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罗斯福和民意所向(1)

禁酒令废止[1]前，本尼托·墨索里尼说过：“我可以用两个词概括美国：禁酒令和林白绑架案！”这是极权主义者所给的武断意见，他们认为美国到处都是黑帮和绑架犯。之后，有人问他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美国什么外交政策都没有。”这次，“领袖”的话残酷地揭露了事实。在罗斯福首次发表总统就职演说时，他对外交事务只字未提。有人正式提议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时，他也置之不理。1933年，他参加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是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但初次登场的他就搞砸了那次会议，会议本打算团结金本位国家集团。只有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此喜闻乐见，他认为管理通货比采取金本位制度更加可靠，因此，他说罗斯福“相当正确”。但罗斯福的决定并不是受凯恩斯的影响。他想的是怎样解决美国的头等大事，而不是和国际社会配合，要先把国内事务处理好，再谈国际问题。

5年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攥拳拢袖时，这一切将完全改变。但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早有苗头。在罗斯福开始第二次总统竞选时，墨索里尼占领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燃起战火，德国重新拿起武器占领了莱茵区。赫尔扭曲了事实，犹太人在德国根本活不下去，1935年，8万名犹太人逃到美国避难。东京，好战的少壮派军官推动裕仁天皇政府走上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一个日本士兵从卢沟桥偷溜过去逛中国窑子，他的长官就以此为借口，诽谤中国人绑架了他，并对北京和天津发起进攻。阿梅莉亚·埃尔哈特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女飞行员。她驾驶飞机执行任务时，发现了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委任统治地修筑的防御工事。至于她被日军要求迫降并被残害之事，几乎确凿无疑。当时，人们尚不知道她的悲惨命运。为了试探美国是否畏战，日军反复挑衅，这样的新闻多次登上报纸头版。

美国确实畏战。国务院发言人提出了抗议，大谈什么“道德禁运”。罗斯福和赫尔说他们相信“国际舆论”的力量，好像独裁者真会对此有所忌惮似的。国会又通过了新的中立法案和决议，总统不情愿地签署了。他有所犹豫，主要是不喜欢权力受限，他的外交政策和国会的意见并无多大分歧。新政对外交事务涉及甚少。赫尔和21个拉美国家签订了中立协议，表明了美国独善其身的立场。胡佛拒绝和英国联名谴责日本侵华的行为，这个决定获得了罗斯福的支持，这很少见。

“大萧条”时，这种做法还算理智，毕竟政府需要一切资源解决国内问题，但之后政府的做法就荒谬了。1934年，《约翰逊战债拖欠法》通过，禁止向未付清战争借款的国家提供贷款；1935年，《皮特曼中立决议案》向世界宣布，美国不会帮助被侵略的国家，绝无例外。这些政策让德意独裁者气焰更加嚣张，罗斯福的手脚却被束缚了。然而，罗斯福对此表达的不满，加上他对世界法庭的支持，激怒了顽固的孤立派。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总统认为有道德责任帮助欧亚，结束年深岁久的争端。他不满权力受到限制，拒绝听从国会和全国上下的意见，非要干预外国事务。如果欧洲或亚洲真的爆发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罗斯福会立刻让美国加入混战。后果会怎样呢？在和平会议上，无论战胜还是战败，美国都会受到攻击。”

实际上，迅速干预是不可能的。在罗斯福的第一届任期内，美国的军事规模逐渐缩小，最后军队人数还没有福特汽车公司的职员人数多。艾森豪威尔后来说，军队真正的敌人是“钱，或者说是缺钱”。1934年，总统视察瓦胡岛，军队指挥官想为他举行一次军事演习，但这次本应气势庞大的演习却闹了笑话：一半的军用卡车和7辆“一战”遗留的坦克（总共12辆）突然在罗斯福面前散架，让他大为震惊。第二年，《财富》杂志报道，步兵虽然装备了m1加兰德步枪，但数量只够一个团使用。该杂志还估计：“以这种购买速度，常备军要等30年后才能配齐这种新式步枪。但等到那时，加兰德步枪早该过时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现在军队里是些什么人？”文中说，在那群军人里，有一名47岁的中尉和一名65岁的中士。上尉的平均年龄是43岁。

