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群体的感情与道德(1)

概括地指出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我们就要来详细分析它们了。

人们会注意到，在群体的特征当中，比如冲动、易怒、不懂得思考、缺乏判断力和批评精神、夸大感情，等等，有许多在进化状态比较低的人当中也会见到，比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不过，这方面的相似性，我只顺便提一下，要详加解释恐怕就超出本书的范围了。而且，这对了解原始人心理的人来说纯属多余，而对不懂这种心理的人来说，这种解释也很难说服他们。

现在，我将一一分析我们在大部分群体中都能发现的各种特点。

1.群体的冲动、多变与易怒

我们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说过，群体的行为几乎是完全无意识的，其行为更容易受脊髓而非脑髓的影响。在这方面，它与原始人很接近。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美，但不经过大脑，而是受刺激因素的影响。群体受各种外在刺激因素的支配，反映着它们无穷的变化，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独处的个人也会受到群体中的个人所受到的那种冲动的影响，但由于他的大脑会向他显示这种影响会造成不适，所以他不会接受。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明这个意思：独处的个人能控制自己的反应能力，而群体却缺乏这种能力。

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根据刺激因素的不同，可以是慷慨的，也可以是残忍的；可以是充满英雄气概的，也可以是懦弱的，但它们永远都将那么强大，以至于个人的利益、自我保护意识都无法与它匹敌。

能使群情激奋的东西很多，群体总是服从它们，然后行动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它有时显得极为血腥残暴，有时又极为慷慨和壮烈。群体很容易变成屠夫，但也很容易成为殉道者。每种信仰要征服世界都必须血流成河，而流血的就是群体。用不着追溯到英雄年代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从这个观点来看，群体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在参加暴动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之前，有一个将军突然成名了，如果他愿意，他能轻易找到十万人奋不顾身地为他的事业而战斗[12]。

所以，群体做什么事都不经过大脑。它会从感情的这一头滑到另一头，永远受当时的激情所支配。它就像是狂风吹起的树叶，到处乱飞，最后又落到地上。我们将研究若干革命群体，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感情变化是多么厉害。

群体的这种多变性使其很难管理，尤其是当一部分公共权力落到他们手中的时候。如果不是日常生活所需在背后悄悄地进行调节，民主肯定不能持久。群体狂热渴望某种东西，但不会渴望得太久。他们的思想不能持久，他们的愿望也同样。

群体不单容易冲动和多变，他们也像野蛮人一样，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容不下什么障碍。由于人多势众，他们觉得自己力大无比，所以就更是这样。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而独处的个人则会清醒地意识到，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烧毁宫殿、抢劫商店的，即使偶尔闪过这个念头，也会很快打消。但加入群体之后，他便意识到了人数众多产生的力量。只要暗示他去杀人和抢劫，他会马上行动。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如果人体可以长期狂怒，我们可以说，对于动不动就发怒的群体来说，狂怒才是其正常状态。

在群体的易怒、冲动、多变以及我们要研究的所有大众感情中，总会涉及种族的基本特点。这是一块永远不变的地面，上面萌生出我们的各种感情。毫无疑问，所有的群体都是易怒和冲动的，但程度大不相同。比如，拉丁群体与盎格鲁－撒克逊[13]群体之间的区别就十分惊人。最新的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二十五年前，只需公开一封大使受辱的普通电报就可使群情激奋，并马上引发一场大战[14]。几年后，电报告知在谅山打了一场小小的败仗[15]，结果引起一场新的震怒，顷刻间颠覆了政府。而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军在喀土穆遭到了一场严重得多的惨败，却没有在英国激起太大的波浪，没有一个内阁因此而倒台。群体在任何地方都阴气十足，其中尤以拉丁族裔群体为甚。依靠群体可以很快地飞黄腾达，但老是行走在悬崖边缘，总有一天会坠入深渊。

2.群体易受暗示、多变和轻信

在给群体下定义的时候，我们说过，群体的普遍特点之一是容易受到暗示。我们曾指出，在人类的任何群体，暗示都具有传染性，这也说明感情为什么会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迅速转变。

如果说群体是中性的，它又往往期望受到关注，这就相当容易受到暗示，任何暗示都会通过传染立即进入人们的大脑，于是方向马上就确定了。受到暗示的人全都一样，侵入大脑的思想会变成行动，不管是烧宫殿还是尽忠孝，群体都会毫不犹豫。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个人独处时那样，取决于被暗示的行为与抵制这一暗示的全部理由之关系对比。

所以，群体总是游走于无意识的边缘，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它像那些对理智没有反应的人那样，感情粗暴，缺乏批评精神，只能极其轻信。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么离奇的传说和故事会如此容易地诞生和流传[16]。

那类神话能如此轻易地在群体中流传，不完全是因为轻信，更因为群体的想象会让事件大大走样。群体会把自己看到的最简单的事情都弄得面目全非，他们通过形象来思维，而被涉及的形象本身又涉及一系列与它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形象。这种状况不难理解，只要我们想一想，有时我们随便提到什么事情，便会冒出一连串奇怪的念头。理智告诉我们，在这些形象中，有些不可信的成分，但群体根本就看不到。被想象歪曲的东西与真实的事件混为一谈，群体根本就不管客观不客观，他们会把头脑中唤起的形象当作是真的，而这些东西往往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群体歪曲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各式各样，因为组成群体的成员，每个人的性情都不太相同。但这没关系。由于传染，对所有的人来说，这种歪曲都是同样性质，同一方向。集体中的某人首先进行歪曲，成了传染暗示的核心。圣乔治[17]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墙上，所有十字军战士都看见了，但在这之前，肯定只有一个在场者看见。通过暗示和传染，一个人发现的奇迹很快就会被众人所接受。

