过程基本是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逐成定势，西方的优越感、傲慢与偏见渗透到文明的方方面面，指导与左右着文明发展大势。
启蒙运动的最重要后果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确立了现代性的两个重要原则，即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美国独立则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对文明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导致百余年后西方文明中心乃至世界文明中心向北美转移，大大拓展了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力，对于稳定现代化形式对全球的有效治理起到决定性作用。
自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间，欧洲国家在自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在科学技术与工业化的双重推动下，逐步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现代化结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1880—1914年的“黄金发展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大多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并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诞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新旧世纪之交的欧洲在技术、工业等方面的优势处于世界顶点。当时，欧洲几乎瓜分了整个世界，世界似乎正在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加速向全球化、现代化演进，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强大的“大殖民帝国”。
但在整个 19 世纪的欧洲内部，随着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逐渐壮大并取得统治地位，与资产阶级一起成长起来的、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并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自由资本主义所许诺的民主原则、人民主权、个人自由等并没有实现，与之相反，由于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使社会底层陷入更为深重的苦难之中，社会底层要求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变革的斗争此起彼伏。但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解也才更深刻。随着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也逐步形成，认为在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不公正的前提下，所谓自由、民主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和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安排，只有实现社会公正，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才有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世界，由于机电的广泛使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入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人流、物流、资本流的流动速度进一步加快。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全球迅速扩张，使过去以资源掠夺、奴隶贸易为特征的，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自由资本主义，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大企业大公司争夺殖民地、开拓世界市场以及国内矛盾的加剧，让位于以强权与扩张为特征的，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世界的野蛮瓜分，导致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使人类文明毁于一旦。
但 20 世纪的重要史实是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压迫，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各自利益的战争，大大激发了弱小国家的民族意识，使民族国家大批出现。更重要的是，1917 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实践，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框架，使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理想第一次变成了人类文明的现实，从此以后，以“公正”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就成为人类文明形态、社会现代化、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诉求，人类才真正开始面对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即社会公正问题。社会主义强调，只有在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和制度框架内，才能有效地保障平等、自由、人民民主、社会共同体、博爱、和平等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实现。
与公元 1500 年左右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以“空间”为特点的、全球范围的物流与人流广泛流动的第一次全球化不同，20 世纪 70年代以后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化，则具有即时性特点，信息流与资本流可以瞬间传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地球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地球上的各个不同民族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事实上的“邻居”，我们都变成了“村民”，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加深。
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改革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直至 18 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中国的技术和发明达到农业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在18世纪，欧洲赶上并超过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推动的工业化、商业化使欧洲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变化，其现代化和向全球扩张的步伐加快，主导西方文明发展的扩张意志和经济军事实力增强。
尽管如此，到 1800 年时，中国经济总量仍占到世界的 1/3 强，是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人口也占到世界的1/3左右。但与技术含量高、工业化发展、生气勃勃、快速上升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则明显大而不强。因此，乾隆末年的 1800 年，无论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还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而论，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年，文明发展的天平开始倒向西方，中华文明开始显现出衰败的迹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虽然中国GDP仍然占世界总量的20%左右，在世界11亿人口中占4亿，但仍然被当时仅有1000万人口、远离中国2万里的小小的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国度的大门，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变成了列强的附庸、原材料基地和产品市场，封建官僚专制与殖民剥削的双重挤压，使中国社会基本失去了制度、技术、经济、文化观念等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中国被强行拉入列强设定的现代化体系之中，固定成其体系下生产环节的一个初级“链条”，内生性的、结构性的现代性因素难以成长。
