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罗斯福总统(2)

他没有戴帽，也没披外套，昂首挺胸，跟着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拿着家传的具有300年历史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念道：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他走向讲台，不为掌声所扰，从口袋里摸出上个星期日于海德公园住所书房写下的笔记。这些话源自罗斯福的内心，没有半句借鉴：

首先，让我们坚定信念，相信我们唯一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无以名状、未加思索、没有理由的恐惧会麻木我们的思想，阻碍我们进步。

通过广播，罗斯福的演讲在受苦的美国各处响起，传到血汗工厂和破败旅馆，传到“胡佛村”收容所和流浪汉栖息地，传到耕耘贫瘠土地的农户耳中，传到寒风中瑟缩在工厂门口的工人耳中。

我会让国会拿出仅有的一件应对危机的武器，那就是广泛的行政权。这一授权要强大得如同我们正面对外敌入侵。

赫伯特·胡佛瘫倒在座位上，凝视着自己的脚。听着广播，在隔出的三层房屋里，饥饿的孩子抬起了头；在地方政府大楼前，准备斗争的农民抬起了头；缝补破衣的主妇抬起了头。空气里有种神奇的力量。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打出这样一句话：“就算罗斯福把国会大楼烧了，我们也会大声欢呼‘好啊，我们终于把火点着啦’。”

美国人民并未气馁。危急时刻，他们的要求是，希望政府采取直截了当、迅猛有力的行动。他们愿意接受领导并遵守纪律、听从调配。他们让我领受了这一使命，为他们实现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了任命。

借用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话，新任总统“出场很有威慑力”。阿瑟·克罗克写道：“罗斯福神情‘冷峻’，熟识他的人都颇感惊讶。”亨利·L·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是被吓住了。”新任总统夫人觉得就职典礼“非常严肃，令人生畏”，因“当富兰克林念到他要行使总统在战时才可支配的权力时，下面居然掌声雷动”。《新共和》周刊的埃德蒙·威尔逊却将这段演讲斥为“油嘴滑舌，空洞浮夸”。他还写道：“独裁的迹象显而易见。”这些知识分子依然看不懂罗斯福，一些人永远也看不懂。确实，罗斯福是个神秘的人，即便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未必真正了解他。说来奇怪，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他也没有告诉夫人，她还是从路易斯·豪那里知道的。在他上任初期，很多人都质疑国家的前途，罗斯福夫人也不例外，她说：“我们好像在一条宽阔的河中漂流，应该前往何方，是个谜团，最终会到达哪里，也说不清楚。”但大部分人并没有这样的疑虑。对他们来说，这次演讲十分成功。那个周末，45万人写信致贺罗斯福。

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而罗斯福总统则和路易斯·豪一同在白宫工作。星期日上午吃过早餐后，总统坐着轮椅，沿着新修的斜坡进入空无一人的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他一个人打量着这个房间，桌上空无一物。能够搬走的东西，胡佛都搬走了，只剩下旗帜和印章，连便签本、铅笔、电话、按铃都没有。他逐渐认识到单枪匹马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便大声把秘书和助手叫了过来。这事值得一提，因为从此以后，罗斯福再没有感到如此无助的时候。晚上，他就决定有所行动。“一战”时美国制定了《与敌贸易法》，但人们已经忘了。他叼着烟斗，决定引用这个法案让银行放假4天。星期四，第73届国会奉命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出一套紧急法案。同时，在银行暂停营业的情况下，国家的正常运转还要维持下去。