历史上如此常见的集体幻觉，机制总是这样的。这些幻觉似乎具有真实的一切基本特征，因为那是成千上万人亲眼目睹的现象。

要同上述现象作斗争，就不能指望群体中的个人的精神质量，这种质量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一旦结群，无论是文盲还是学者都会失去观察能力。

这一论断看起来似乎很矛盾。要透彻地说明它，必须回顾大量的历史事实，要有很多书才行。

但我不想给读者留下空口无凭的印象，所以将从可以引用的大量例子中随便举出几个。

以下事实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因为它所选择的集体幻觉涉及由各类人组成的群体，有很无知的，也有文化水平很高的。讲述者是大副朱利安·菲里克斯，是他在写海流的书中顺便提到的。这个故事以前曾由《科学杂志》转载。

大型驱逐舰“美少女”出海寻找被狂风吹散的护卫舰“小摇篮”。那是一个大白天，天气晴朗。突然，负责瞭望的水手发现，有条小船在发失事信号。官兵们都朝发出信号的地方望去，他们清楚地看到几条小船拖着一条站满了人的木排，船上悬挂着表示发生海难的旗帜。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福赛上将派出一条小艇飞速赶往失事地点营救，靠近的过程中，艇上的官兵们看见“许多人走来走去，伸出手，还听见许多杂乱而响亮的声音”。但小艇到了之后，他们才发现那不过是一些挂着树叶的树枝，是从附近的岸上掉到海里的。面对如此明显的事实，幻觉消失了。

这个例子清楚地告诉了大家，我们刚才解释过的集体幻觉是如何造成的。一方面，群体处于观望和期待状态；另一方面，大家又受瞭望员的暗示，说是有船在海上遇难。这种暗示通过传染，让所有的目睹者，也就是舰上所有的官兵都接受了。

一个群体，要失去实事求是的能力，让真实的东西被跟它毫无关系的幻觉所代替，并不需要很多人。几个人聚在一起就构成了群体。那时，即使是杰出的学者，面对专业以外的东西，他们也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征，每个人的观察能力和批评精神都消失了。达维先生，一个机敏的心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刊登在最近的《心理学年鉴》上，值得在此一提。他曾召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开会，其中有英国一流的学者华莱士先生。他让大家观察了物体，自由挑选印章盖上，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演示了传统的精神现象：灵魂显形，并在石板上记录下来。这些杰出的观察家后来在报告中都肯定，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方式造成。但达维先生告诉他们，那是作弊的结果，他动了一个小小的手脚。“达维先生的调查，其最惊人之处，”叙述者写道，“不是天衣无缝的技巧本身，而是缺乏经验的见证者提供的报告极不可信……所以，”他说，“见证者即使人数众多，也会完全弄错，这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描述是正确的，就不能用作弊来解释他们所描述的现象。达维先生发明的办法简单得让人惊讶，他竟然那么大胆，敢使用这种办法。但他对群体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让他们以为看见了其实并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仍属于催眠师的催眠术，但看见这种本领用在头脑发达的人身上，而且事先就让他们有所怀疑，大家可想而知，让普通群体产生幻觉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各报都刊登了在塞纳河淹死的两个小女孩被拖上岸的消息。这两个孩子先是被十来个证人言之凿凿地认了出来。大家都那么肯定，以至于预审法官也认为毫无疑问，于是便签发了死亡证明。可就在人们准备埋葬她们的时候，大家意外地发现，被认为已经死亡的那两个女孩依然活着，而且与被淹死的小女孩长得并不像。正如在此之前所举的许多例子一样，第一个证人因为产生幻觉而作出的肯定判断，足以暗示其他所有人。

在类似的情况下，暗示的出发点永远是某个人由于记忆或多或少有点模糊而造成幻觉，这种原始的幻觉得到确认后传播开去。如果第一个观察者过于轻信，觉得已经认出尸体具有某些特征——除了真正的相似之处——一个伤痕，或衣着上的细节，往往就足以引起别人的联想。这种联想可能会成为某种同感的核心，瓦解大家的理解力，麻痹质疑的能力。而那个观察者所见的，不再是物体本身，而是在自己头脑中被唤起的形象，所以，就连孩子们的母亲也认错了尸体。以下情况就是如此，虽然是过去的事了，但最近还在报纸上提起。大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刚才解释过的两类暗示。

被另一个孩子认出来的那个孩子——弄错了，于是开始了一系列错误的辨认。

人们发现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某小学生把他认出来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就大喊起来：“啊，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人们把她带到尸体旁边，她检查了一下，发现额头上有个伤疤。“就是他，”她说，“我可怜的儿子，7月份失踪的。有人把他从我这儿拐走，然后杀死了他。”

这个妇女是福尔路的一个看门人，叫沙旺德莱。她闻讯赶来的堂兄也毫不犹豫地说：“就是小菲力贝。”街上的许多居民都认出在维莱特发现的那个孩子就是菲力贝·沙旺德莱，更不用说他的小学老师。对这位老师来说，记号是一枚奖章。然而，邻居们、堂兄、小学老师和母亲全都弄错了。六个星期之后，孩子的身份弄清了。那是波尔多的一个孩子。在波尔多被杀的，被人用车运到了巴黎[18]。

人们注意到，作出这类指认的，往往是妇女和儿童，也就是说，最容易轻信的人。这事同时也告诉我们，这种证明在法庭上并没什么价值。尤其是孩子，他们的指认不应该被采纳。法官们不断地说，在那个年龄，人不会撒谎。稍微学过一点心理学的人都应该知道，恰恰相反，在那个年龄，人往往撒谎，也许那种撒谎是无辜的，但仍然是撒谎。判决一个被告，宁可掷硬币猜正反来决定，也不要相信孩子的证词，这是经过无数事实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