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
1994年新昌唐代文学研讨会上，陈尚君、汪涌豪两位发表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历来被视为唐代诗学最重要成果之一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的作品，而是明代景泰间怀悦所作，在明末被伪托于司空图名下。尽管在会上这个问题没能得到讨论，但它立刻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两位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以下简称《辨伪》）的详尽考证表明，他们的考辨是严谨而有说服力的，无论在文献的取证还是在结论的推断上都显示出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与涉及文献的广泛，有关问题与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考。
我的看法，首先，《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作，除了《辨伪》所举的证据外，还可以再补刘跃进兄见告的一个论据：王应麟《小学绀珠》未收二十四诗品一条。我觉得这是一条有力的论据。《小学绀珠》列举有关诗的名词，有“六诗”、“六义”、“四始”、“四诗”、“九引”、“十二操”、“诗八病”、“八诗”、“诗六对”、“六对”、“三十六体”、“诗评三品”、“诗二十四名”；有关“品”的名词，也有“群臣书四品”、“古法七品”、“诸州五品”、“性三品”、“武舞九品”、“钱三品”、“功五品”、“六人三品”，还有“五品”、“九品”、“十八品”等，独没有“二十四诗品”。尤其是他已举了“诗评三品”、“诗二十四名”，如果他见过“二十四诗品”，不会不列出的。看来号为渊博的王应麟也没见过《二十四诗品》，这只能说明《二十四诗品》是南宋以后的产品。我读许彦周《诗话》，有云：“韦苏州诗云：‘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东坡用其韵曰：‘寄语庵中人，飞空本无迹。’此非才不逮，盖绝唱不当和也。如东坡《罗汉赞》云‘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八字，还许人再道否？”这里推许“空山”八字独步，不容摹拟。如果“水流花开”是本自《二十四诗品·缜密》“水流花开，清露未晞”的话，则坡公已属剿袭唐人，许彦周怎能更不许人再道呢？我曾经撰文考溯“含蓄”一词的来历，从唐代到北宋都用作动词“包含”之义，直到南宋才渐用为形容词，“含蓄”不可能在唐代成为诗美的一品。这也间接证明《二十四诗品》是南宋以后的作品。
张健《〈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1】一文考出，《诗家一指》已见于洪武间赵（左扌右为）谦《学范》中，它当然应该是明初以前的作品，绝非怀悦所撰。在陈、汪两位证伪的几大理由中，历代无著录一条我觉得可以置而不论，因为《二十四诗品》正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一样，只是一组论诗诗，如果出现在唐代，它是不会像胡曾《咏史诗》那样被著录的。有个同样的例子可为旁证，清代黄钺《壹斋集》中有《廿四画品》，仇福昌《静修斋诗集未定稿》中有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的《文品》二十四则，它们都不曾单独著录，所以一般人不知道。这样看来，不见著录作为理由，就可以归并到《一鸣集》不收与不见征引中了。明代以前不见收录与征引及杨慎、胡应麟、胡震亨、许学夷列举司空图诗论时不及《二十四诗品》，我认为是《辨伪》最有力的理由。它使得在明末丛书里将《二十四诗品》寄托于司空图名下豁然暴露出极大的疑点。
