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美国的新一代(1)

理查德·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一周，天气奇冷无比。在1月19日星期四过后，便是肯尼迪的就职典礼，新年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黄昏时分，政府部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雪花铺满了大街小巷。雪花轻柔地滑过冬天微蓝的黄昏，飘洒到各处。晚上8点，当选总统肯尼迪和妻子到宪法大厅参加音乐会时，厚厚的积雪已将市区覆盖，连坚挺的“新边疆派”们也耷拉下了脑袋。雪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簌簌地落在士兵们冻得通红的脸上，他们正忙着用喷火器将风从波多马克河和潮汐湖一路呼啸而来，这凛冽的风卷来细密的雪粒。凌晨3点45分，当肯尼迪回到他在乔治敦的寓所不久后，雪渐渐停了，但市内依旧寒气逼人。雪堆积在华盛顿东北黑人街区的巷道里，克利夫兰公园区内的燃油锅炉也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不能正常工作。

星期五中午，气温约20华氏度（约零下六七摄氏度），寒风刺骨。冻得发抖的人群等待了20分钟才盼来了新一任总统，他们欢呼雀跃，想听听他即将发表的演讲。不过，还得多等一会儿。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在大喇叭里的祝祷似乎没完没了，大家还要挨一阵子冻。像肯尼迪生命中的很多其他篇章一样，这次就职演讲也在一片混乱中拉开序幕。枢机主教祝祷刚结束，讲台下面的电线突然短路了，一股黑烟腾起。特工处长顿时满脸惊恐，以为整个演讲台要爆炸起火。他三次想让大家躲开，但都忍住了。最后不再冒烟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朗诵一首诗，感觉雪地的反光很刺眼，因此，他不得不脱稿，凭着记忆开始背诵。终于到了12点51分，首席大法官沃伦开始主持宣誓仪式。仪式开始后，现场的状况大为改观。宣誓时，总统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天气很冷，他的声音有点发抖，但能立刻听出是波士顿口音。这位朝气蓬勃的总统为新政府定下了基调：

让誓言从此时此地起航，最终影响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火炬已传递给美国的新一代……历经战争、为了和平而受尽磨难的美国人，为我们的古老遗产而备感骄傲。

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演说比林肯的更精彩。”但这多半只是夸张的场面话。若说艾森豪威尔统治时期是美国的休养生息阶段，那么现在就将进入一个继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期之后的第二个革新时代了。同样的，年轻人仍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新的第一夫人恰逢股市大崩溃时出生，她有着惊世的美貌。她丈夫在国会山发表演讲时，她就陪在他身旁，温柔地拍着他的脸轻声说：“啊，多美好的一天啊，杰克！”

随后的几个星期同样是闪亮的。随后，琼·斯沃洛·赖特在描写摇滚世代的回忆录中，谈到肯尼迪当政时期时写道：“他是‘我们的’总统，是出生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总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将是最好的一个。”对于“新边疆派”而言，这种信念坚不可摧：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被寄予厚望地当选和就任。

投票支持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有34221463人，占总投票者的49.7％。1963年11月他去世后，美国民意测验显示，被调查者中有65％的人回忆说当初选的是他。这就是说，有1000多万选民的看法与其在选举那天的看法不同。其实，在他去达拉斯之前，选民们就开始改变了。而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有59％的人认为三年前投的是民主党的票。

这一现象并非意外。肯尼迪就任之前，就下定决心要让更多人支持自己。在当选后到就职前那段时间，肯尼迪阅读了一部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所著的学术著作《总统的权力》。作者在书中写道，行政首脑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取决于他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这不同于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肯尼迪决意一开始就给人民留下忠于职守，雷厉风行的良好印象。

在就职游行中，肯尼迪发现海岸警卫队中没有黑人士兵，当即下令展开官方调查。第二天早上，肯尼迪很早就到了自己还空荡荡的办公室，见证自己的内阁宣誓就职。肯尼迪紧紧握住哈里·杜鲁门（这是杜鲁门自白宫离任后首次回来）的手，并下达了第一号行政命令，为400万贫困美国人供给了双倍的粮食。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新任总统干劲儿不减。人们总能见到他一边在走廊快步通过，一边飞快地下达命令，一会儿站着阅读文件，一会儿又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跑出去散散步，随后又急忙飞奔回来，还不忘把指节弄出响声。詹姆斯·赖斯顿这样描述肯尼迪执政早期的典型状态：“除了没爬上华盛顿纪念碑外，他任何事都没落下。”

华盛顿的其他人只得拼命跟上他的步调。新任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说，肯尼迪在任期间，“截止日期永远都在前天”。查尔斯·e·波伦说：“我从未见过如此事必躬亲的总统。”政府有些成员被这位新领导逼得太紧，以致都难以进行日常工作了。国会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抱怨道：“这位新领导人一天有26个小时，可是我却只有24个小时。”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和艾森豪威尔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超过10分钟，但是他和肯尼迪之间长达两小时的会谈就已有4次了，而谈话内容也绝非琐碎之事。一个参议员曾说：“与总统会面后，必须一溜烟跑上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回国会，你得抢先一步，要在他对你的汇报做出评论之前到达国会。”

有一天，在肯尼迪西翼办公室进进出出的人竟达到了100人。他曾在一次西翼会议中下达了17项指示。在宣誓就职后的两个月内，肯尼迪便发布了32项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就任的头两个月中仅发布了5项），还发表了12次演讲，签署了22项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政要寄送了28封信函，召开了7次记者招待会。记者被他吸引：参加肯尼迪记者会的人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位总统。华盛顿有位幽默的评论员发现，新总统看起来不光决意自己身兼国务卿一职，而且还要做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他注重一切细节。在早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问题涉及美国从古巴进口1200万美元糖浆的计划，他做了很专业的回答，而这个计划在4天前相关部门给出的报告中不过在结尾处一笔带过。他注意到陆军特种部队不再使用绿色贝雷帽，便下令恢复。他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不忘亲自测试将运往越南的卡宾枪。他任职后的第一个春天将要来临，他居然注意到白宫日渐变绿的草坪上冒出了杂草，于是让园丁马上除掉这些杂草。

