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吕氏春秋》导读(1)

何志华

一、吕不韦其人其书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吕不韦是战国末年卫国（今河南省濮阳一带）的著名商人，以买卖致富。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四十二年，昭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儿子二十余人，他立宠爱之姬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有一个儿子名叫子楚，子楚的生母名叫夏姬，得不到安国君宠爱。子楚以秦国人质的身份留在赵国。然而，由于秦国多次攻打赵国，所以赵国对子楚并不礼貌。

子楚既质于赵，平素财用不足，生活十分困苦，并不得意。吕不韦于邯郸经商，见子楚而怜之，以为“奇货可居”。吕不韦于是往见子楚，游说他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不以为然，笑说：“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明不韦意欲，于是与不韦合谋大计。吕不韦对子楚说：“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吕不韦于是以千金为子楚西游入秦，说服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楚为适嗣，子楚亦向不韦许诺，他日如登上王位，将会“分秦国与君共之”。

当时，吕不韦新娶了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邯郸女子赵姬，而赵姬已怀身孕。在一次酒宴上，子楚见赵姬姿色甚美，便要求吕不韦成全其事。吕不韦虽然生气，唯念及已为子楚用尽家财，“欲以钓奇”，于是将赵姬献给子楚。赵姬隐瞒自己已怀身孕，到十二个月大期时生下儿子，取名政，即后来的秦始皇。从此母以子贵，赵姬被子楚立为夫人。

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以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一年后，孝文王死，子楚继位为庄襄王，一切皆如不韦所料，庄襄王尊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为夏太后。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而薨，太子政被立为王，时年十三，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掌握国家大权，家僮万人，富可敌国。唯太后因秦王年少而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埋下日后吕不韦失势的伏线。

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号称战国四公子，均为喜宾客之士，名重士林。吕不韦以秦国之强，在招贤纳士方面，竟不如四公子，因此亦招揽士人，并加厚待，至食客三千人。这时的诸侯多为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于天下。吕不韦于是吩咐食客人人各著所闻，集各论著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合共二十余万言，认为已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他更布书于咸阳市门，悬千金于其上，延请诸侯、游士、宾客等，指如有人能增损一字，即予千金。

始皇日渐长大，太后淫乱不止。吕不韦恐祸将及己，于是私求大阴人嫪毐为舍人，并把嫪毐赠予太后。吕不韦使人以腐刑之罪状告嫪毐，其实未有施以腐刑，俾嫪毐假扮为宦官入宫与太后私通。始皇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不是宦官，常与太后私乱，更诞下二子。于是始皇令官吏深入调查，后来查明属实，此事祸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始皇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迁太后于雍。始皇希望进一步诛讨相国吕不韦，但念及吕氏有功于秦，不忍致法。始皇十年十月，始皇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并令其离开咸阳，就国河南。后来因为不韦的宾客多次请求，始皇恐生事变，于是赐吕不韦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明白形势不妙，恐大难将至，难免伏诛，最后饮鸩服毒而死。

有关吕不韦著书的动机，前人的论述十分详细，概略言之，约有数说：

1.显名后世：明方孝孺《逊志斋集读吕氏春秋》指出：“不韦以大贾乘势，市奇货，致富贵，而行不谨，其功业无足道者，特以宾客之书，显其名于后世。”

2.欺世盗名：明代陈懿典《读史漫笔》云：“不韦，盗之雄也。既盗秦国，复以招宾客盗当年名，著书盗后世名，令后世读吕览者知不韦而不复知有诸宾客。”及后清代方号颐《方忍斋所著书读吕子》又云：“千古大盗，无如阳翟大贾始也，居奇货以盗人之国，继也集儒书以盗后世名，其人心术品诣，尚可问乎？”

