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鲁迅先生的诗句。
诗题为《别诸弟三首（庚子三月）》，此句出最后一首。
“从此一别又一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鲁迅写这首诗的这年，也就是俗称“庚子之乱”的前清光绪二十六年，20世纪开头的1900年。那时的北京城，是最不走运的时刻。城内是义和神拳，乌烟瘴气；城外是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幸好江浙一带，尚可偏安一隅，20岁的鲁迅还能在南京路矿学堂读书求学。这是那年寒假后返校时所作的诗，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算作他进入20世纪的一份文学宣言。虽然他那时还不是作家，也未必想当作家，但文章得失在于个人而不在天意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一生的做人做文的准则。
现在，这本厚厚的世纪历书，终于一页一页地掀到所剩不多的最后了，再过几天，就是21世纪了。没想到，快一百年光阴，重读鲁迅的这句“文章得失不由天”，琢磨一番，仍旧不失为一句很有现实意义的箴言。
一个作家写下的什么，百年以后还可读可品，或许，也就可称之为不朽了。
所以，若要文章不朽，我想最起码的条件，恐怕就是要经得起一定年头的折腾。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短时期的成功，是不作数的。20世纪最后20年，也就是所谓的新时期文艺，虽然一些作家曾经像焰火那样闪亮，一些作品曾经像二踢脚那样，忽然间闹出过很大动静，但不知为什么，很不幸的，最后都应了老百姓的歇后语，一个个“秋后蚂蚱，没几天蹦头”，“兔子尾巴，长不了”，好景不常，风光不再，以想象不到的消失速度，偃旗息鼓、吹灯拔蜡地拉倒了。
这种走马灯的局面，很令人感到沮丧和泄气。人们喜欢形容过去的事物，曰“明日黄花”，但那好歹还有一朵枯萎干蔫的枯花在。可许多人的作品（我的也在其中的），就像站在河边打水漂一样，石子撇出去，也许溅出，也许并未溅出什么水花，就永远地沉没了。你能一口气地数出5名以上，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些获奖作家和他们获奖作品的篇名吗？你能不费力地数出5个以上，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叶，那些名家作品中主人公的尊姓大名吗？
显然，这种或长官意志、或众人抬轿、或自我作秀、或厚颜无耻而炒作起来的声名，以及围绕这份虚假而出现的轰动和热闹，很大程度上像小孩吹的肥皂泡一样，在太阳底下，无论怎样地五光十色，虹彩亮丽，总是会烟飞灰灭，化为乌有的。才二十年啊！因此，不能不承认，时光是最无情的终审法官，任何人，任何事，都得受到它的最后判决。文学更逃不脱时间老人手中那面筛子，凡经不起折腾的作家和作品，早早晚晚都得从筛眼里跌落下去。
那些在新时期文学二十年间起落沉浮，曾经令人刮目相看过的麻雷子或二踢脚式的人物，也许不赞同这样的评断。因为他们的书还在书架上摆着，名片上还印着一级作家的头衔，时不时地要在媒体出场亮相，说三道四，指点众生，万人仰望。但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具称雄之心，乏接续之力。最终，能够逃脱或悄悄沉寂，或向隅而泣，或困兽犹斗，或苦苦挣扎，成为过眼烟云的命运者，又有几人？
当然，由于印刷术的发达，音像科技的进展，估计以上衮衮诸公（诸裙钗）的那一套套洋洋大观的文集，留存到下个世纪，是绝对可以办到的。这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图书馆总得不停扩建的悲剧所在。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即使留存下来，藏之名山，束之高阁，传之万世又如何？还不是图书馆的累赘和负担。
德国人叔本华，爱说一些令别人扫兴的话。这位哲学家就说过：“如同地层依次保存古代的生物一样，图书馆的书架上也保存着历代的各种古书。后者和前者一样，在当时也许洛阳纸贵，传诵一时，而现已犹如化石，了无生气，只有那些‘文学的’考古学家在鉴赏而已。”
此公还以一种感伤的心情向我们描述：“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希腊史家）说，薛西斯（Xerxes波斯国王）眼看着自己的百万雄师，想到百年之后竟没有一个人能幸免黄土一抔的死运，感慨之余，不禁泫然欲泣。我们再联想起书局出版社那么厚的图书目录中，如果也预想到十年以后，这许多书籍将没有一本还为人所阅读时，岂不也要令人兴起泫然欲泣的感觉？”
叔本华这一席话，认为作品在十年以后便无人问津，听来有点煞风景，也太戳作家的肺管子。细细思量，当今这些名流、亚名流、半名流、自以为的名流，也包括我这等没出息的末流，恐怕到不了十年，印出来的书就得送去造纸厂化浆了。说来不怕丢脸，每年秋天，北京城里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都要办一次特价书市。所谓特价，就是打折。看到自己的书堆放在那里，打到三折、两折，几乎等于白送，还卖不出去的窘状，除了把鸭舌帽拉得更低，如鲁迅诗所描写的“破帽遮颜过闹市”那样，假装看不见地快步离开，还有他法么？