现在是国民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刻。美元不能用，人们就使用临时凭证、奖券、有轨电车代用币、加拿大元、墨西哥比索等，或是赊购、物物交换。陶氏化学公司用镁制成“陶氏金属货币”，一个硬币相当于20美分。威斯康星州的一名摔跤选手签订演出合同时，获得的报酬是一罐西红柿和一堆土豆。在俄亥俄州的阿什塔比拉，当地报纸愿意接受农产品为广告费。纽约州的一名参议员到奥尔巴尼时，靠带来的12个鸡蛋和半扇猪度过了一个星期。最引人注目的交易活动由《纽约每日新闻》创造。当时，报社赞助举办了麦迪逊广场花园“金手套”拳击比赛半决赛，票价为50美分。但除5美分的娱乐税必须付钱外，价值相当的东西可以抵票价。报社还请来了一个估价官，负责在当晚处理各种物品的估价。法兰克福香肠、床垫、鞋帽、大衣、鱼、面、睡衣、牛排、火花塞、盒式照相机、拼图游戏、毛衣、罐头食品、一袋袋的土豆、高尔夫球短裤、各种工具、擦脚油、各种版本的《新约》，甚至女式内衣都可用来交换。

大家都猜想银行重新营业后，由各州、城市和公司发布的各种临时凭证将正式大行其道。亚特兰大、里士满、马提塔客和诺克斯维尔已经实施。3月6日之前的一个星期，纳什维尔流通中的临时凭证价值近百万美元，费城流通中的临时凭证则将近800万美元。新泽西州努特利的一家纸厂从前一星期只工作三天，现在一天要换三班，忙着为威斯康星州和田纳西州的客户生产6吨临时凭证。在财政部长伍丁看来，各州、城市和公司的各种临时凭证在全国流行的程度骇人听闻。3月7日星期二，伍丁告诉雷·莫利是时候停用这些临时凭证了。他说：“我们可以依靠银行的资产发行货币，这样人们不会恐慌。这些钱看起来不会像舞台上的道具，就像真正的钞票。”办不好也没损失。伍丁公开说：“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不可能再坏了。”

在卡尔顿酒店的套房里，伍丁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夜以继日地工作，要赶在星期四的最后期限前草拟出法案。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议员们已鱼贯而入，伍丁刚好赶上把拟出的法案交给秘书，由秘书宣读。伍丁嘀咕着：“法案由我提出。它亡我亡。”由于会场内人声嘈杂，没几个人听到秘书的话。法案不是人手一册，根本来不及印制。交给秘书的那份提议上，还有最后时刻用铅笔改动的痕迹。只用了38分钟，在一片哄嚷声中，法案顺利通过。罗斯福夫人在旁听席上一边打毛线，一边数着票数，像《双城记》里的德法奇太太一样。计票结束后，议员们挤进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解释刚才的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格拉斯对法案里的部分内容颇感吃惊，但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小个子还是支持伍丁的法案。实际上，根据这项法案，议会必须批准任何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及今后将采取”的措施，这一点实在骇人。法案禁止民众囤积物品，违法者会面临牢狱之灾。管理不善的银行设有“管理员”（破产接管人）。法案还宣布以银行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美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签署了这一法案。当时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包裹，都是从海德公园住所运来的书和相框，还没来得及拆开。他不停地忙碌，衣服都乱了。那一晚，国家雕版和印刷管理局急招了375名工人，美国政府的印钞机高速运转。

当天及第二天夜里，雕版和印刷管理局一直灯火通明，照耀河滩。来不及制造新模板，人们就沿用了1929年的版本。时间紧迫，一时无法取得12家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影本签字，工人只能从政府文件里找到他们的签名，再派人到泽西市美国字体公司赶制。星期六一早，载着大包现钞的飞机先后从华盛顿起飞。正午过后，第一架飞机就把钞票送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又从那里往各会员银行分送。

