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期，那时百家争鸣，产生了不同形式、不同宗旨思想的丰富文化。医学教育也随着文化的丰富和进步得到了发展。

（一）顺应潮流——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背景

随着西周的灭亡，东周走向了历史舞台，但此时的国家权力已大不如前，各个诸侯越发强大，逐渐地凌驾于天子之上，天子只能靠诸侯们的“扶持”和“贡献”维持其表面威严。在这种形式下，文化和教育的局面又发生了改变。

1.最早的学术普及——学术扩散现象

前面已经提过，西周的教育形式是“学术官府”，而随着天子的没落、国家实力的减弱，一些掌管学术典籍的有识之士纷纷散落到诸侯国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次文化大迁移，一次是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马氏离开王室前往晋国，带走大量典籍；另一次是周景王之子带大量文献典籍逃往楚国。随着宋国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鲁国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楚国老子创立了道家学派，宋、鲁、楚三国成为了东周三大文化中心。

2.文化的新生力量——士阶层的崛起

春秋之前，教育主要面对的是天子和贵族，因此，具有学识的人大都也是贵族之子。到了春秋时期，连年战乱，加之学术的扩散，对人才的需要越来越多，有机会学到知识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具有才学之人的身份与以往发生了变化，一是没落的贵族，如孔子就是这一类的代表；二是王室的礼乐官员，如老子就是这一类的代表；三是一些新兴职业的后人，如农工商之子一类，墨子就是这一类的代表。这一阶层虽然有不同的背景，但他们都有很强的政治追求，并且可以将学术文化加以传播，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3.教育开始大众化——官学的衰落与私学的兴起

国家实力减弱，天子实力丧失，国家已无力维持正规的国学教育，加之众多有识之士的离开，国学教育已走向名存实亡的境地，有的只是不正规的教学和对民众形式上的教化。随着学术扩散和士阶层的崛起，私学教育成为培养新人才的最好土壤，因而更多的人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私学便是孔子的收徒教学，为后世私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借鉴。可以说官学的衰落与私学的兴起是学术扩散和士阶层崛起的必然结果。

（二）顺势而变——医学教育的转型

随着文化传播和教育形式的转变，伴随着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局面，医学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是一个转型期，同时也是一个模式期，为后世所仿效。

1.责任的明确——官医与民医共存

西周时对官医和民医就有了区分，但不是很明确。到了春秋时期，官医与民医的区别比较明显。

官医主要负责为王侯和贵族大臣治病与保养，有时还会受到他国的邀请，前往他国为君侯们治疗疾病，因此这一类医生会受到比较高的礼遇和尊敬，一些重人才的君王也会用重金招揽有识之士。随之而来的就是侍医的出现，整日在君王身边加以侍奉。这一时期，人才的流动比较频繁，既有君王招揽有才华之人，又有毛遂自荐的有真才实学之人，这些都使医生的地位得以提高。

民医中也不乏顶尖之人，长桑君、扁鹊就是这一类人中的代表。他们周游列国，为百姓行医疗病，同时也会受邀于王侯为之看病。民医的踪迹遍布各个诸侯国，既为人解除了痛苦，也使医学得以更好的传播。

2.细化的传播——医学教育和传承的改变

官医与民医分工的越加明确，以及过往一些官医的流落民间，使得医学教育的传承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师傅和徒弟——医学教育传承模式的改变

医学传承的模式，从传者和承（接受）者的关系来看，如果加以细分，可以分为君臣传承，师徒传承和父子传承；但要是从整体上说，传者与承者两人就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

君臣传承，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黄帝内经》中所提到的黄帝与其众位臣子，他们之间的对话，既反映出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也透漏出了他们之间的师徒关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黄帝与岐伯，它以黄帝问、岐伯回答的形式展开了对医学的研究和探讨。例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中，“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除此之外，少俞、少师、伯高也都是身兼皇帝臣子与老师的双重身份。至于雷公，他是皇帝的臣子，也是黄帝的徒弟，是另一种形式上君臣师徒关系。

师徒传承，这里说的是狭义的，以长桑君和扁鹊，扁鹊和他的学生子阳、子豹为代表。对于长桑君和扁鹊的描述和记载仍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可以看出，人们对待这种传承方式的态度非常庄重，也反映出这一时期选择传承对象的特点。并且这一时期形成的这种师徒传承方式一直是中医药知识传承的主要形式，即便设立了专门的医学学校，它仍然是历代医学教育中培养医药人才的重要途径。