对于此论说，一些学者未尽认同，例如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云：“不韦著书，沽誉求名诚有，盗名之说难采。诚以吕氏之书，未尝以集众为讳。《史记》明言‘吕不韦使宾客人人著所闻’。《汉书艺文志杂家吕氏春秋》下亦明题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是未曾掩他人之长以为己有也。古无联名著书之例，书成归之不韦，亦若魏公子兵法，属之信陵，淮南属之刘安，是未盗名之证。”

3.东学西移：钱穆先生《秦汉史》云：“秦人本无文化可言，东方游士西入秦者，又大多为功名之士，对其故土文化，本已抱不满之感，欲求别辟新局以就功业……其大规模的为东方文化西渐之鼓动者，厥为吕不韦。吕不韦亦籍隶三晋，然其在秦所努力者，实欲将东方学术移植西土。不仅如商鞅范雎诸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白而已。”又云：“不韦乃欲将东方学术文化大传统，移植西土，其愿力固宏，其成绩亦殊可观，即今传《吕氏春秋》一书，便是其成绩品也。”

至于《吕氏春秋》一书的思想属性，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之归入杂家，并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由此可见，《艺文志》对杂家的析述包括其源流及特色，认为杂家源出古代议官，亦即谏官；杂家学术思想以儒、墨、名、法为主，乃结合四家思想而成的。其实，吕书所言，兼及多家思想，岂只儒、墨、名、法四家而已。清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云：“周官失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其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又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云：“当时诸派之大师，往往兼营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庄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韩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至是几将合一炉而冶之，杂家之起于是时，亦运会使然也。”可见吕书作为首部杂家文献，其成书于秦，实为时代所需，应运而生。

二、成书于“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解

有关《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吕氏春秋序意》启篇谓“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按《尔雅释天》曰：“太岁在申曰涒滩”，意即该年太岁在申。至于“维秦八年”，即指秦始皇在位第八年，依据《史记六国年表》，“始皇帝元年”句下《史记集解》引徐广云：“乙卯”，如果始皇元年乃“乙卯”，则始皇八年，该是“壬戌”，可是在戌年时，太岁应在“阉茂”，而非“涒滩”。“涒滩”乃“维秦六年”，而非八年。学者因此提出种种质疑，今试加解释如下。

（一）干支纪日法

古代以干支纪日，即运用“十天干”、“十二地支”的组合来记录日子。“十天干”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古人以“甲子”、“乙丑”顺序组合，至“癸亥”合共六十干支，依序推演。中国早于殷商时期便使用六十干支纪日，一日一干支名号，从不间断。至于古人夜观天象，为求记录星体移动的过程，又将“十二支”应用于天空区域之划分，称为“十二辰”。方法是以正南方为“午”，正北方为“子”，正东方为“卯”，正西方为“酉”。因而，由正北至正南，经过天空之直线称为“子午线”。

十二辰（十二支应用于天空区域之划分）

（二）岁星纪年概说

在观测星体运行的过程中，古人得知木星约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天，于是将周天分为十二分，称为“十二次”。古人以木星为岁星，木星是以逆时针方向运行的，每年约移动“一次”。由于逆时针运行不便记录，于是古人假设了一颗岁星，该岁星与木星运行方向相反而速度相同，称为“太岁”，以每年太岁星所在称呼该年，称为太岁纪年，其称谓如下：

岁星纪年图

这就像今天以十二生肖纪年，均以十二支顺序排列，从“子”到“亥”，方法相同，两者的分别只在于岁星纪年需与天象配合，以木星运行周期推算太岁所在，而太岁所在年则以“涒滩”、“单阏”等词称之；至于十二生肖年则无须与天象配合，仅须顺排而记，生肖年即以动物“牛”、“虎”等为名，便于记忆。

十二支生肖纪年

（三）“超辰”之说

古人认为木星每十二年运行一周，然而，木星实际上每11.86年运行一周，因此，当古人将天空分为十二辰时，木星每运行一周天，便会与古人推算的位置有所偏差；每过84.7年，就出现一辰之偏差，即木星的实际位置将超过原来假设的位置一次（或称一辰）。其计算公式如下：X=（12X÷11.86）-1。X表示出现超过假设位置一格（即“超辰”）之年数。由此方程式推算，X=84.71，那即表示，岁星每八十四年到八十五年会超辰一次。