列强的入侵，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国从此失去了基于传统结构的社会稳定性，进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动荡期。期间，从魏源、林则徐等开始，直到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众多有识之士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了卓越的现代性思考和艰苦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其间，可圈可点的如洋务运动、维新改良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区实行的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人民民主体制等，都对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就整个社会基本价值及中国社会整体结构性特征而言，直到 1949 年以前，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化阶段。
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来看，我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形态确立与社会结构性改革真正步入实践性阶段，始于 1949 年。此后，中国开始进行具有社会共同体、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民主、社会自由等价值元素的社会建设探索，奠定了迈入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基础，开始走上自觉的、自主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发展道路。
当然，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不是很平坦。初期所参照的苏联“价值与制度摹本”出现偏差，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受封建官僚专制文化的传统影响。
可以说，自公元前三世纪结束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封建贵族专制以来，随着中国的重新统一与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的封建观念固化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形成，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维持着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官僚专制”的统治。期间虽然也有一些反复，如汉代的“分封制”、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格局”等，但都没有改变官僚专制的基本结构，“官本位”意识成为我们民族长期积淀的一种传统意识，“官府权力”决定“身份”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与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专制”、“出生权力”决定“身份”的封建社会形态形成鲜明对比。
封建官僚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非常艰难，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很难实现。如果说欧洲社会在推翻了贵族统治以后，较容易重新建立社会的新的权力结构，而中国社会在赶跑了皇帝以后，可能的后果是：或者通过官僚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中介“孵化出大大小小的新皇帝”，形成军阀或地方割据，社会的权力生态甚至更为恶化，民众更为苦不堪言，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统治基本就是这种状态；或者“新瓶装旧酒”，在光鲜的词汇掩饰下，承袭了封建官僚制的基本特权，即“身子”虽然进入了新社会，但“脑子”还留在旧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僚制下所形成的特权意识、官本位意识等还顽固地占据着一些人的头脑、左右着一些人的行为，使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举步维艰。
因此，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考，既不能回到传统儒学寻找灵感，因为那是封建官僚主义的表征，即便经过了六十多年，根深蒂固的观念因素仍然很难消除；也不能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对社会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之所以坚持以公正为核心价值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坚持“公正价值、公正制度”的文明模式，是因为社会公正是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而且，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公正优先于自由，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就是一句空话，社会民主、平等、博爱就不能实现。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在当代文明走向出现极大困境的情形下，在推进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以公正价值为核心价值，确立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发展取向，形成“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新发展共识”，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改造中国。
其次，要以“公正制度”为基本制度安排，构建社会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实现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实现人民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并通过制度安排完成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防止权力落入既得利益者手中，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提供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二、重构改革路径
纵观改革与发展全局，当前中国社会的最大风险是拖延必要改革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错过改革良机。众所周知，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发展的趋势是由这个社会固有的制度逻辑所决定的。制度既规定了现实社会的表现形态，也规定了从这种现实形态中将要演变出的未来结果。所谓改革，就是在一个社会形态相对确定并处于和平建设时期的情况下，逐步发现阻碍文明进步和社会和谐的制度缺陷和制度漏洞，并在关键的制度环节上坚决进行制度性变革。这种改革也就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的“社会工艺学”，通过“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以消除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使社会按照自身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运行。
“风险社会”的改革逻辑
改革作为一种制度性变革，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形态稳定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有效消解社会风险、消除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担忧、增强人们对幸福生活预期的“社会工艺学”方法。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度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在信息技术和全球化时代，文明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制度性竞争。制度的优越性和通过制度保证的社会公正的实现，是现代文明生命力的根本体现。这就是说，要保持文明的竞争优势，就是要通过不断改革，认真吸收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按照宪法价值和原则的要求，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形成全民族的改革发展共识，进而增强全社会的团结、合作和凝聚力。
目前，在国际国内两个环境因素影响下，深化改革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必须从哲学高度思考当代社会的改革逻辑，对社会发展前景有一个明确的理论预期和制度改进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实的发展趋向于理想的目标与价值，也才能使理想的价值在实践中真正落到实处，使社会现实和理想在实践中完美地统一起来。具体来说，寻求确定性未来和避免“风险社会”的改革逻辑，需要从哲学和战略高度重构改革路径。
