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转世界:互联网思维与新技术如何改变未来
- (美)比尔顿
- 2544字
- 2021-03-31 06:01:57
当网络可以随身携带
追溯人们对于电脑力量爆发与互联网扩展的反应,有点像在回放科技臆想症的精选集。短短数十年间,我们看到所有熟悉的恐惧与怀疑再度兴起——从怀疑电脑可能带来任何的裨益,到相信这项科技将伤害或摧毁我们的孩子。
20世纪70年代,当电脑体积越来越小、性能越来越强、终端机开始出现在工作者的书桌上时,许多专家仍未能预见即将到来的革命。
肯尼斯·H.奥尔森(Kenneth H.Olsen)是麻省理工学院训练出的电脑工程师,他于1957年创立迪吉多电脑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orporation),并协助打造出一些成功的早期迷你电脑(minicomputer)——这些电脑允许个别工作者使用链接到中型电脑的终端机,借以利用其计算能力。在草创初期,奥尔森说:“我们认为即使是儿童也能理解电脑。我们认为电脑很好玩,而且认为它们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完全没想到它们真的改变了世界。”
然而,即使是这位先锋与创新者,对于此趋势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持怀疑的态度。他在1976年告诉《金融界》杂志(Financial World)(第一台苹果电脑于同年上市),他其实并不认为电脑应该在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对聪明的小孩来说,电脑可能很棒,也具有教育性,但我认为我们家中已有太多自动化设备。”他说,“总的来说,我们的生活应该要简单一点才是。”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迪吉多几乎错失了在个人电脑风潮中获利的机会。
互联网的潜能也引发了类似的反应。起初,它只是一种让学校师生与科学家分享信息的方式,而且当时的互联网缓慢又笨重。但是,即使当它开始吸引来各式各样的使用者时,仍有一些人就像早先的僧侣瞧不起印刷机一样,轻忽其用处。
在《新闻周刊》(Newsweek)1995年的一篇经典文章里,天文学家兼作家克利夫·斯托尔(Clifford Stoll)对“网络世界似乎拥有一切如梦似幻的可能性”这一观点浇下一盆冷水:“高瞻远瞩的梦想家所看见的未来,有借助电脑远距离办公的工作者、互动式图书馆和多媒体教室。他们谈到电子镇民大会和虚拟社区。商业交易从办公室与商场转移到网络与调制解调器。”
对于这番描述,斯托尔只有一句回应:“胡说八道。”
他讥讽道,网络上的所有声音只会制造出一堆噪声。至于上网阅读或学习,那更是荒谬可笑。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预测:“很快,我们便会直接通过互联网购买书籍和报纸。呃,最好是这样!”他写道。
才不过15年前,他便无法预见我们将如何在网络上购买机票、向餐厅订位,或是为商品议价。而且他还加上一句:“谁会选择网络性爱而不要真实体验?”
究竟是谁?
斯托尔确信,对于交易、沟通与教育来说,人际接触是必要的。但如今,他看起来就跟那些预测电话和留声机将消灭艺术与人际互动的作者一样落伍。
他所忽略的,也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是要精准预见新科技最终将带来的变革有多么困难。就像印刷机一样,电脑与互联网所造成的最大转变,发生在当人们能够随身携带网络,而不用到某处去使用它时。
正如口袋书将阅读带进更多读者的生活一样,黑莓手机也将电子邮件带进能够轻易放进人们口袋的小装置,这使它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笔记本电脑的销售增长率超过台式电脑,便携式机器变得越来越便宜、轻巧,网络也呈指数级增长。目前有将近20亿使用者的互联网发展迅速,它在25年前只吸引到1650万名使用者。同样,1998年,当手机开始变小、降价时,世界上使用中的手机只有400万部左右。到了2008年,当手机比一包口香糖大不了多少时,其使用数量为38亿,换句话说,全球每100个人中,就有将近70部使用中的手机。2009年,该数字已达到46亿。
上述装置无所不在,已经引发了新一轮的恐惧:人们纷纷断言,电脑和互联网伤害了儿童和成年人,应该为许多社会疾病负责。举例来说,在上一个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些教师和忧心忡忡的家长认为无线互联网(Internet WiFi)有碍健康,他们甚至把电子设备与无线通信所发出的电磁辐射称为“电子烟雾”(electrosmog)。2008年,有些学校和办公室禁止一切形式的无线网络——即使并无证据显示无线网络会导致任何健康问题。在加拿大,实施禁令的湖首大学(Lakehead University)宣称无线通信可能“使学生长期暴露”于电磁波下,并断言无线网络的风险与二手烟不相上下。然而研究证明,电视、微波炉和收音机等较老旧的科技所发射出的电磁波比无线集线器还要强。
也有人关心电脑在人体工学方面的影响,并对谷歌的入侵感到惊恐,且担心对电脑上瘾的下一代儿童将无法在社会中扮演好适当的角色。
大量涌现的书籍宣称,电脑、互联网和屏幕将把社会带向灭亡,并使年轻人堕落到只能观赏MTV和看图画书的地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古腾堡挽歌:阅读在电子时代的命运》(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中,斯文·伯克兹(Sven Birkerts)质疑,数字时代是否将制造出文盲儿童——他们没有能力阅读长篇文学作品,只能被动地观看屏幕上的影像。
玛吉·杰克逊(Maggie Jackson)在《分心:对注意力的侵蚀和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Distracted: The Erosion of Attention and the Coming Dark Age)中宣称,多重任务处理(mulfitasking)对社会伤害至深,可能会使我们退回黑暗时代,彼此间无法互动,也没有能力体验有意义的亲密关系。
在《对抗机器:在电子暴民的时代保持人性》(Against the Machine: Being Human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Mob)中,文化评论家李·西格尔(Lee Siegel)认为,大量使用互联网的人将过着科技孤寂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此荒凉乏味,人性与个人特质都可能消散于虚无之中。
有个名为“童年联盟”(Alliamce for Childhood)的团体,其成员都是备受敬重的精神病学家与研究儿童发育的教授,他们定期发表报告,断言电脑正在摧残我们的孩子。这个团体声称:“电子娱乐的诱惑导致人们很少从事主动积极的游戏与工作,也很少学习必须亲自动手的技术,”而且,就科技与儿童而言,这“通常是得不偿失的”。一份由该团体撰写的,标题为《愚人的黄金:对于电脑在童年之批判性检视》(Fool’s Gold:A Critical look at computers in children)的早期报告在结论中说道:“电脑对儿童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包括各种重复性肌骨劳损创伤(repetitive strain injuries)、眼睛疲劳、肥胖、社会孤立,以及某些儿童身体、情绪或智力发育上的长期损伤。”
大家现在应该都很清楚,这些忧虑在所难免。平心而论,有时它们确实合情合理:印刷机的确从神职人员与专制君主手中抢走了权力;互联网的确将发言权赋予了范围更广的人们,包括疯子与讨厌鬼。审视这些转变的利害得失,是完全正常,大概也很健康的做法。但是,我们也将回顾发生在上个时代的许多辩论,之后便会明白这些恐惧有很多都被夸大,而且也许有点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