父子传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家传”。这是医学教育在家庭内部的不断流动，同时也遵循“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规则”。这种传承方式也是非常普遍的，也将“家传”这种传承的形式演变为“祖传”——一种较为有说服力的传承效果。同时还引出了后世对于“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争辩和研究。这种传承方式虽然有利于家庭特色医学的延续，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医学理论的失传。

医学传授对象的选择：

医学教育的传授自古以来非常严谨，从上文长桑君和扁鹊之间的师徒关系的形成就可略见一二。既有医学行业自身的特殊性，又对所学之人的水平和悟性有非常高的要求。

第一方面：得其人乃传。

“其人”，就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人，指的是具有良好的品格、毅力和智力的人。无论学什么，都要对所学知识有一定的兴趣和激情，并对其有较高的悟性。医学是一门很特殊的学问，它的很多理论比较抽象，需要做更多的思考和琢磨，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悟出其中的道理，这就要求所学之人有坚定的毅力和长久的耐心；更重要的是医学要求所学之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因此，在传授医学时，要传给符合标准的“其人”。

第二方面：得其人必传。

医道传授要慎重，但在遇到“其人”时也一定不能错过，否则就是对医学事业的损失，这个是强调为师者的责任。这一点看似简单，但要为师者不错过任何一个符合标准的人，是很难实现的。

第三方面：因其人而传。

为师者找到了“其人”，但是每个“其人”的禀赋水平是不一样的，要根据每个人所擅长的方面进行传授。《灵枢·官能》中强调：视力好的，教他望诊；听力好的，教他闻诊；善于言谈的，可以从事医道的讲解；沉着安静、心细手巧的，可以教他运用针灸方药等等。这些都是根据所学之人自身的特点来确定传授知识的方向。这是对“其人”传授技能的一次革新，对后世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方面：非其人不传。

“非其人”正好与“其人”相对照，就是不适合从事医学学习的人。这不仅关乎所学之后的成果，若心术不正，极可能有害于人类的生命。《黄帝内经素问注·序》中提到“惧非其人”，体现出了医家们对传授医理的重视。

传授的内容与方法：

在内容上，不仅传授医理知识，还要求学生掌握与医理相关的知识。对于医者这一方面的要求由来已久，从“三皇”和尧舜禹时代就要求医者达到“全才”“通才”标准。这不仅是因为医理同天文、地理等很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人体疾病的发生与自然和社会环境都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此外，对于医者的要求，除了掌握自家医理之外，还要精通各家医理，取长补短，有利于自身医学知识的丰富。最为重要的是，汲取各家所长之后，还要善于整理、归纳和总结，才能将医理更好地运用和发挥。

在方法上，学生要善于诵读和理解，师者则要经常讲解、启发，使学生可以将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相结合。《素问·著至教论》中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要做到“诵”，即对经典反复诵读；“解”，即经常向老师询问不易明白的地方以求解答；“别”，即能够整理、归纳和总结所学习的内容；“明”，即真正明白所学的内容；“彰”，即将所学的知识加以运用，并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一过程是在前面四个过程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的。此外，为师者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也应该有所要求，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深度，也表明学生的钻研、领悟程度。

另一方面就是实践，学到的医理能够应用才是最为重要的。《黄帝内经》中就一再强调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素问·气交变大论》中有“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素问·举痛论》中有“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这些论述，都是在强调时间对于检验理论和经验的重要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相呼应。

（三）能力的分级——医生等级的标准

《黄帝内经》中“工”就代表医，代表一切从事治病技术的医生。上工、中工、下工或是良工、粗工的称谓是就代表给医生进行了等级的划分，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医者的治疗水平。具体如下：

1.是否具有各方面的知识，如要通晓天文、地理、人事等方面的内容，即是否是“全才”“通才”——上工的必备条件。

2.是否掌握丰厚的医学理论知识——工的基础条件。

3.是否可以将理论知识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并很好地运用。

4.是否能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向，做到“治未病”——上工的决定条件。

从分级的标准可以看出，由于巫与医刚刚分开不久，人们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而且也说明医生之间的水平差距比较大，所以造成了这种按照医疗水平分级的局面。但这种说法一直被沿用。

（四）第一部医学教育经典——《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中记载了丰富的医学理论知识，这些医学理论在中医学的发展中占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医学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和其他医家的借鉴与发挥，还成为了我国长久以来医学教育和医学考试的范本书之一。

《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医学整体观念的认识、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脏腑经络学说的论述以及对于疾病采取辩证论治以及治疗疾病的“治未病”思想。因此，此书成为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