张健在考察明代诗法著作中发现了《二十四诗品》的另一个来源，即史潜辑刊《新编名贤诗法》中的《虞侍书诗法》。他根据自己对《诗家一指》与《虞侍书诗法》本文及结构完整性的研究，认为《诗家一指》应是由《虞侍书诗法》改编而成，至于《虞侍书诗法》则疑为虞集所撰，也有可能出于伪托。这样，《二十四诗品》就与虞集的名字联系起来。从现传一批元四大家的诗论《杜陵诗律》伪托杨载、《木天禁语》等书伪托范德机（参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帆师《杜诗伪书考》）来看，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虞侍书诗法》是伪托。《新元史》卷二三七《文苑传》云：“（杨）载与虞集友善，每言集不能作诗。一日，集载酒问诗法于载酒酣尽为集言之。后集作诗送袁桷扈驾上都，介他人质于载。载曰：‘此诗非伯生不能作也。’或问：‘君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载曰：‘伯生学问高，予以诗法授之，余莫能及也。’”诚如千帆先生所说，杨载、虞集等固“侈谈诗法者，造序托名于彼，良非偶然也”。不过据我看，《诗家一指》原是题作范德机撰的。杨成刊本《诗法》于卷一《木天禁语》题下标“内篇”，署名为“清江范德机”，卷二《诗家一指》题下标“外篇”，不署撰人。据张健说，除黄省曾本外，其他属于杨成刊本系统的《诗家一指》莫不如此。这不免让人怀疑两书原署同一作者范德机。张健根据杨成刊本《诗法》卷三题注说宋代严羽见过《一指》，而《木天禁语》则题为范德机，认为这就否定了两书为同一人所作。其实严羽见过《一指》的说法不过是沿袭《新刻沧浪诗法》那种流俗相传的无知说法，不足为凭。阮元文选楼刻《天一阁书目》中《诗家一指》叙录云：
《中国诗学》旧履痕《诗家一指》一卷刊本明怀悦编集。叙云：禅家有一指之传，非取义于指，盖以明夫心之无二也。诗家有一指之喻，亦以诗法之传本乎正宗，而贵乎心法之好也。善哉，余偶获是编，其法以唐律之精粹者采其关键以立则焉。若曰双抛、单抛、内剥、外剥、钩锁连环、一字贯穿之类，深有得乎诗格之体，可为学者之矩度。今不敢匿，命工绣梓，与四方学者共之。
现传《诗家一指》中并没有双抛、单抛等内容，它们都见于范德机《木天禁语》中。张健认为“怀悦所编集之《诗家一指》有可能是与杨成本《诗家一指》同名的另一种书，而此书与《木天禁语》有交叉”。现他已找到朝鲜翻刻成化二年（1466）怀悦刊本《诗家一指》，原来是一部诗法汇编，因首篇为《诗家一指》，因以名全书。我看这一题署不是出于怀悦，而是原本如此，因为据张健说，《学范》所引《诗家一指》有两处不见于今本，而见于《木天禁语》与《诗法家数》，可见赵（左扌右为）谦所据的《诗家一指》也是包括《木天禁语》等在内的汇编诗法。我在北京图书馆还看到一部《诗法正论》，署“嘉禾怀悦用和编集”，卷首列至治壬戌（1322）四月杨载《诗法源流》序，内除傅与砺《诗法正论》外，还收有杨载《诗法家数》、虞集《虞学士述诗解》。《诗解》解杜甫《秋兴八首》及一些七律，殆即托名虞集《杜律七言注解》的内容。这也是首篇名以冠全书的标题法，看来元代确实有过这样一种刻书方式。不过怀悦所得《诗家一指》很可能是一种后出的本子，而较多地保留了《诗家一指》署名原貌的，应是杨成所据的以《木天禁语》为内篇、《诗家一指》为外篇的一种诗法汇编本，前篇署范德机，后篇无署名，应为同一人。朱绂刊《名家诗法汇编》中《诗家一指》还署名范德机，可以说是一个旁证。我们知道，元代诗法诗格著作的内容和署名一直很乱，明代高儒《百川书志》著录杨载《杜陵诗律》、范梈《诗林要语》、元人《诗法源流》、怀悦《诗家一指》、佚名《诗家指要》、《木天禁语》（此亦范梈所著）六书，曾说：“以上六种，俱相出入，当削其重复，定成一集，以便观览。不然则纷无定格矣。”可见《诗家一指》这类诗格著作内容的交叉错出，在明代即为学者注意到。张健也指出，《新编明贤诗法》中的《虞先生金陵诗讲》在王用章《诗法源流》中题为揭曼硕《诗法正宗》，陶宗仪《辍耕录》所引的卢挚《文章宗旨》在《诗法源流》中题为傅与砺《诗文正法》。似此之类，大体以伪托居多。傅与砺《诗法正论》曰：“大德中有临江范德机，独能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杜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师也，与子昂赵公、伯生虞公、仲弘杨公、曼石揭公、仲容丁公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诗学丕变，范先生之功为多。”既然范德机在当时被推为复兴诗道第一人，诗格伪托于他的名下，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虞侍书诗法》与《诗家一指》的关系，还有待文献的进一步发掘。《诗家一指》经明初赵（左扌右为）谦《学范》引用，已可肯定是明以前之作，而《虞侍书诗法》出于明嘉靖间，究竟谁是原本很难说。张健认为《虞侍书诗法》结构完整，《诗家一指》明显经过改窜，固然有理，但如果假设《诗家一指》原书编纂较粗糙，经《虞侍书诗法》的编者整理，遂臻完密，不也说得通吗？毕竟编书的人都愿意将书编得好些，把好好的书弄得乱七八糟总是少见的。在没有发现新材料前，对《虞侍书诗法》与《诗家一指》的关系问题还是以存疑为好，我们可以做的是弄清其理论是否出自元人。
