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全唐诗·李白卷》，第一首，就是这首《古风》。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多相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认为：这首《古风》反映了李白的文艺思想云云。
这样说当然也没错。不过，要是有可能与李白先生求教的话，他未必会首肯，更不会认同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士：具有责任感，负有弘扬雅正之音的使命。虽然在这首诗中，他忧心忡忡地呼吁“大雅”之作的出现，洋溢着“拨乱反正”的精神，但以他一生的文学实践衡量，现在流传下来的九百多首诗和几十篇文章，他老人家也并不完全遵循这个准则，更不会始终如一地在身体力行着了。
有人认为这是李白晚年的作品，这是根据他引用孔夫子的话“甚矣，吾衰也”而来。我认为一个人到了真老的时候，往往讳言其老，而李白在六十一岁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作为一个充军贵州的囚徒，绝不是那么快活的，不可能有兴致去研究文学动态。但这首诗，也不会是他春风得意那一阵写出来的。那时，他在长安城里，活得太滋润，太优哉游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哪还有心思顾及文学。我认为，这首《古风》，有可能是他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离开长安以后，已经很失落，但未很失败的期间写的。
写正统的诗，他未必坚持正统。对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来讲，要他做到绝对的皈依正统，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无异于精神的奴役。如果我们理解李白，他在人格上，更多的是一个悖背正统的叛逆者的话，也许就不能苟同这首诗能够代表他全部的文艺观点了。
在文学史上，凡大师，无不处于矛盾和思想冲突之中，李白尤甚。一方面，对于利禄声名、飞黄腾达的企羡之心，对于立功当世、以邀圣宠的非凡之想，强烈得使他几乎不能自已。一方面，又想浪迹天涯，徜徉山水之间，啸歌行游，把酒赋诗，及时行乐，不受羁束。但世界上有几个真正甘于寂寞的文人呢？不过在口头上如此标榜罢了。唐代有许多在长安捞不到官做的文人，假模假势地要去隐遁，可又不肯走得太远，就到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当隐士。隔三岔五，假借回城买方便面的理由，又跑到都城里来窥探动静。
作家也好，诗人也好，安分者少，所以，李白也不例外。总是在山林间，不为世知，也不是办法；当苦行僧，没得酒吃，嘴里淡得出水，也很受煎熬；诗写得再好，若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也是白费工夫。于是诗人急了，早先，他就给荆州刺史韩朝宗上书自荐：“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何“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抒胸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抱负之大，就更不得了。
这就是诗人的狂放性格了。太充分的自信，与吹牛相差无几。不过，就算是吹牛吧，你也不能不为这位大诗人吹得那份大气磅礴、地动山摇而服气。反观近来那些口出狂言，以为语惊四座者，相比之下，恐怕只能等于阳痿患者的偶尔勃起的小意思了。
别看李白急切地想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但是，他心灵深处那压根儿的反潮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他永远也解不开的矛盾。最后，他连唐玄宗的文学侍从——供奉翰林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也干不下去。本来李白一门心思参政议政，以为从此可以大显身手，大展雄图，谁知李隆基却只要他写诗，“云想衣裳花想容”，哄杨贵妃开心而已。
在帝王眼里，奔走宫廷的御用文人，与华清池搓背擦澡的小太监一样，不过是侍候人的。被贺知章捧为“谪仙人”的李白，怎么受得了这种“倡优同畜”的待遇，终于打了辞职报告，卷起铺盖，告别长安。也许，他未必真心想走，说不定一步一回头，盼着宫中传旨让他打道回朝，与圣上热烈拥抱呢！我们这位大诗人，在兴庆宫外，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只好撅着嘴，骑着驴，出春明门，东下洛阳，去看杜甫了。
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在野与在朝，又想吃又怕烫，要不吃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待见，不放心，断不了收拾，甚至杀头的原因。
所以，李白这首《大雅久不作》，只能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来看。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也将他的这篇作品与他整体创作区别开来。“太白诗纵横驰，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
“矜才使气”，才是诗人李白的创作和为人的风格。我们谈作家，谈作品，一定要区别其复杂性、具体性、多义性、特殊性。采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方法，往往难中鹄的。每一个作家，都是他自己，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作家与作家之间，异同之处，应该要大于相同之处。作家自己的作品与作品之间，也应该如此才好。一个与别人过于相同，与自己过于相同的作家，我敢肯定，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
但是，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无论是拼命染黑头发，不甘过气的名流前辈，还是刚长出小胡子、做深沉状的新锐先锋，无论是用耳熟能详的老语言，还是用估屈聱牙的新词，来分析作家与作品时，总是习惯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考量方式。对于这类执行“六经注我”政策的先生们，实在令人好不痛苦。
于是，不禁使人想起希腊神话里那个达玛斯忒斯。
这个拦路大盗，可真是厉害，谁要不幸住进他的客栈，比落到《水浒传》里那孟州路上、十字坡旁、母夜叉孙二娘开的人肉包子店里，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凡住进他黑店的客人，个头长于铁床者，截短；短于铁床者，抻长。我不知道当下这班评论家和研究者，怎么得到达玛斯忒斯的衣钵真传，以铁床逻辑行事的。反正，在新时期文学中，一些被尊之为“爷”一级的评论家，那种扬之即生、抑之则毙的霸道，恐怕就是达玛斯忒斯铁床的极致表现了。
由于纳入这种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李白这首对于文学状况的不怎么满意的诗，一下子就有点“高瞻远瞩”的味道了。其实，这首《古风》中写出来的“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的颂德词句，应该看得出来，诗人一方面借重官方，加大他对于“大雅久不作”的批判力度；一方面也有讨好主流意识的用心在。以求赏识和冀得擢用，一直是李白的致命伤，否则，他不至于站错队，“为君谈笑静胡沙”，去为野心家永王效力，而流放夜郎了。
