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变法的兴起
在戊戌变法前，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极为尖锐，清政府政治统治极为腐败，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普通农民无地可种，越来越多的人沦为佃农，衣食不保，生活极为悲惨。这段时期，清政府如以往王朝一样，进入由盛而衰的阶段。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特别是在19世纪中期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席卷了全国，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大大地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治统治，也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进一步减弱，各个阶层对政府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进一步暴露，各地的斗争又逐步高涨起来。1895年之后的几年内，全国各地发生了多次农民暴动和起义，如1895年湖南浏阳抢米事件，甘肃回民反清起义等。这些斗争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统治阶级也深深地意识到自身的政治危机，力图通过政治革新来谋求转变。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宣告结束，中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给日本。在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干涉下，日本归还了中国的辽东半岛，但中国必须再支付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白银共计三千万两。以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支付这笔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根本不可能，只好以海关贸易关税收入作为担保向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各列强举借外债。为此，中国关税完全被各国列强控制。与此同时，依据先前签订的“中法商务条款”和各国的最惠国待遇，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在中国争夺修筑铁路，获取开采矿山的权利，并纷纷在中国开设工厂、设立银行，掌控了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命脉。到1897年年末，山东发生了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借口侵占胶州湾（青岛），俄国同时占领了旅顺大连，法国占领了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并要求将香港的殖民地界拓展到九龙和新界。日本也不甘落后，强迫清政府将福建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列强瓜分中国意图昭然，使当时清朝政府朝野皆感亡国灭种的危机。
在186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便开始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进入了中国。早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士大夫成了接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他们翻译西方的书籍，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林则徐组织翻译了1836年英国人慕瑞编写的《世界地理大全》，将它改名为《四洲志》，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展，撰写了《海国图志》，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指出如果要抵抗外国列强，必须先从了解西方列强入手，如要了解列强，又要想从翻译他们的著作作品开始。除此之外，同时期翻译作品，还有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这些都是学习西方启蒙思想的代表作，这些都成为戊戌变法时期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张最原始的思想源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突显，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清朝开明绅士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看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先进技艺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文化思想。此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广泛宣传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如早在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便在中国创办了一个出版机构——广学会，主要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1890年李提摩太接管广学会，并担任《时务报》主笔，系统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其中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代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并在经济上提出较早的工业商业的贸易对抗，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这些都对后来参与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极大影响。
189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时候，凭借这次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改革变法的政治理念，要求改变国家的施政方略，了解民间状况，改革变法。1895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刚好是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激愤，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绝辱国和平，要求迁移京都，整顿和编练新军，实施从上而下的政治革新。历史上把这次举人联合上书行为称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然遭遇清政府拒绝，但上书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此后，康有为联合当时的一些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以改变变法、增强国力、谋求发展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又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
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在张之洞的资助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了梁启超著名的《变法通议》等维新著述，同一年，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1898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国家，论述中国自上而下地实施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最主要根源，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有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造成的影响遍及全国和各个基层。
受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影响，光绪皇帝深感耻辱，在全国上下、政府内外政治革新、变法图强的影响下，也开始萌生出维新变法思想。1895年，顺天府尹胡橘写了一道名为《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的奏折，最早向光绪皇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法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做法，鼓励光绪皇帝效仿国外进行变法，修建铁路，开办矿场，办理邮政等措施，谋求改变。刑部侍郎李端上《请推广学校折》，从推广新式学校方面，向光绪提出了改革变法的看法。光绪皇帝对这些奏折都详加阅读批示，并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为更进一步地了解西方各国的具体情况，光绪还时常召见刚出使回国不久的户部侍郎张荫桓，详细询问欧美、日本各国情况。张荫桓每次为皇上讲述各国见闻，光绪皇帝都非常欣喜。光绪皇帝认为张荫桓对启蒙自己的思想有较大的帮助，经常向他咨询学习。在这一时期，康有为也为推动维新变法，连续七次上书光绪帝，深深影响了光绪皇帝。维新思想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酝酿，在相关阶层的传播推广，为戊戌变法做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