由此想开去，这几年里，常常挂在文学界一些大师、准大师嘴边的，走向世界呀，与世界接轨呀，如何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呀等等时髦话题，恐怕也难免这种名实两违的悲哀。谈得起劲的先生女士们，也许是看不到，或者假装看不到，他们那些译成外文的书，在外国书店的冷僻角落里，同样存在着打折也无人问津的尴尬。可听他们的口风，在中国，至少应该有两位数的同行，好像是有希望得此项大奖的角逐者，不但把领奖时穿的西服和演说词准备停当，并且，如何消费掉那近百万美元的巨额奖金，也不知为之伤过多少脑筋。但是，10月份，《铁皮鼓》的作者德国人君特·格拉斯胜出后，20世纪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美梦，算是彻底破灭了。
呜呼！这样一来，我不禁杞人忧天起来。那位总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马悦然教授，还好意思老来叨扰中国吗？其实，这也怪不得惟一懂汉语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家若有一点自省精神的话，这就用得着鲁迅的诗了，“文章得失不由天”。货，跟不上，马教授再抬举，也是白搭。
希望不朽，努力不朽，是中国文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永恒情结。曹丕早说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从他那时开始，这番极具蛊惑力的话，一直被数千年来中国作家正式地、非正式地，公开地、非公开地奉为圭臬。
但能否不朽，常常不以自己的意志而定。当然，认为已经不朽，或将要不朽，私底下骗骗自己，取得一点心灵慰藉，自我陶醉，当无不可；小圈子朋友之间，互相吹捧，彼此封王，也无可厚非。但拜托千万别过分当真，别假戏真做，那样，就有点痴人说梦了。所以，回到正题上来，不能不由衷地敬服鲁迅这位真正大师的预见，一百年前写的这句诗，一百年后，琢磨起来，还挺有味道，挺有针对性。就是它道出一条真理：文学的不朽，在于其文学内在的生命力。“文章得失不由天”，文学以外的因素，可能起一时的作用，却决不会起永远的作用。
而生命力，大概就体现这位作家，这部作品，是不是经得起折腾上。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只要有人在折腾，说明这位作家，这部作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力。时间相隔愈久，仍被折腾不止的话，就说明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譬如最近，有几位勇敢的年轻人，声言非要将鲁迅这块老石头踢开，正说明鲁迅先生不但作品活着，好像他这个人还未死去，仍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景云里的那幢楼房里，是他害得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难以出人头地，所以，才恶声恶气要他挪挪地方。
因此，无妨如此说，鲁迅不死。当然，不死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长久地经得起后人折腾，是文章不朽的试金石。
不知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多愁善感呢，还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世纪末综合征，去年，加上前年，好多德高望重，以及德并不高、望也不重的名流组合，开始热衷于总结20世纪的中国文学，纷纷进行一种《封神榜》的封神运动和《水浒传》聚义厅里排座次的游戏，真是好不热闹。
据说，喜欢回过头去看的人，是一种从生理到心理上都在接近衰老的表现。凡衰老，先糊涂；而糊涂，必颠倒；一颠倒，便语无伦次，搞七念三。但我很惊讶地发现，在所有此类性质的排排坐吃果果的牌桌上，这些拥有投票权的先生，还不到王熙凤所说的“糊涂油蒙了心”的程度，总是能清醒地把鲁迅先生放在首席位置。就冲这一点点的明白，实在令人对他们的智商刮目相看。
20世纪，从白话文出现起，至今能够时常挂在中国人嘴边的作家，首推鲁迅先生，即使往死里反对他的人，也不能（或不敢）持异议的。哪怕撇开他的小说、他的杂文、他的译作、他的学术研究这一切不计，仅就他笔下的这位阿Q的人物形象而言，哪怕到21世纪、22世纪，乃至更远的世纪，恐怕也不会轻易退出中国人的话语体系。
我们知道，《阿Q正传》是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次年2月2日载毕的。1923年8月，将其编入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除1925年5月26日，为俄文译本写了一篇短序外，直到1926年12月3日，也就是距这篇作品发表以后的整整五年，鲁迅才发表文章谈《〈阿Q正传〉的成因》。以今日之眼光看，鲁迅对于他自己作品的宣传工作，实在做得太差了。此后，隔了13年，直到1934年11月14日和18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应剧本改编者的公开要求，才不得不在报纸上提及这篇小说。