在这首诗中，只有这两句，“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可称诗胆，也是李白写这首诗的主旨。编《唐诗别裁》的沈德潜，在选用这首诗后，特地加了个注：“昌黎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太白则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是从来作豪杰语。”说明他认同这个看法，但是又注了一句：“‘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谢朓楼饯别》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一语可证。”他引李白自己的诗，把建安诸子区别在“绮丽不足珍”之外。实际上，这位曾是乾隆御用文人的沈老夫子，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韩愈的观点的。
自古以来，在文学领域里，雅正之声和绮丽之音，这两种思潮的抵牾，孰高孰低，孰轻孰重，一直是争议的题目之一。在李白以前的半个世纪，陈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怅惘；在李白以后的半个世纪，韩愈的“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的否定，都证实了从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一统的三百多年间，绮丽之音，愈趋侈靡淫巧，浮艳颓废，致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丧失生机。正如有些人玩文学，玩到最后，把自己也玩进去一样。看来，李白的“大雅久不作”，“绮丽不足珍”，显然是有感而发。
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甚矣，吾衰也”，说自己老了，没有力气写大作品了。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文学不能尽是风花雪月，吹拉弹唱，男欢女爱，床上功夫，更需要像《诗经》中《大雅》那类具有史诗性质的鸿篇巨制。要是好久好久没有出现这类严肃的、认真的、深切的、有文学价值的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是无法向时代交代的。
所以，他在诗中表决心，“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要以孔夫子著述《春秋》的严肃，整理《诗经》的热忱，重塑时代的黄钟大吕。诗人虽是这样表态，但也不妨碍他去写“春风不相识，何时入罗帷”、“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等玲珑剔透的小诗。雅正之声不可或缺，绮丽之音不可偏废，这两者，其实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周作人，只有沈从文，只有张爱玲等几位顶尖的“红人”，能支撑得住“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吗？这几位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态的鼓吹而成神成圣的作家，在他们笔下的20世纪前半叶，除了精致的绮丽之音，诸如绅士闲适、墨客雅兴，男情女欲、悲欢爱仇，香奁脂腻、帘卷春色，小草小花、青山绿水外，还能给读者什么呢？一部没有了鲁、郭、茅，没有了巴、老、曹的现代文学史，拿在手里，还会有多么重大的分量呢？
在进入21世纪，开始一个新的千禧年的时候，重新读李白这首“大雅久不作”，不知为什么，倒颇有一点耐人思索之处。尤其在“吾衰竟谁陈”的感慨中，透出诗人对于文学状态那种深深的遗憾，还带有一些无奈，不能不感到一种震动。
历史，有时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文学史也同样，有时会呈环行状态的运动方式，走了一大圈弯路以后，又回到始发点。在上一个千禧年来临的时候，公元1000年，算起来应该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简直令人不胜讶异。唐以后的梁唐晋汉周，又重蹈两晋以后的宋齐梁陈隋的覆辙，等于重新拷贝了一回。“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的局面，又一次出现。1000年的中国文坛，不免显得荒芜冷落。说是空空如也，有一点委屈时代；说是不甚好的年景，或许更接近事实。比之两百年前李白、杜甫的盛唐，比之一百年前李商隐、李贺的晚唐，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也就够后人眼花缭乱的了。但第一个千禧年钟声敲响的那刻，翻开中国文学史，宋之初，可堪称道的作家和作品，屈指可数。
“唐之文，涉五季而弊。”《宋史》的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五代时以华艳词藻写男女情事的作品，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那些旅愁闺怨、合欢离恨、轻狂冶游、燕婉情私，也差不多写到尽头了。北宋初期的诗文，仍受五代影响，没有什么起色，也很正常。文学进入了低潮期，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大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1050年到1100年，便出现以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以及苏轼等为代表的北宋文学辉煌期。文学的断档，倒有可能正是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积蓄力量的时期。
我在想，当代中国文学，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各式各样的实验和尝试以后，成绩不可不说是伟大，收获不可不说是丰硕。其中，绮丽之音这部分，似乎也到了淋漓尽致的田地，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写、不敢写和不会写的。相比之下，大雅之声这部分，也就是史诗式的不朽之作，还在人们殷切的期待之中，望眼欲穿。坦率地讲，像唐宋八大家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巨人，像唐诗、宋词那样千古传诵的名篇，能与之相比拟的当代作家和作品，一时间，竟不能屈指数来，还是很令我们后人感到汗颜的。
然而，在新人辈出、后来居上、总结经验、开拓未来的年代里，没有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宋齐梁陈隋也罢，梁唐晋汉周也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不宁、战祸相继的年代，这期间的文学史出现空白、断档、走弯路，是不足为奇的。如今，民族腾飞，国家复兴，那么，与之相称的“盛世文章”、“汉唐景象”，也是自然而然必将到来的事情了。因此，在这千载难逢的盛节里，真诚期望第二个千禧之年，带来中国文学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