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领域的Ostrom和Williamson两位美国学者。其中，Ostrom长期从事共享资源自发治理和多中心理论的研究，她的获奖使共享资源治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让国内外同仁倍感欢欣与鼓舞。
共享资源是不可分割、敞开使用并趋于减少的资源，其在社区中大量存在，例如城市社区的公共绿化、公共电梯，农村社区的灌溉系统、村镇道路等。共享资源存量的多寡和治理的绩效关乎社区公共利益及成员自身福利，故随着转型期社会运行机制的变迁，城乡社区共享资源的供给模式逐渐转变，引发了诸多相关探讨。由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引起的住宅共享资源供给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推进的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使广大居民纷纷成为商品房或房改房的“产权人”，国家不再承担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维护、维修和更新的责任。城镇福利住房制度的终止，使原先行政管理制度下这一类共享资源的供给来源被直接切断。与此同时，私有化供给模式在应对这一类共享资源供给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Olson所描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自不同地域的大量实践表明：由社区成员自发合作供给或捐赠是摆脱困境、实现有效供给一条可能的治理之道。
共享资源捐赠模式在政府供给退出的背景下受到公共管理、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书选择从个体异质性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现实层面的原因主要有3个：一是社会日益多元化导致个体对共享资源的偏好及评价差异显著；二是共享资源分配不公的格局愈发加剧了个体间的异质程度；三是原有社会组织（如居委会）功能退化或失灵，个体间协调一致的成本陡然增大，共享资源的合作供给制度难以启动，而探索社区成员之间异质性的作用机理、促进个体间的协调合作是推动共享资源自发供给的关键。在具体分析中，异质性的讨论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主要是由于异质性并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某一方面的异质性在有些场景中会促进共享资源的捐赠而在另外的场景中则可能起到抑制的作用，作用不同的异质性之间有可能是相互关联的。考虑到简化，通过选取最重要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偏好异质性——展开深入分析继而延展拓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应用前景。
本书以参数表示偏好，分别讨论了纯粹偏好和有条件偏好两种情况下个体异质性的共享资源捐赠水平，得到了关于个体偏好异质性影响机理的一般性结论：在不考虑个体财富禀赋差异的情况下，偏好异质性与共享资源捐赠水平负相关；而有条件的偏好差异程度与共享资源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针对一般函数形式概念性结论的“难以确定”，本书依个体决策机制过程中个体决策要点可能发生的变化，将共享资源捐赠分为单期、跨期以及互惠合作三种情况分别构建解析模型，求解并得到了不同场景下单维异质性作用的确定结论：如果共享资源捐赠水平或个体投入努力无法突破固定费用的最低限制，则非合作均衡状态与个体间偏好差异程度无关；如果共享资源捐赠水平或个体投入努力足以达到固定费用的最低限制，则既有可能搭便车，也有可能有部分人投入努力承担共享资源供给，且有人搭便车的非合作共享资源捐赠水平是投入努力个体偏好程度的线性增函数；如果共享资源捐赠水平或个体投入努力达到了固定费用的最低限制且成功实现了集体行动的合作均衡解，则个体偏好异质性程度越小，集体行动取得的收益越大；反之，个体偏好异质性程度越大，共享资源捐赠的集体行动越难以发生。
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本书将模型结论应用到城市社区住宅电梯这一共享资源受个体偏好异质性影响的典型案例中，实证分析验证了其有效性。而对于共享资源捐赠的异质性“U型曲线”说法，本书亦尝试给出一种替代性的分析思路。通过对个体决策知识状态的逻辑划分与不同决策场景下个体选择的解析模型考察，得出主要结论：一般情况下，单维异质性与共享资源捐赠水平间仍将基本符合单调关系，“U型曲线”只是一种特例，两种异质性影响机理截然“相反”观点只是因分析目的不同、研究对象各异而得到的多样性结果。
从孕育到诞生，本书所呈现的关于共享资源制度安排的理论既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习的阶段性总结，也是许多人悉心帮助和热情支持的结果。
首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异质性与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70573046）的主持人、我的导师朱宪辰教授表示感谢。朱老师为人师表，其热忱与勤勉使我难以忘怀，激励着我在广阔迷人的学术殿堂流连奋进，并在其主持的多个项目资助下，本书最终得以完成。
其次，许多老师和同学以不同方式支持了本书的工作。王执铨、季芳桐、赵亮、冯俊文、朱正萱、刘琦和孙剑平睿智深刻而又关爱的建议，屠海良、龚向虎、高岳、夏茂森、李玉连、章敏和张小敏真诚、无私而又热情的帮助。此外，参与本书问卷调查的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系、社会学系的所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实际调研中也贡献良多。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出版基金和电子工业出版社赵娜老师的支持。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对这些师友们无私、热忱的帮助表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的还有我的父亲宋万群、母亲黄玉香、外祖母张芝兰、妹妹宋爽及我的先生晏鹰博士，感谢他们一贯的支持！学术研究之路虽有许多艰辛，但你们的关爱给予我极大鼓励和继续前行的动力。
我从2003年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至今，不断学习、消化并运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理论和方法，尝试解释不同社会领域公共事务治理的发育、维系过程，包括中国城镇住宅私有化以后，小区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过程；中国企业市场化以后，同行业或地域性的企业商会的治理发育过程；以及农村合作社的自发治理等。近几年，参加或主持该研究领域的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等多项课题，以及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委托项目，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然而，对长期致力于解释的“在中国社会结构大变迁的背景下，个人在一次次地与他人、集团及权力机构等的博弈中如何采取行动，互动的历程将发生何种制度安排”来说，这些只是开端。如今，作者很高兴本书能够与读者们见面。希望以此为契机，和众多感兴趣的朋友一道，紧跟国际学术研究前沿，提高共享资源治理在中国的研究水平。
宋妍
2011年6月于文昌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