看来，他拙于炒作，默守古风，埋头写作，不事推销，是可以肯定的了。也许，他还保持着中国文人的那一点最可贵的清高品质；也许，他还相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无须张扬的做人准则；也许，他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没有强烈的拜金主义；也许，他只想当文学家，而不想当文学活动家，懒得去张罗那些外务。
所以，他未能如近来一些作家，拿到版税，马上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由此可见，今人也许写不过前人，但适应生活、获得更大利益的本领，要比前辈们聪明得多，也狡猾得多。因此，有些为先生抱屈。假如，他是另一个比较随俗的鲁迅，对于声名、对于利益也比较在意的鲁迅，按照20世纪90年代出书的一般规格，我想他至少应该做到：
小说问世的第一个月，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设茶点，供小酌，并发纪念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邀请诸如《晨报》、《商报》、《京报》、《国闻周报》的主编、发行人，还有上海《申报》的驻京特派员，以及《朝日新闻》、《字林西报》等外报记者，发给他们新闻稿，在报刊上形成第一波的舆论攻势。
第二个月的某个星期天，在台基厂的六国饭店，召开一次作品讨论会。请柬印上“会后有工作餐”字样，当然，不能一只饭盒马虎了事，总得有中西合璧的正餐供应才是。“老虎总长”章士钊，自是不会请的；“我的朋友”胡适之，请了也未必出席；但傅斯年、钱玄同、孙伏园、刘半农、齐寿山、沈尹默，以及京城文化界其他重量级人物，怎能不光临呢？自然是鱼贯入场，踊跃发言，鼓吹誉扬，不遗其力。这样，就在文坛造出第二波权威人物攻势。
第三个月，在沙滩的北大红楼门前，组织一次盛大的签名售书活动。可惜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不过，鼓号队敲敲打打，镁光灯啪啪作亮，还是可以做到的。于是，购书者慷慨解囊，过路人驻足观看。到了下午，晚报就有了“读者太多，挤破了门；签名太多，手脱了臼”之类的报道。如此，对广大市民层发出第三波群众攻势。
不要相隔得太久，第四个月，作者，或出版商，就得出来发表声明：书被盗版（下面带三个惊叹号）。反正放心好了，不会有一个盗版者跳出来反驳，本人绝无盗你版的念头。但是，捉准了这个弱点，无妨作出“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的痛苦状。你越说自己被盗版的无奈无诉无可奈何，也就等于向世人宣示，我的作品是如何地受欢迎。这第四波借道灭虢的宣传攻势，应该说是最厉害的杀手锏。
趁热打铁，第五个月，设法与翻译家联系，尽量套磁，拜托他们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外国。当然不会是在20世纪80年代颇受作家欢迎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了，20年代他们仍在求学阶段，一时间指不上。但耆宿如辜鸿铭，新秀如罗家伦，洋派如林语堂，通才如梁实秋，都是呱呱叫的精通数国外语的天才，何不磨破嘴皮，踏穿门槛，登堂入室，亲热无比呢！至于用完了人家以后，再不理会也不迟的。
严格地说，上述的种种包装手段，是最起码的、最小儿科的，简直不足挂齿的炒作行径。这些年来，一些很一般的作品，不照样弄到地动山摇的程度。如果今人当真写出来一部类似《阿Q正传》的划时代作品，落人一位炒家手里，要不闹出七级地震那样大动静，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坚信“文章得失不由天”的鲁迅先生，看来，亏大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他也真的这样热衷于炒作的话，怕也不是能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经得起折腾的大师了。所以，他若健在，我想他也许要修改1936年9月20日一篇题名《死》文章中所立下的遗嘱，说不定会对“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第五条，补充一点，“尤其不可去做炒作起来的文学家或美术家”。
因为，事实也证明着，凡炒作自己到了不可开交的当代文人，最后，除了落一个“万人嫌”的骂名以外，还能剩下什么呢？
21世纪到了，如果能够把上世纪文学界的优秀传统、良好风气、革新精神、求实态度，带到2000年开始的新世纪去，而把那些一说起来就皱眉头的不雅、不洁、不妥、不像话的一切，都留在即将过去的旧世纪，让其成为历史，倒是个挺不错的主意。
但是，有这个可能吗？谁知道。
不过，说真的，“文章得失不由天”，读鲁迅这句箴言，至少能多一点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