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常见陷阱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二战”后大大小小的一百多个外围经济体，几乎每一个都想挤到体系中央去，都想摆脱落后贫穷的面貌。这种场景很像小朋友们在冬日的墙根下玩的“挤摞摞”游戏。但是70年下来，仅有极少数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以色列、南非）在这个“挤摞摞”的游戏中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一个经济体改变自己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地位那么困难？发展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都试图从自己的专业视角提出解释。在这里我们把这些解释总结为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四类陷阱。

“资源诅咒”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并不稳固的前提下，大量自然资源的发现往往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福音。一国在发现大量高价值的资源之后，数年内会出现一个投资和增长的高潮，但是5～10年之后经济总量往往不升反降，甚至倒退到资源发现之前的水平之下。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资源采掘业存在“产业挤出效应”，即当该种资源价格高涨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这个行业，抬高了这个经济体内部各类要素的价格，尤其是伴随着本币的升值，国内那些生产贸易品的普通产业（比如纺织品、手工业等）被挤得没有生路，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靠采掘业及其衍生行业。然而资源价格总是周期性地波动，而且价格波动幅度往往很大。当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已经严重依赖于该资源的经济体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不仅如此，资源采掘业在政治上往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大麻烦：开采权通常取决于政府官员，而围绕开采权的争夺往往导致贿赂盛行，腐败滋生，一国治理水准持续下降；域外大国为了廉价地获得资源供给，往往不择手段地干涉和操纵弱小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非洲国家的许多战争成为西方雇佣军及其跨国公司老板牟利的手段。当一国内部存在不同民族和部落的时候，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则更是政治冲突的持久根源：生活在资源所在地的民族或部落认为中央政府处事不公，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资源报酬，于是往往要求独立或者自治，于是内战由此产生。尼日利亚和苏丹便是典型的例子。

上述经济和政治过程混杂在一起，导致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厄运：宏观经济风险加大，政治混乱，冲突四起。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挤入体系中央，而只能在体系的外围打转。剩下的那些没有发现多余自然资源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反而可能少一些，少数成功者也恰恰从他们之中产生。但是，没有掉进资源诅咒陷阱的国家并不一定能发展起来，因为还有其他的陷阱等待着它们，比如说采取了欲速不达的“赶超战略”。

欲速不达的“赶超”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了独立之后，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面貌，实现民族振兴和赶超，恨不得一夜之间超英赶美。在这种急于求成的集体心理的支配下，当政者选择的往往是好高骛远的跳跃式发展道路。美欧各国之所以那么富那么强，似乎是由于它们生产的都是很先进的、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它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许多国家都试图直接发展自己的民族高端工业，如钢铁、化工、造船、汽车、飞机、军事工业。这种政策路径便是进口替代式的发展，也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左翼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推崇和鼓励。但问题在于，外围国家的处境通常是劳动力廉价和资本严重匮乏，而那些高端的先进工业则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在资本和技术稀缺的经济环境中人为地建立和运行这样的产业，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中的竞争结果必然是长期亏损，要想维持它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输血和保护，比如提高关税壁垒，或者提供巨额财政补贴与利息补贴。说到底，只有做能挣钱的事情才能积累资本，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转而同西方国家在对方擅长的领域中竞争，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必然要赔钱。虽然赔钱，但是豪言壮语已经向全体国民宣传了很多遍，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其结果是被“套牢”在这些赔钱的买卖之中。如同在股票市场中的“套牢”一样，一国经济“套牢”在赔钱的产业之中会产生双重伤害：一是经济体不断地失血，二是丧失在正确的领域挣钱的机会，蹉跎岁月。从发展中的大国到拉美非洲的一些小国，都或多或少地在这个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陷阱中蹉跎了若干岁月。

人口陷阱

尽管低效，发展中国家总是在不断地努力学习先进国家，努力提升技术，努力提高产量，努力改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能力。这些努力带来若干增长，其成果慢慢积累起来也能形成一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总有一日能实现“量变引起质变”。但是，对于有些国家而言，这一天很难实现，因为它们陷入了人口陷阱。所谓人口陷阱，就是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快于财富增长的速度，结果虽然国家经济总量有所增长，人均财富量却是停滞甚至倒退的。这样的情况下，新增产的商品和财富全部被消费在基本的生存所需上了，无法形成资本积累，从而也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由于贫穷和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通常是空白的，所以人口生育被作为家庭获得劳动力再生与抵御风险的基本手段，结果是出生率远高于发达国家。这样就陷入一个怪圈：由于落后所以使劲生孩子；由于人口增长快所以总是落后。这就是人口陷阱，至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其中挣扎。

假如有个发展中国家，“幸运地”缺少自然资源，人口增长率也比较适中，并且当政者没有走心急的左翼路线，而是务实地融入世界市场，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教诲，为西方大市场生产，一步步积累资本和技术，脚踏实地，拾级而上……那么它是否就必然能够发展起来呢？答案仍然是未必，因为还有至少一个大陷阱摆在它们面前——政治。

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陷阱

走出口导向型路线的国家，客观上依靠西方大国的市场，有时候还很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与技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在政治和外交上自然要看西方大国的脸色。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曾受过西方大国的欺辱和压迫，通过政治和军事斗争获得了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但是如今政府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向西方大国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仿佛仍然是其殖民地附庸，这如何能让民众信服？假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阶层和地区的不平衡，那么这个政治问题就尤其严重。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氛围中，走“比较优势”经济路线的政府很可能会为它的外交姿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不是在竞选中让对手用“西方大国的傀儡政府”的政治大棒打下台去，就是在一场大快人心的军事政变中失去政权流亡海外。

正是由于上述陷阱密布在发展中国家前进的道路上，才导致了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二战”之后的70年中，尽管全人类经济总量和技术手段大幅跃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鲜有成功者。那寥寥几个成功者，都符合以下特征：极度缺乏自然资源，人口增速适中，紧紧依附于西方市场，并且政府对权力控制得非常牢固，无惧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暴力与非暴力的挑战。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大体符合以上条件：人均自然资源普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口控制政策效果明显，不断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并且政府对整个社会保持了有力的控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执政党在此前30年对西方的不屈斗争而积累了很高的政治声望，在主权问题上坚持了原则，所以很难把投降背叛的帽子扣到党的头上。正是由于我们这30多年没有掉进这些陷阱中，中国的快速发展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