首先，改革要有价值高度。这就是说，改革要以最基本的价值观为指导，改革目的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近些年思想理论界关于改革的争论观点杂陈，难以达成共识。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代世界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的文明形势下，在市场经济新的发展阶段，关于我们社会要发展什么和实现什么、我们社会文明的终极价值追求究竟是什么等重要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述，致使社会改革的目标价值模糊化，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被边缘化，社会基本价值空置，难以对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现实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框架，对现实进行总结的理论上的概念工具极为贫乏。
在社会物质财富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问题，而实现社会的公正问题，就是我们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在价值取向上的最大特点。因此，我们既不能在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工具箱中寻找解释中国现实的概念工具，也不能回到传统国学中寻找似是而非的心灵安慰，而是要下决心在理论上重构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要求和社会发展阶段需要的核心价值观念，重塑改革的逻辑起点，把公正的社会秩序和人民满意作为我们社会发展与改革的基本目标。
其次，改革要注重制度安排。在厘清社会发展价值内涵的基础上，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着力推进制度改革，使价值理想与制度运行相适应，防止“制度空转”，提高制度效率，使制度运行逐步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我们说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强，是指当前中国改革正面对改革的“过程风险”和“结构性风险”共存的局面，且这种局面可能延续较长的时间。“过程风险”主要表现为风险来源的复杂化，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改革的社会认同分裂，社会共识流失；改革过程中风险治理的核心，即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和信任降低；传统价值遭到破坏，进而导致社会控制功能退化等。
“结构性风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性风险，即社会公共资源与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分配不公正所带来的风险；二是权力结构性风险，即权力形成与约束的民主机制不健全所带来的风险。应按照宪法原则与价值，实现民众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防止少数既得利益者操纵公共权力为自身利益服务，扭曲公共权力的性质。因此，中国社会的改革逻辑，就是要在确定社会发展基本价值的前提下，逐步在制度安排上实现程序正义、分配正义和权力正义，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逻辑的演进，逐步改变现有制度中阻碍文明进步、不符合社会发展价值要求的不合理制度，并按照“社会工艺学”的方法，一项一项地改革到位，逐步降低社会风险，最终实现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
转型期的改革需要什么样的顶层设计
“十二五”规划反复提到“改革顶层设计”概念，这一概念来自于系统工程学，其字面含义是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换句话说，在系统工程学中，顶层设计是指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蓝图”，总的特点是具有整体的明确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按图施工”，避免各自为政造成工程建设过程的混乱无序。从工程学角度来讲，顶层设计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例如，要完成某一项大工程，就要采用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部件标准化等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视角出发，对项目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统筹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工程学概念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从中国目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顶层设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要求我们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从战略管理的高度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以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和科学发展的理念，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谋划新的发展蓝图。
顶层设计在社会发展和管理领域的运用，也可以理解为政府战略管理。我们知道，战略一词的核心意思就是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性目标的设定。战略管理这一概念则包含三个内涵：一是战略目标的规划与设计；二是战略过程的组织与控制；三是战略执行与实施。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政府战略管理的高度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使改革与发展按照我们的预期目标迈进。
在中国发展的现有境况下，改革顶层设计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制度层面的平衡。要从改革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民族复兴的“大义”出发，谋划发展全局。不仅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而且要下大力气推进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的改革，使整个社会制度处于一种协调发展、良性运行的状态。这就是说，必须下大力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推进各领域的制度建设，着力解决影响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切实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使政府战略管理的水平确实上一个新台阶，让人民满意。
其次，改革顶层设计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所突破，除了要在蓝图设计、制度平衡、政策协调性及战略性调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以外，一个基本的改革着力点就是要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和解决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公平公正发展、良性发展的“短板”问题，实现全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在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这一带有体制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确实抓住了影响良性发展的“短板”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一是从过去的重点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以消费和服务拉动经济增长；二是从过去的粗放型和加工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以技术创新型和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费和服务拉动经济增长，实质就是民生拉动经济增长，使民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需要顶层设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相互关联的配套改革措施，如工资和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财政与预算制度改革、户籍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等。只有这些事关民生问题的改革能够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才能实现，服务业才会在GDP中的比重变大，民生也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一些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深层次矛盾才会消除，人民的幸福和尊严才有制度保证，整个社会的合理化程度才会提高。
最后，改革顶层设计本质上是改革理念、改革方法的突破，要从哲学高度加以理解，要有辩证思维，要解放思想。改革的顶层设计，既要有全局观念，又要有重点突破；既要有长远谋划，又要有现实考量。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的着力于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到目前的着力于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这是我们目前的根本现实，既不能模糊，也不能回避。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必须直面这一问题。