他打算向外拓展自己首要的执政基础。他所需要的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他，他也想确保人民能够对他放心。不戴帽子、不穿大衣会显得充满活力，这种形象为他加分不少，美国人赞赏主动的人。记者在报道中称新总统很有掌控力，这也会大有裨益。有效的方式还有，比如总统限定迪安·艾奇逊用4天时间做一份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详细报告。当然，同白宫记者团在电视节目中的头几次会见也很重要，其中第三次节目面向2150万电视用户播出，约6500万人观看，而此类节目均为现场直播。肯尼迪不仅得是他自己的罗斯福夫人，而且得充当他自己的罗伯特·蒙哥马利。他确实如此。麦克卢汉称其为表演能手。诺伊施塔特对总统的评价很到位，这也在民意测验调查员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场就改变了许多选民的倾向。这些选民曾支持尼克松，如今却改变主意，反而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是支持肯尼迪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政治奇迹：这位新任总统牢固的民众基础能和艾克[1]比肩了。

道格拉斯·卡特认为：“总统就如法国各有千秋的高级餐馆一般。”肯尼迪的形象融合了多重意味，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如山茶花般的美艳，有英国画家凯特·格里纳韦画布上3岁女孩卡罗琳的可爱，有总统演讲时的口若悬河，此外还有些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象征的活力，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那一堆冠冕堂皇的说辞一去不复返——“花小钱而获大利”“起伏式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举国上下都意识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轮充满活力的施政行动，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劳工部长就职才24小时便平息了一场罢工运动。像那个备受煎熬的参议员一样，新内阁的成员都像患上了轻度“肯尼迪狂躁症”，每天都马不停蹄，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毋庸置疑，这些繁忙的景象大多只是幻觉，时间久了注定会破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忙碌给人印象极深。据说有位部长边标示邮件，边接听电话，还同时用简略的专用语给助手传达上级的指令。另一位部长一直训练自己每天只睡6小时。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内阁成员每天坚持7点半来上班，这让五角大楼的警卫们惊愕不已。

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重返营地，这反映出肯尼迪追求完美的执念。后来，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时说，他的下属“具有让人兴奋的美国精英主义的感觉”。“精英主义”在那时并非一个带贬损意味的词，而是形容“五湖四海最优秀的人才济济一堂，共同实现一种理想的感觉。这种理想就是建构新的美国民族主义，并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带来一种崭新有力且主动进取的精神”。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政府聘用大量著名学者，这些学者绝大多数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当时的流行语对“失败”的定义是：耶鲁大学毕业，开着一辆贴有“尼克松”标签的福特埃德塞尔汽车。有人问奥维尔·弗雷曼，他是如何被选为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搞不懂，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吧。”弗雷曼并非哈佛大学毕业生，但本届政府看中的是他以优异成绩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还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背景。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在莫尔丁的漫画中被描绘成开启首都之门的新钥匙。8年前华盛顿盛行的风气是轻视知识分子，甚至对其不屑一顾，如今这种风气已荡然无存。为增强这种氛围，“新边疆派”尽量避免谈论一些不和谐的事儿，比如他们的总统喜欢打高尔夫以及他最钟情的那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之心》）也并非古典歌曲。然而，将其描绘为出身名门却是相当合适的。杜鲁门扶植将军，艾森豪威尔偏爱企业大亨，肯尼迪却对学者们青眼有加。肯尼迪的顾问里面，由国务卿领衔，有15位罗德奖学金得主、4位历史专家。国防部长、国税局局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执教。总统在黄金储备方面的顾问也是一名教授，就连其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也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更史无前例的是，白宫第一次聘请了文化顾问。

“出类拔萃之辈”是后来哈伯斯塔姆对这些学者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的苦涩嘲讽。他是11年后才做出这一评价的，主要谴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他们下的最烂的一盘棋，但他们的灾难不止于此。这也是回顾肯尼迪执政时期时不得不提的一个事实。新政府很早就有失误了，而他们第一次关乎大局的失败却不能只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仅是上届政府所订计划的执行者。然而，他们原本应该带有批判性地看待这些计划的。可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即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会犯错。他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想象与实际。在回顾新政府刚掌权的日子时，罗伯特·肯尼迪颇有洞察力地说：“那些日子里，我们总听到所有人是如何努力工作的，因此我们还以为自己正朝着胜利前进。”对自身错误的察觉，不得不归功于美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次冒险，即以古巴猪湾命名的猪湾事件。

哈伯斯塔姆后来这样描述那次惨败：“看似与时代如此相合的总统竟通过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而且是一个在对当时情况一无所知的前提下提出的计划，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后来，肯尼迪亲自问特德·索伦森：“我那时怎么会如此草率呢？我一生从不盲从专家。我简直愚蠢到家了，怎么会同意他们这样做？”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懊悔万分的总统“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频率反复提起猪湾事件，很难理解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为什么会卷入这次注定要失败的大冒险”。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开始时，那个计划看来并不轻率。当选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听艾伦·杜勒斯说起这个计划。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做了汇报，即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及罗伯特·肯尼迪。1961年1月28日，总统召开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注意到肯尼迪是“谨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告诉这位新总统无须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会万无一失，该注意的地方都已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