《虞侍书诗法》文本的原貌已不可推测，估计史潜刊本保留了它的主要内容。而《诗家一指》有云：“中篇秘本，谓之发思篇。以发思者，动荡性情，使之若此类也。”这“中篇秘本”即指《二十四诗品》，既称秘本，则承受有自可知。这表明《诗家一指》本身是一部汇辑之书，秘本云云正是编辑整理者的话，矜其秘以图速售也。编者于雄浑、沉著、高古、劲健诸品下注杜少陵，冲淡、自然下注孟浩然，纤秾下注王维，典雅下注揭曼硕，绮丽下注赵松雪，洗炼、清奇下注范德机，含蓄下注孟郊，精神下注赵松雪、虞伯生，尤为确凿地表明它是元人的手笔。明人论诗言必称盛唐，像钱谦益说的“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历以迄成化，上下千载，无余子焉”（《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梦阳传）。宋且不论，何况元人？只有元人，才会将虞、范、揭、赵这四位元代大诗人与盛唐大家相提并论，而四家所系的风格类型，也与元人的看法相吻合。《格致丛书》本《新刻沧浪诗话》引马仲常评四家即曰：“揭君典重，杨君雄浑，虞君雅丽，范君清高。”又，“四则”中“法”一则有云：“汉晋高古，盛唐风流，西昆秾冶，晚唐华藻，宋氏乘锼，洎西江诸家造立不等，气象差殊，亦各求其似者耳。”这里所述诗史传统下及宋代，也是出于元人的见解。总之，许学夷说《诗家一指》的内容出于元人看来是有根据的，关键在于确定《二十四诗品》也是元人所造。康熙二十六年（1687）高士奇刊《信天巢遗稿》，附高鹏飞《林湖遗稿》，收有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甲子九月望后三日王晞序一篇，称高鹏飞诗“其始其终，绝无蔬笋气味，无斧凿痕迹，可见其能参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得藻丽之妙，诚能全十体，备四则，该二十四品，具一十九格，非浅陋粗疏者之能窃也”。束景南先生论证此序乃伪造，理由十分充足，我完全同意他的结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六《信天巢遗稿序》也说：“翰林侍读学士正公实先生裔孙，求遗诗于宗祠，所存无几。继借得宋本，则临安府陈解元书铺刊行者，凡百余篇，合以他书所采，镂诸枣木。”可见高士奇刊此书，乃东拼西凑而成，并无很可靠的文献根据，王序很可能也在“缺略不全”之列，由高氏后人补缀而成，故不宜作为《二十四诗品》成书于南宋之前的力证。现在我们可以断言的只有《二十四诗品》最早见于元人所编《诗家一指》，在明末以前还找不到能将它与司空图联系在一起的证据。不过，这一点的确定也随之带来一个问题：既然从所见文献来看，《二十四诗品》一直收在《诗家一指》中，未曾单独流传，那么它在明末突然横空出世，为何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呢？
《诗家一指》除以怀悦刊本流传外，成化十六年（1480）庚子杨成曾得《诗法》五卷钞本刊之，序云：“唐宋以来诗人所著诗法非一家，近世板行者，范德机《木天禁语》、杨仲宏《古今诗法》二集，人皆宝之不啻拱璧。余承乏淮阳之明年，偶得写本诗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编，如德机、仲宏之集亦皆载之，中间略有隐括。其后又有《金针集》、《诗学禁脔》、《沙中金》等集，皆人所罕见卓者。”此书行世后，至嘉靖二年（1523）有邵锐重刊本，嘉靖二十四年（1545）有黄省曾编刻《名家诗法》，万历五年（1577）有朱绂编刻《名家诗法汇编》，万历三十一年（1603）胡文焕编刻《格致丛书》复收之，谢天瑞又增扩为十卷，逐渐成为佚名之作广为流传。但博识者还是知道它的来历，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五曾说：“《诗家一指》，出于元人，中有十科、四则、二十四品……二十四品以典雅归揭曼硕，绮丽归赵松雪，洗炼、清奇归范德机，其卑浅不足言矣。”许氏万历间人，当时《诗家一指》正流行于世，他独说出于元人，想必有根据。所以尽管在明末《二十四诗品》已被冠以司空图之名，但在汇辑类诗话中它仍保留着佚名遗说的形态。