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卷即将出版的中文翻译《茶之书》样稿，摆放在案头。加之从前读过的三种，这是我看到的第四部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中译本，相信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自冈仓天心的英文著作The Book of Tea（《茶之书》）1906年在美国出版，立刻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进入了美国的教科书，至今已有十几种语言译本，百年畅销不衰。有人称其为日本文化不朽之篇，不是没有道理的。
《茶之书》之所以在时间和空间的茶席坐标上赢得经典之誉，固然与其围绕着“茶”这一重要的核心内容展开息息相关，但其展现的形式自身，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我读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一方面每每被天心那激情澎湃、一言以蔽之的滔天诗情深深感染，一方面又不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位天才东方艺术家的“茶论”，而恰恰是假借艺术的翅膀，“日本茶道”才得以在全球文化的天空得以展翅飞翔。
我们大可以从此书诞生的语境说起。1906年的冈仓天心，正当四十年华，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经历了幼年开始的汉学启蒙；7岁开始的西学教育；16岁开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生涯；19岁开始的日本文部省美术教育职场历练；23岁开始与美国东方艺术研究学者芬诺洛萨的欧美艺术考察；27岁开始的东京美术学校校长地位——其间的东方日本现代艺术观横空出世，其爱情却悲怆而又不免不伦；直至1893年起多次去中国、印度考察，加深了对东方文化的认识，同时也培育出了一大批包括横山大观、下村观山、菱田春草等人在内的美术家；1898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被迫辞职，此后与一同辞职的横山等人创立了日本美术院，领导新日本画运动；1904年由芬诺洛萨推荐开始在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美术部工作，从此为该馆收集美术品，奔波于日美之间。《茶之书》一稿，便诞生在彼时彼刻的大洋彼岸。
1906年的日本，已经经历了两场战争，一场为十二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另一场为一年前的日俄战争，均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均以日本国为赢家。在如此语境下学贯东西、才华横溢的冈仓天心，实际上并非那些静悄悄坐在茶席旁谦逊事茶的古风尤存的茶人，他是站在茶席旁，以一种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视野来论述的。
二十世纪初年的全球文化形态，显然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强权起主导，因此，因明治维新而开始崛起的日本新一代文化人，自然有其特殊的民族立场和文化立场。
冈仓天心渗淫在此一坐标中，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也要对本国文化进行澄清，以免世人将日本看作穷兵黩武的化外野蛮人，优雅的茶道无疑是最好的载体。
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天心，并非不了解本国文化中那些致命的缺陷，但即便对本国文化有着深切的批判立场，亦不免具备了一种意气风发下爱恨交加的文化姿态。我们可以在他对日本和服的推崇上一斑全豹，他曾对他的学生们说过这样的大意，只有当他们具备了流利的英语程度时，他们的复古之服才能够焕发出特有的东方之光；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还是别穿了，行走大街，反染其污也。这不免让我想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辜鸿铭，这个穿马褂，梳辫子的文化保守中坚，恰恰因为自小在西洋长大，懂得多国外文，才有资格对新文化张口横批。试想，倘若他只是一个孔乙已式的冬烘先生呢？
如果说以上观点传递了《茶之书》问世的时代语境，有另一个语境应该是属于人际的。
写出了完全表达日本文化精髓之作的冈仓天心，其实自幼吃“洋面包”长大，少年时期便与他一生的师友美国人芬诺洛萨相识，由此进入了欧美文化的精英圈。富商比格罗在其辞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职位后，曾赠两万美元巨资，协助天心创立日本美术院，而《茶之书》扉页题赠之人则为当时的著名画家、玻璃艺术家拉法格。此后天心又由这些朋友引荐进入波士顿美术馆，庇护人则是波士顿的社交女王加德纳夫人。夫人热衷艺术，曾随同丈夫访问日本，在京都的千利休茶室学习茶道，回波士顿后自建茶室，创办名为“柳会”的茶聚，天心自然成为茶聚中的核心人物，为茶聚者们表演茶道，并向夫人赠送了全套日本茶道茶具。据说《茶之书》的起意，原本是要为夫人写一篇关于日本茶的演讲稿，一年之后，却有了《茶之书》的诞生。
《茶之书》有如下七章：仁者之饮、饮法流变、禅道渊源、茶室幽光、品鉴艺术、莳花弄草、茶师之死。
他从“茶道”为切入口，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地剖陈日本古典美学的精髓，通过茶道的产生、流传、仪式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来解释日本的生活艺术和审美观，为西方人理解东方文化及艺术之美打开了一道迷人的回廊，由此也被欧美人士誉为是日本第一次向世界输出文化观念的代表作。
《茶之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比热爱整体的亚洲文明的冈仓天心，这个文明被冈仓天心抽象为“爱与和平”，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将人变成“机械的习性的奴隶”，而亚洲才是真正具备人性的所在。一百多年前，列强与殖民者横行世界时，冈仓天心站在东方茶席前的大声呼吁，显然是有其深切的进步性。
然而，正因为诗性、激情与演说性的行文风格，加之以亚洲文明为中心的观念，使本书在语境的变化下呈现出了固有的缺陷。比如今天重读《茶之书》，发现将中国传统茶的文化理想定义在道与禅中，而撇开了儒家文化的茶之礼仁，显然是有待商榷的。但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冈仓天心对中国茶文化的概念定义。他在得出了煎茶、抹茶和淹茶代表了中国的唐代、宋代和明代的精神之后，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后来的中国人，茶仅仅是一种可口的饮料，但不是理想，唯其在日本，茶才是生活艺术的宗教。
这个“后来的中国人”，应该是指明清以降的中国人，尤其是与冈仓天心同时代的中国人。以为这时的茶不是中国人的理想，从而将一个五千年茶文化的历史由此一刀两断，除了冈仓天心对中国茶文化远远不够深入了解之外，确实还有着中日间茶文化深刻的文化差异。
茶对于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一艘渡向乐生的愉悦的、和谐的自由王国的美丽方舟。中国的茶文化是以中国的儒释道及文人圈，以及各民族民俗生活为平台创建的，这和日本的茶文化以武士和僧人们为核心平台发展壮大，相当不同。乐生与哀生的差异，我们只要比较同样做为茶圣的中国陆羽和日本千利休，就可看出泾渭了。在《茶之书》中，“茶师之死”被设计成了最壮丽的高潮与结尾，千利休作为一个茶人在武士的刀尖上行走数十年，最后被赐以切腹。而中国的陆羽，作为山野处士，却两次拒绝了成为太子老师的天子旨意。陆羽是根本上拒绝利刀的茶人。
站在茶席旁的冈仓天心，诠释着日本茶席的意义，却无法以坐下来的姿态，面对中国及亚洲的茶文化内涵。正因为对中国人反映在茶上的乐生精神缺乏发见，所以将亚洲文明视为一体的天心，会认为只有日本才能够承担起“兴亚”的使命，虽然他本意未必如此。
所以，冈仓天心的东方茶席，在本质上就是日本茶席，亚洲诸多国家精神上的一席之地，在一百多年前的《茶之书》中，是未必能够真正呈现的。而正因为如此，能够在新的语境下重读《茶之书》，实在是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
王旭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