不过，如何把钱从囤积户攥紧的手里拿出来，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短短一星期内，部分人就将流通中15%的货币囤积起来。国会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条文给这些人定罪。于是，政府想到了舆论这一利器。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如果市民在2月1日后提取过黄金，而下星期一没有按约定将其退回，那么银行将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这一措施立竿见影，各大报刊刚登载公告，市民就打爆了银行电话交换台。银行在电话里告诉市民，如果他们想把黄金送回，银行会为他们办理，并且不会告诉记者。几小时内，人们掀开床垫，撬开铁罐和秘藏的盒子，取出里面的黄金，在银行前排起长队。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星期前也是同样的场景，但今时不同往日。这次，人们带着装满黄金的行李箱和公文包。看到这样的好光景，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乘胜追击，在星期五宣布扩大范围，要求银行统计出过去两年内的取款情况。范围越大，涉及的人越多。星期六晚，联邦储备银行收回了3亿黄金和黄金券，储备足以再印7.5亿美元新钞。在运载这批钞票的飞机还未在胡佛机场起飞时，伍丁就授意一些私营储蓄银行每个储户的提取限额为10美元。商业重新焕发生机。短短一星期内，13500家银行（占全国3/4）恢复营业，证券交易所的铜锣也再度敲响，纽约股价陡增15%。道琼斯指数无疑传递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这个好消息。

幸福的日子还未真正到来。但恐慌已经过去，币制既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被迫实行银行国有化。政府下的这服药确实够猛，遏制了通胀的势头，避免了无穷后患。但是，罗斯福选择无多。一个朋友给他分析，如果成功了，他会名垂青史，被人们尊为最伟大的总统；如果失败了，则会沦为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淡然地表示：“如果失败了，我就变成末代总统了。”但他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开始了“百日新政”。

3月9日，在一片欢呼声中，《紧急银行法》开始实行。6月16日，《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新任总统不负众望，总是精力旺盛，点子源源不断。国会议员疲惫不堪，他们要求休会之前，罗斯福已发表了10次重要演讲，制定了一项新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每星期召开两次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废除了金本位制，向国会提交了15份国情咨文，指导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对所有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发放新的房屋抵押贷款、改革华尔街、划拨40亿美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啤酒交易、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有时，他自己也会说：“偶尔，我觉得自己像得了战斗疲劳症。”

但这些都只是临时应急的招数。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个办法试试吧。如果不行，再试别的。总要有所尝试才行。”他认为选举中能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因为人们支持他变革。怎么变都行，只要短期内发生改变就好。起初，他打算在伍丁拯救银行的法案通过后就打发国会议员回家，以方便行使他的总统权力。该举措也会得到全国的支持。保守派的《波士顿晚报》在社论中写道：“此刻我们需要的是独裁政权。独裁从来不算一件好事，人们这样期待绝无仅有。但人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愿意放手一搏。”参议员伯顿·K·惠勒说，为了新任总统，议员们甚至敢于“跳火圈”。而按查尔斯·米切尔森的话说，美国的选民甚至相信罗斯福能够“在黑暗中辨明一切”。之后，约翰·甘瑟表示，罗斯福当年若想独裁，可是轻而易举。“在第一个‘百日新政’期间，国会心甘情愿地为罗斯福服务，授予总统权力之巨大前所未有，凌驾一切！德国国会给予希特勒的权力，也仅止于此。”

但是，罗斯福一直以来都遵循宪法行事。他说，他以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榜样，希望成为一个“热心传道”的总统。他翻阅了民众寄往白宫的诸多信件，觉得在进行立法革命（的确是场革命）的同时，需要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那时，没有美国新闻署或者美国之音代为宣传，也不必要。由他担任教师，全国民众耳听心受。

他的第一堂课在上任的第5天。那是一次成功的记者会，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都围在他的办公桌前。此后，他举办了无数场记者会（998场）。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可以将银行业务中复杂的问题解释得深入浅出，每个人都能明白，也包括银行家。就连平时对罗斯福不以为然的查尔斯·比尔德都写道：罗斯福谈论“美国生活和社会的种种根本性问题比其他总统都多”。记者会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一下子，罗斯福将美国新闻之都从纽约迁到了华盛顿。合众社驻华盛顿的员工增加了两倍，从此美联社1/4的新闻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社专门派驻了记者报道白宫的消息，规模较小的报社则引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的通稿。后来，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