清初游艺辑《诗法入门》，吴霷、吴铨鑨辑《诗书画汇辨》，叶葆辑《应试诗法浅说详解》收《二十四诗品》都不注司空图之名，也不说明所出。盖此类汇编诗法，皆属村塾蒙学之书，犹如今日的概论、教材，汇集前人之说而条贯之，严谨者会说明出处，辗转抄摘者就干脆连出处也不说明了。《诗家一指》不仅收入上述众多的丛刻，还有怀悦刊本流传。隆庆四年（1570）编成的朱睦（左木右挈）《万卷堂书目》卷四、《天一阁藏书目》岁字号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均有著录；《格致丛书》本《新刻沧浪诗法》也提到《诗家一指》有印本，大概就指怀悦刊本。应该说，《诗家一指》并不像《辨伪》所说的“在明代流布不广”，而是颇为人所重视、版刻甚多的诗话。它甚至普及到浅学不知《沧浪诗话》的人，都本末倒置地以为《沧浪诗话》“要论多出《一指》中”，邵锐序刊本《诗法》、《格致丛书》本《新刻沧浪诗法》均有这样的说法。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连《沧浪诗话》这么有名的书，人们都会误认为出于《诗家一指》，而真正出自《诗家一指》的《二十四诗品》，突然被冠以司空图之名出现在丛书中，何以反而不见人质疑它的来历呢？《诗家一指》的几种版本到明末不至于湮没，许学夷经眼、胡震亨引证、黄虞稷收藏，乃至乾隆元年（1736）张潜编《诗法醒言》时征引，至少表明它在明末清初一直是流行于世的。见闻广博如王渔洋，谈到他心爱的司空表圣《诗品》时，何以竟也没有一点疑问？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王渔洋康熙初评宗元鼎诗，就提到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语，但他所见的《二十四诗品》，显然是丛书本而非表圣文集。他读司空图《一鸣集》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深赏其论诗“味在酸咸之外”之说，记录于笔记《池北偶谈》卷十八：“唐司空图《一鸣集》十卷，杂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别编》，又有《绝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与王驾论诗曰：‘国初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右丞、苏州气味澄夐，如清沇之贯逵；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劲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又与李生论诗曰：‘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醢，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酸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晚唐诗以表圣为冠，观此二书持论，可见其所诣矣。”这里只提到“味在酸咸之外”，未及《二十四诗品》片言只语，足见文集中并无这组作品。
就现有材料看，《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的名字联系到一起的契机，很可能就是苏东坡《书黄子思诗集后》那段话，他称司空图“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很容易被误解为指《二十四诗品》。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九《题诗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坡云，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嗟乎，千百世上下，凡有得于诗文之中者，未有不悲之者也。四言体自《三百篇》后，独渊明一人耳。此二十四韵悠远深逸，乃复独步，可以情生于文，可以想见其人，以《诗品》题署，亦犹之乐天之赋赋也。”由此不难理解《二十四诗品》托名于司空图的致误之由。
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