很多美国人以为根本无须保留军队。学者普遍认为，美国是上了欧洲人的当才被卷入“一战”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竟然有71%的普通民众同意这些学者的看法。他们认为“大萧条”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因为欧洲人没有付清战争债款。从《三个士兵》到《永别了，武器》，再到《光荣代价》，学者们一直在强调，为和平付出何等代价都是值得的。但就算阿梅莉亚·埃尔哈特遇害的事被人揭露，人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在“一战”时，同盟国报道了德军残害比利时人的夸张宣传，美国人对这类新闻已经麻木了。那时，理查德·H·罗维尔[2]是万千学童中的一个，他记得信仰理想主义的公民学教师最喜欢说：“孩子们，我们有战争部，如果有的是和平部，是不是特别棒的事？”1934年，主教会议做出决议：“‘和平时期要做好战争准备。’基督教会懒得理会这种廉价的爱国主义。”对此，他们的会众表示认同。（希特勒也认同。他说：“那些支持非战主义的人最后会变成征服者的帮手。”）但美国人还没注意到德国的这位新元首。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还说服2500万人签名，要求国会签订更多中立法案。他们不用费力说服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他是参议院军火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顾问是阿尔杰·希斯。奈最会找替罪羊，他说华尔街的金融家和外国的好战者沆瀣一气才诱导美国加入“一战”。他在全国各地演讲时说：“上次我们发动了战争，但什么也没捞着。我们获得险胜，但死伤惨重。这一切都是为了私人银行家，让他们不怕收不回贷款。”

家庭富足的学生敢于反抗传统，对于他们而言，激进和平主义是一种不可挑战的信仰。穷学生平常老实安分，也赞成他们的看法。在一次全国民意测验中，39%的大学生表态他们绝不会参加战争；33%的人说除非美国遭遇入侵，否则他们不会参与战争。在和平主义的主要阵地（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只有8%的学生表示无条件参战。1935年，即便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加以威胁，仍然有超过15万名学生为了争取和平，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罢课。之后，50万大学生签署保证书，保证如果国会宣布参战，他们一定拒绝入伍。他们的“体制计划”同下一代人憎恶的“现存体制”差不多。他们反对强制性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反对侵犯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的行为，反对法西斯活动，他们要求改革大学管理制度。激进派由争取工业民主学生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前身）构成。他们将《行动纲领：学生革命者的指导书》奉为圭臬。带头的学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以及索思摩大学1932级毕业生克拉克·克尔，让人印象格外深刻。

每个学校的“运动”性质各不相同。在明尼苏达大学，塞瓦赖德回忆道：“我们不喜欢政界领导，也不喜欢学校领导。他们按规章办事，而不是遵循真理。在这些维持现存体制的机构中，我们最憎恨军事机构……‘爱国主义’这个词让我们恶心。它沦为了贬义词，和沙文主义没两样。”塞瓦赖德参加了抗议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生游行，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停办训练营。

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认为军队如同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他们把自己称为未来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她们举办了全国代表大会。纽约市立大学校长接见了一个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引得学生们嘘声一片。校长把学生称为“坏痞子”，第二天，纽约市立大学的每个学生都在衣领上别上了“我是一个坏痞子”的徽章。有些激进分子召开集会，校长就用雨伞打他们，将他们驱散。这样以牙还牙的做法很少见，但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没用那样粗暴的办法，他们邀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带头游行示威的人被抓起来，还被罚了款。上级法院撤销了原判，但第二个星期，所有新生都被要求宣誓，宣誓忠于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教务处处长对媒体解释道：“我们想要思想单纯的学生。”

