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去杠杆化”
大约在1/4世纪之前的1989年夏，日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做出大胆预测，“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不折不扣的胜利……是西方社会的真正胜利”，并宣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史的终点”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得到普及，也就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时过境迁，如今的世界却俨然呈现出不同的局面。“经济自由主义”完全成为有色标签，而中国等地的支持者对西方民主制度公开表示不屑。西方社会发展停滞、举步不前，这种停滞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据世界银行估计，2012年欧洲经济将出现紧缩，美国仅能实现2%的经济增长，可中国的增速则可高达美国的4倍之多，印度也将高出美国3倍以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会在2016年赶超美国[1]。在1989年投资西方的人们遭到了严惩（他们自2000年起就一无所获），而在西方以外地区的投资回报则相当丰厚。这一“大分流”要比福山大胆预测共产主义的倒台还要令人瞠目。福山著书之际，世界经济的重心还稳稳地落在北大西洋地区。而如今，它已然超越了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脉。到2025年，世界经济重心将位于哈萨克斯坦以北，这几乎与公元1500年时崛起之前的西方处于同一纬度。
最近，关于西方社会经济放缓的原因，有种“去杠杆化”的说法颇为流行——这就是痛苦的减债过程（即所谓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毋庸置疑，如今西方社会的债务规模几乎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在美国历史上，公债私债的总和超过GDP 250%的情况是第二次出现。麦肯锡全球学会经过对50个国家的研究，确定自1930年以来有45例去杠杆化的重大案例，其中仅有8例的初始债务与GDP的比超过250%。如今，这种情况却不是美国所独有，在（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的）所有主要英语国家，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主要欧洲国家，甚至在日本和韩国，这种情况都赫然存在。去杠杆化的产生是由于认为房地产价格会不断攀升而盲目跟风，导致现在家庭和银行都迫切需要减轻债务。但是由于大家都希望减少开支，增加存款，导致总需求无以为继。为防止出现致命的债务紧缩，政府和中央银行纷纷拿出各自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这在和平时期史无前例。公共部门赤字确实对缓解经济收缩有所裨益，但是将过度的私人债务危机转化为过度的公共债务危机，这又是一着险棋。同理，中央银行在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货币基数）以防出现大规模银行倒闭，但现在通货再膨胀和经济增长方面却出现了收益递减。
除去杠杆化之外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大家深思的是，美国经济自2009年6月起的3年以来创造了240万个就业岗位，同期，却有330万工人领取了伤残福利。处于工作年龄段的美国人领取伤残保险的比例在1990年还不足3%，现在却高达6%。真实的失业情况得以掩饰，并且被永久性地改头换面，这种手法想必欧洲人都分外熟悉。健全人被归为伤残人士并从此不再工作，而他们也就真的不再去工作了。以往，每年约有3%的美国人口会向其他州迁移，通常是去寻找工作机会。而自2007年的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一数字降低了一半，而且还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下降。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不同的是，过去30年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剧，如今的“轻度危机”对减小这种不平等几乎无所作为。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收入份额从1970年的9%增至2007年的24%，在之后的3年经济危机中，这一数字下跌了不足4个百分点。
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去杠杆化。在美国，就全球化、技术变革、教育和财政政策正在进行着广泛讨论。保守派人士倾向于强调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作用，认为这是变革不可动摇的驱动力，并通过“离岸外包”或自动化技术削减低技能劳动力岗位。自由派人士则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剧归咎于对公共教育投资不足，并认为共和党推出的有利于富人阶层的降低税收措施对此也有贡献。但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在当今美国的政治论战中，大家只顾一味地在彼此间狭隘地相互指责，却忽视了这些真正重要的因素的存在。
这次的公共金融危机并非美国独有。日本、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也都超过了GDP的100%。印度在2010年的循环性调整赤字甚至远远高于美国，日本也在面临着更严重的巨大挑战，力图将其债务与GDP的比控制在可持续的水平。增长放缓和随之伴生的不平等加剧问题也并非仅限于美国。自1980年左右以来，英语国家中收入最高的1%家庭所占的收入份额出现了增长。在部分欧洲国家中，特别是芬兰、挪威、葡萄牙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尽管增幅较小，但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2010年，中国已有至少80万名百万美元富翁以及65名亿万美元富翁。在全球范围内，2010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有160万名是中国人，约占总数的4%。可是在其他国家中，即便是欧洲最为成功的经济体德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未能达到如此境地，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却变得越发不平等，全球化程度也出现了降低的势头。
显然，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也出现了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但是其在经济增长和分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千差万别。若想解释这些差异，仅仅用经济方法是决然不够的。以债务过度或杠杆化为例，负债累累的经济体所面临的选择寥寥无几，归结起来无外乎以下三类：
1.通过技术革新，（也许还要辅以）审慎使用金融刺激手段，提高经济增长率，使之超过利率增长。
2.拖欠大量公共债务，通过银行破产，以摆脱私人债务负担。
3.通过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减免债务。