由此可见，古人使用岁星纪年法的日子久了，就不能与实际天象互相符合。因此，必须改革历法。汉武帝太初以后，岁星纪年法与后世的干支纪年法相互衔接，从太初上溯至秦统一中国时，岁星纪年比干支纪年落后一辰，上溯至战国时期则落后二辰。西汉末刘歆提出岁星每一百四十四年超辰一次的算法，然而超辰计算方法实际上并未曾应用于纪年法中。后来，东汉改用《四分历》时，已放弃了岁星纪年法，只沿用干支纪年法。刘歆认为岁星每一百四十四年超辰一次，这种计算方法称为“超辰法”，其实刘歆的计算亦有偏差，依据木星周期，每十二年出现0.15辰之偏差，即约84.7年便出现一辰之偏差，超辰一次。

（四）《序意》“岁在涒滩”一语所衍生的问题

《吕氏春秋序意》启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按《尔雅释天》：“太岁在申曰涒滩”，意即该年太岁在申。至于“维秦八年”，即秦始皇在位第八年，正如上文所言，汉太初以后，岁星纪年法跟汉代干支纪年互相连接，可以纯用干支表示年份。依据《史记六国年表》，“始皇帝元年”句下《史记集解》引徐广之言，指始皇元年为“乙卯”，如果始皇元年真的是“乙卯”，则始皇八年，应该是“壬戌”，戌年太岁在“阉茂”，而非“涒滩”。“涒滩”乃“维秦六年”，而非八年。

鉴于此，钱塘提出超辰之说以求解决问题，然而却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不论用年号数目纪年（例如始皇元年，二年，三年……），抑或用干支纪年（甲寅、乙卯、丙辰、丁巳……），都必须按顺序计算。超辰现象可以解释纪年的干支与天上岁星所在脱节的现象，然而却不能改变顺序而计算的数目纪年，又或干支纪年；不然历史按纪年编写，中间因超辰而缺少了一年的记录（诸如顺记甲寅、乙卯，然后跳到丁巳），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没出现过，亦即超辰计算方法实际上从未应用于历史纪年中。

王引之《经义述闻太岁考》认为“维秦八年”，“八”乃“六”之讹。又反驳钱塘超辰之说，认为太岁超辰之计算，始于刘歆《三统术》，在此之前是未有的。然而王引之之说并不足信，因超辰乃天文现象，这与刘歆论说的出现先后无关，如果维秦八年，太岁在申，该年史官夜观天象，即可得知，不当因刘歆未提论说，而误记岁星位置。王引之认为“维秦八年”乃“维秦六年”之误，乃从后世传抄《吕氏春秋》字形讹误推论，旨在配合“岁在涒滩”的天文现象，其实未可尽信。

（五）秦、汉两朝历法之别

秦统一中国以后，颁行“颛顼历”，颛顼历以冬十月为岁首（一年之始），轮至九月为年末。岁首十月同样称为十月，不改称一月或正月。“端月”（即一月或夏历正月）是立春之月，二十四节气的起点。“正月”为避秦王政的名讳而改为端月，闰月置于年末九月之后为后九月，即岁末置闰法。太岁在某，乃据颛顼历计算的。汉承秦制，沿用颛顼历，直至汉武帝元封七年，即公元前一○四年才颁行新历，改此年为太初元年，称为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定太初元年之干支纪年为“丁丑”。徐广谓始皇元年之干支纪年为“乙卯”，即据太初元年为“丁丑”，往上推算而得。

（六）《汉书律历志》两记干支纪年与太岁在某不合例证

假设太初元年（即元封七年）不是丁丑，则始皇元年也不会是乙卯，始皇八年也不会是壬戌。如果太初元年确为丁丑，则太初元年时太岁该在丑，然而考证《汉书律历志》云：

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