其实，大多数学生即便思想不单纯，但至少行为端正。那时，只有小部分人是激进分子，在纽约市立大学中只占1%，在全国只占3‰。这些人举行示威，为争取工人正当权利游行，为“斯科茨伯勒男孩”募资，阻挠群众观看赫斯特报系的新闻片，一时颇为活跃。这与之后几年的一群年轻人性质类似，不过后者登上报纸头条的原因是表演吞金鱼。美国人的一大毛病是以偏概全。1970年，一个全国性的广告商登载了20世纪30年代马拉松舞会的照片，嘲笑美国中年人：“你们年轻时也如此，凭什么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以为那些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风头。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这样辛苦，只是为了赢得一点儿奖金。

作为“走投无路的一代”，大部分20世纪3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都忙于谋生。这些年轻人受“大萧条”打击最大。1935年1月，几百万16—24岁的青年人靠救济金生活。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毕业年级学生，今年6月有15万学生将获得学位进入社会，但社会根本不想要他们。《财富》杂志采访了25所大学的学生，发现他们只想找到一个“绝对稳定、长久”的工作作为避风港。他们把抱怨唱进了歌里：

进了大学好，

硕士、博士都是宝。

追求知识好，

挨苦受饿变苗条。

这不是什么有趣的玩笑。面对高昂的大学学费，80%的美国家长束手无策。想拿到学位，就意味着4年的艰苦生活。那时，上大学期间，学生每星期要工作40个小时，假期每星期要工作84个小时。有人在杜肯大学调查后发现，学生找的工作一般是加油站服务员、殡仪馆助理、火车锅炉工、钢铁厂工人和墓碑雕刻员等。有个男生竟在学校和匹兹堡市打过27种零工。密歇根大学的学生阿瑟·米勒，靠刷盘子抵饭钱，在国家青年局喂小白鼠，每个月可以挣15美元，他就靠这生活。明尼苏达大学学生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能从大学图书馆借书看。

在美国，念完大学从来都不是易事，在那样凋敝的经济环境下，完成大学学业更令人佩服。但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这些目标远大的年轻人才摆脱“大萧条”带来的困境。美国的中产阶级却没有这些烦恼。罗斯福执政第三年，全国已经走出了绝望的深渊。乔纳森·米切尔可以在《新共和》周刊上愉快地说：“手上又有钱了，感觉真好……幸福的日子回来了。当然，生活也不是那么好……一旦有人被解雇，第二天就有10个人排队想填补他的位子。但总有失业的人，没理由让我们坐在家里，永远为他们叹气。”这些家庭手头宽裕了，可以给青春期的孩子发零花钱。当然，钱不多，办不起伍德斯托克音乐乌托邦。但年轻人要想赶时尚，买几个徽章还是够的。

第一股时尚潮流是音乐。到现场看知名乐队的演出是最好的事，不然就去大学校园，那里常常有现场演出。北卡罗来纳大学有哈尔·坎普组织的学生乐队，杜克大学有莱斯·布朗组织的蓝魔鬼乐队。在不起眼的舞厅和酒吧间里，一些还未走红的艺人在表演。其中，阿尔维诺·雷带了个好头，玩起电吉他，大多数美国人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装有扩音装置的乐器。另外，还有年轻的弗兰克·辛纳屈。1933—1937年，辛纳屈的收入在全国看来都排在末尾。他参加了各种业余艺人比赛，在当地广播电台临时代班，在联谊会上为70美分车费唱歌。后来，他走在哪儿都有一大票粉丝热情支持，但当时，那群粉丝还没长大，没有能力帮他。他们还在迷恋儿童书，模仿秀兰·邓波尔的发型，穿着联邦调查局特工式的内衣，争看耶鲁大学培养的飞侠哥顿的电影，攀比自行车把手的飘带，忙着把装橘子的木箱装上轮子改成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