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无常势，文无定法。能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必有方圆人生。这种性格属于善变型，能因人、因势、因时而变，极尽中庸精髓。
方圆性格是一种难以在到但人人都向往的性格，这种性格包容性强，可以融通诸家思想体系之精髓。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有“忍”、有“慈”、有“残”、有“变”。他们把宽容、大、仁爱、残忍皆交融在一起，运用时，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形作出调整。
曾国藩：方圆大师，成功励志祖师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成就很得益于其方圆运筹，使他处江湖之远深得民心，处庙堂之高深得君意。
他对手下兵将讲究待兵如子，以慈见长；他打不过太平军时，善于忍耐；一旦机会来临时，他果断出击，决不手软，表现其残；当然，处庙堂之高他善变，对上能赢得君心，对同僚能把关系搞得左右逢源。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最典型代表，更是因其性格而决定其成功的人。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他一生是福禄寿禧都占全，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当帝王师，做圣人相”这种方圆性格的人。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知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那么，今人为什么会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呢？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是名利双收！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其实，在历史上对曾国藩这个人物争议很大，他既有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的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有人曾经说他是“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也就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元凶”。
曾国藩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按正统的封建理论来说，应该是出将入相，可是由于他镇压的是农民起义。故而称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足可见其个性方圆的一面。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就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这批军队就是湘军。
组织湘军时，曾国藩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始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1854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可结果也是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1万，水、陆军各5千，连其他人等共15000多人。岳州一战后，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当时的曾国藩可能是以前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幸亏被手下士兵所救，才自杀未遂。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3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失败之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统帅，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烧了战船。
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自己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仅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为了收拢人心罢了。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军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这对曾国藩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取了安庆。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由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藩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1864年（同治三年）6月3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尽归湘军”。这就是曾国藩的“残忍”。故后来有“曾剃头”一说。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的12年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这也是曾国藩的善“变”。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862年（同治元年1，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光宗耀祖。
在金陵攻克后，朝廷确实对曾国藩有了防范之心，倘若曾国藩没改变自己的性格，仍按照以前的性格办事，会落个年羹尧一样的下场。因此说，曾国藩的确因方圆性格而成功成为今人推崇的对象。
曾国藩是一位复杂而且具备多元影响的人物。对他褒奖的人把他捧得比天还高；贬斥他的人又把他看得一文不值、不足称道。曾国藩一生历尽周折，最终走出湘江大地，成为中兴名臣。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各种权力，深藏不露，随机应变，最终取得了成功。他的成功取决于性格上的刚柔并济。
曾国藩性格中的“方圆”，也可理解为“刚柔”，“刚”让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曾国藩刚练水勇时。水陆两军约有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抗衡，无异是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曾四次抗旨朝廷。
如果说“方”即是“刚”，“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那“圆”必是“柔”。曾国藩性格中的“柔”倒是锤炼出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注定会失败甚至命丧黄泉。在“方”的基础上加入“柔”功，其人生就是“方圆人生，刚柔兼济”。
曾国藩号涤生，涤生就是要洗涤性格中不好的东西，锤炼出理想性格。曾国藩年轻时性格的确刚而倔强。几乎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但他却时时在改变这一性格。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曾国藩通过不断的锤炼逐渐改变了自己倔强而近于刚愎的性格，从而使他具备了刚柔并济的方圆性格特征。
自太平军起事那天，湘军在当时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攻破天京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在攻陷天京前后，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是自己今后命运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他性格里的百炼钢转化而成绕指柔，从此曾国藩的性格开始了柔韧的旅程。他令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又裁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制。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剩几千人了。这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敏锐地看到了险象，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这正是曾国藩柔韧性格的体现。从此，曾国藩由刚猛的曾剃头，一变而为温厚宽容的圣相，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
曾国藩的方圆性格还体现在对待朋友上。他和左宗棠的交往，不能不让人叹服。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据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二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里曾国藩言语比较温和，既抓住了左宗棠的个性特点，又指出了彼此的矛盾，但对此不发表任何议论。而左宗棠的言语，明显过于尖刻，且盛气凌人，大有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不可一世之态。左宗棠识略过人，又好直言不讳。曾国藩第一次兵败投水未遂时，左宗棠前来探望曾国藩，见他气如游丝，责备他说国事并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何必速死，此乃不义之举。曾国藩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后来，曾国藩在江西端州营中闻父逝世。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第二天，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如果不是曾国藩采取以德报怨的态度，用柔和的心态包容刚硬耿直的左宗棠，大清历史上的两位儒将，势必会交恶相争。影响大清江山的稳固。
特别能显示出曾国藩宽柔性格的，是咸丰十年对左宗棠的举荐。当时左宗棠因性格耿直，口无遮拦，遭人弹劾，处境艰难。左宗棠来曾国藩处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当现在正需用人之际，或饬令他为湖南团防，或选拔做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这件事充分表现了曾国藩性格的宽柔。据说在西北大营中，一天，左宗棠与幕宾们闲谈，他问：“人家说曾左，不说左曾，这是为什么？”没等大家回答，一个少年抢着说：“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的心中从来没有曾国藩，只此一点，就可以知道天下人为什么说曾左而不说左曾。”此话一出。大家都非常震惊，把目光一齐投向了左宗棠。左宗棠不但没有发怒，而且来到少年面前，语调沉重地说：“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曾国藩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刚柔、方圆兼济。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游刃于天地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刚柔、方圆兼济的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读书实践锤炼而得。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改变。”
胡雪岩：圆而通神的红顶商人
要经商，先做人，功自心成，利从义来。经商做人，圆通有术，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上不得罪于达官贵人，下不失信于平民百姓，中不招妒于同行朋友，行方圆之道，养一团和气，和中取利。此乃“儒”商。
这一切正是方圆性格之人在经商中善于成功的体现，方圆性格的人在商场上可谓是如鱼得水，不信，胡雪岩就是最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