但是主流的经济理论无法预测具体国家应就上述三种方式作何选择——是其中的某一种还是某几种组合？为什么德国在1918年后走上极度经济膨胀的道路？为什么1929年后，美国选择了拖欠私债和银行破产之路，而不是另有所选？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若想让主要发达经济体再通过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时期那般的通货膨胀来减免负债，这种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但是为何不大胆一试呢？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又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谁生产出超额货币，是怎样的原因使然？实际上，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这很可能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导致，比如精英教育的内容、经济体中竞争的存在（或缺失）、法律系统的特点、暴力的程度、政治决策过程本身等。只有通过历史的方法，我们才可以究其原因：为什么在过去30年以来，这么多国家所生出的债务无法通过通货膨胀减免，为什么由此会导致子孙后代被强加上祖辈和父辈所欠下的债务？
同理可知，可以简单地认为金融危机是由过于庞大的杠杆作用下的金融机构所导致的，但要解释背后的成因却是难上加难，经过长达4年的争论，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解决。的确，所通过的相关立法有着足足数千页文字之巨，但这却让事态发展越发恶化。如今，美国屈指可数的10家高度多元化的金融机构，负责着美国管理的全部金融资产的3/4。可是，按照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II》就监管银行资本充足性所作的规定，美国这些最大的银行至少还缺500亿美金，才能满足最新的资本要求。同样，只有通过政治和历史的方法，才能解释西方社会的政客们为何都在异口同声地要求银行增加贷款，以便自己能紧缩开支。
为什么现在向市场推出新药与60年前相比耗资达百倍以上？美国未来学家璜·安利奎斯（Juan Enriquez）将这一现象称为“摩尔定律[2]的逆向作用”。为什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很可能会禁止将食盐作为药用品销售（毕竟食盐超过一定剂量也会具有毒性）？再给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为什么有位美国记者想在纽约市开一家柠檬汁摊位，需要花费65天的时间才能办齐相关手续（这其中还要包括为获取食品保护证长达5周的漫长等候）？这类繁文缛节让人身心俱疲，其实在发展经济学家眼中，这是导致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贫困的根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设置的各种严苛标准，本意是禁止沙利度胺这类药品流入市场，但是所产生的无法预期的后果则是，虽然病患得益于这种严苛的标准免受了沙利度胺类药物副作用之苦，但若与宽松的药品上市标准相比较，这却几乎势必会使更多人死于病痛。我们反复计算着药物副作用的代价，却从未对禁止新药上市的成本进行估算。
为什么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恰恰在过去30年间出现了下降？如果一个人出生时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25%，那么他进入上层25%的可能性是否也会减半？美国曾经一度有着“机遇之地”的美誉，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可以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飞跃。但是现在如果父辈处于收入底层的25%，若再没有大学学历，你能进入收入顶层25%的机会只有5%。再来看被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莫雷称为“智能精英”的人群，他们接受贵族私立大学的教育，彼此间通婚，聚集在几个“贵族居住区”，日益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有财富和权力，可以无视人类繁衍的均值回归效应，子孙即使不济也可继承他们的生活方式，衣食无忧。
静止状态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两段文字鲜被引用，其中他提及了一种“静止状态”，即一度富庶的国家止步不前，停止了发展。这样的国家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亚当·斯密特别指出了其中反映出社会退步的特点。首先，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极其微薄：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薪金极高的工作。……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境遇是困苦的。进步状态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处于静止状态的国家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其腐败和垄断的精英阶层将法律和行政体制用来谋一己私利：
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层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
西方读者对于这两段内容，恐怕很难轻易认同，但我却不以为然。
在亚当·斯密时代，中国正处于长期的“停滞静止状态”：这个一度曾经繁荣富强的国度就这么停下了发展的脚步。对此，斯密认为包括层级制在内的中国“法律和制度”问题难辞其咎。鼓励自由贸易和小型工商业，精简层级制，减少裙带资本主义，这是他为当时的中国开出的良方，因为他目睹了18世纪晚期英国及其美洲的殖民地为刺激经济所做的上述种种举措。而时至今日，如果斯密能够旧地重游，则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经济史的发展真好似风水轮流转：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而出现经济僵化、止步不前的正是西方国家。
本书就是要探讨静止状态的成因。亚当·斯密认为停滞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响，我也由此得到启发。本书的核心理念就是斯密的理论既然可以适用于当时的中国，那么也适用于当今的大部分西方世界。正是我们出现问题的法律和制度难辞其咎。西方经济大萧条不过是影响更为深远的西方社会大衰落的表象而已。
四个黑匣子
为了更好地说明西方制度的衰退，我将打开几个密封的长条黑匣子。第一个匣子上标明了“民主”的字样，第二个写着“资本主义”，第三个是“法治”，第四个则是“公民社会”。这就是构建我们的文明所需的四大关键要素。我想说明的是，在这些代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的黑匣子内部，有着高度复杂且互相关联的制度在发挥着作用。这些仿佛是电脑或手机中的电路板一样，正是这些制度确保了设备的正常运转。一旦出现故障，则很可能是系统内部的线路存在问题。但仅仅凭借光鲜的外表是无法判断其中问题所在的，正确的做法是认真检查内部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