改革发展的蓝图和实现路径逐渐清晰
我们知道，社会公正问题与权力运行直接相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公正与否，是公共权力运行的直接结果。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道德上“正当”的实现，是与整个社会制度上的“正当”直接相关。因此，要实现社会公正，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着力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换句话说，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谋划下一步的改革发展大局。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按照宪法原则切实实现民众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成为实现社会民主的基本形式，成为建设政治文明、道德文明的有效手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根治“以权谋私、特权腐败、用人腐败”等公共权力不应该存在的、与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相违背的、民众深恶痛绝的封建恶习，才能使公共权力真正具有公共精神并且按照公共利益来行使，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公正和道德上的“正当”。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程，改革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一个过程，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
在中国目前的现实语境中，“改革顶层设计”这一概念表达了这样几个关键含义：一是要明确改革发展的价值，即通过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二是要提高“辩证思维水平”，从战略高度把握改革的大局和重点；三是要强化制度建设，保证制度平衡；四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民生和服务推进经济持续增长；五是推进以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改革顶层设计的提出，说明中国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同时加大，但也表明改革发展的蓝图和实现路径也逐渐清晰，改革的自信力和驾驭改革的能力也在增强。
可见，认识并承认中国目前正处于“风险社会”，正视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精神状况的变化，能够帮助我们紧紧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按照改革逻辑的要求，按照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全面、主动地采取改革措施，力求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制度突破。既要做到改革的“纲举目张”，也要注重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跳出“问题循环”的改革困局，真正实现人民的主权，最终形成一个人民满意、社会和谐、国家繁荣昌盛的公正的公民社会，给民族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三、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
从战略层面讲，2010—20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10年，是战略转型的10年，也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机会窗口”。能否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稳定过渡到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后改革时代，实现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制度与价值重构，是对我们民族智慧的考验。
要扎实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改革的战略路线图必须从体制机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等角度寻求突破口，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
一是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制改革的转变。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体制性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转变。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显现，一个主要后果是造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未来 30 年，政治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我认为，未来10年，尽管GDP增长仍然很重要，但这不是第一位的，而应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推动力来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政治和谐与政治民主才是第一位的，建立安全有效的、具有凝聚力的公平社会才是第一位的。
二是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10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性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共同治理。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实现由“政府单独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但是我们现在对共同治理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说是严重扭曲，致使政府治理战线过长，管理难度加大，社会问题丛生。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共同治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腐败继续成为社会的毒瘤，社会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政治体制必须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实现社会共同治理，以适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适应社会民主化的要求。
三是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27%，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 2020年，我们城镇化率可以达到 60%左右，而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人类文明发展经验证明，消费型和休闲型社会的形成，城市化的拓展，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文明社会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特征。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对幸福和尊严的强烈追求，而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平稳完成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的“五权”是关键。
四是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向公民协商性权力的转变，从政府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的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和谐社会能不能实现。目前，中国的某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在这些单位和部门，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层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导致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一把手”专制，在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古人云：“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向背是关键，而民心向背的基础是基层公共组织的活动状况。因此，我们不能让公共机构管理层控制的状况再继续下去，否则，我们的发展就失去了根本的政治保证，我们民族的前途也可能会被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