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学在民间”之自信

章太炎论学主“实事求是”，反对康梁等今文经学家的“经世致用”，讥笑其借学术进入政权结构中心或凭借政权力量来推行其学术主张为“沽名钓誉”。而在具体的办学方针上，一重官学，一尊私学，两者更是大相径庭。康梁将政治乃至教育改革的希望全押在皇上的诏令上，自然不把民间办学的热情与传统放在眼里，幻想“但有明诏”，就能全面接管原就“皆有师生，皆有经费”的民间所办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等，进而推行其教学主张。也就是说，只将民间私学作为被动改造对象，突出政府干涉强行推广某种教育制度的权力与作用。这种设想必然遭到坚信“学在民间”的章太炎的强烈反对，争论的焦点不在教育要不要改革，而在支撑教育（学术）健康发展的，到底是朝廷官府还是民间社会。而这，牵涉到双方对三代之学以及私学兴起的不同评价。

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提倡废科举兴学校，其口头禅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或“远法三代，近取泰西”。所谓“远法三代”，即康有为等再三强调的学校之设乃先王之法。此说若只局限于为“近取泰西”寻找理论依据倒也罢了，偏又坐实殷周时学制如何完美，春秋战国之际的学术下移如何堕落，则不能不引起对“稽古之学”有浓厚兴趣的章太炎奋起反驳。

1898年，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其中除论欧美学校之效益外，更突出学校乃先王之法：

吾国周时，国有大学、国学、小学之等，乡有党庠、州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诗书、礼乐、戈版、羽龠、言说、射御、书数、方名之繁，人自八岁至十五岁，皆入大小学。万国立学，莫我之先且备矣。

推崇周时学制，乃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说法，也是康有为的一贯观点。1886年著《教学通义》，康有为即称：

道法备于周公，教学大备，官师咸修，盖学之极盛也。

借推崇三代之学来贬抑秦汉以下的教育和学术，以达到其变革学制的政治目的，这是晚清的时髦高论。如陈炽即称：“古之时，有家学，有乡学，有国学。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此说源于《孟子·滕文公上》，其实没什么创见，可在晚清不断被重复。参照其他古籍所记，今人可以大致了解三代学校的规模和性质。三代之学确实值得怀念，问题在于时人为了以三代学校附会泰西学制，纷纷陈说自三代之学衰落，教育和学术因而误入歧途。最典型的是郑观应的说法：

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

康有为显然也是赞同此类说法的，在怀念三代之学的同时，康氏称春秋末造之“天子失官，诸侯去籍，百学放黜”为“学术之大变，后世人民不被先王之泽者在此”。

如此批评学在四夷以及私学的兴起，无论如何是章太炎所不能同意的。由三代之“学在官府”转为春秋战国之“学在民间”，是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岂能轻易否定。首先，三代之学并非为“穷民之无力者”而设，六遂野人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章太炎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

其次，三代时教师非官吏莫属，谈不上独立的精神生产者，居官之人亦即教民之人，故“言仕者又与学同（《说文》：‘仕，学也’），明不仕则无所受书”。再次，三代时教师之职为世袭，并非量才录用或自由发展，章太炎再三强调这一点：“且古者世禄，子就父学，为畴官”；“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三代之学实乃“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与后世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天差地别，远非康有为等人渲染的平等普及的理想的教育制度。

只是到春秋时，官学日趋没落，文化及典籍逐渐扩散，私学开始兴起，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左传·昭公十七年》）。这一局面对教育发展学术繁荣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令千古学人无限向往的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有赖于这种书布天下、私相传授的文化氛围。故章氏即便在对孔子很不恭敬的年代，也都称颂其“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绝千古”。因为，章氏认定孔子“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故“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从教育普及文化扩散以及打破官府对学术的垄断这一角度看，以孔学兴起为代表的私学的创设，可谓功德无量。

三代时官守其书，师传其学，“私门无著述文字”（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只是到了周末衰世，“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这一官学衰落而私学崛起之大趋势，为古今学者所共同关注，只不过因各自理论思路迥异而评价天差地别。正如柳诒徵在论及中国文化史上至关紧要的“学术之分裂”时所说的：

惟历史事迹，视人之心理为衡，叹为道术分裂，则有退化之观；诩为百家竞兴，则有进化之象，故事实不异，而论断可以迥殊。

进化与退化历史观之争，并非理解官学、私学之争的关键。在晚清，“天演”、“进化”之说风行一时，并不妨碍思想界学术界对三代之学的无限崇敬之情。

章太炎之赞颂私学，部分是基于其政治理想。1902年第二次东渡日本，章氏接受民主共和、天赋人权等西方观念，再加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于是在倡导反对帝制的政治革命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表了不少以民众为本位的议论。比如编制道德等第表时以农、工、稗贩、坐贾为前四等，评价学者成就时特别推崇出身草野而“陵厉前哲”者。这种民本思想，使得他特别能够欣赏周末这场变官学为私学的“学术之大变”。若干年后，钱穆仍沿袭这一思路，赞扬孔子“开平民讲学议政之风”，评述诸子之“议论横出”乃“平民阶级之觉醒”。晚清以来学者的这种“平民意识”，使得他们对孔子开启私学的传统评价越来越高，所谓“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是一种绝高的赞誉，而并非像廖平所抱怨的是一种贬斥。这一由章氏始作俑者的对孔子的重新定位，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整体估计以及研究思路。

或许，章太炎的远见卓识，主要还不在于强调私学创设的意义，倘若不是为了“托古改制”而必须神化三代之学以及圣化，康有为未必不能承认孔子收徒讲学的历史价值；关键还在于其对秦汉以下两千年私学的高度评价。

秦时“禁游宦”、“禁私学”，就因为私学的存在不利于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李斯的话说得很清楚：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

以后历代禁私学者，都以与此大致相同的理由，只不过没胆量再像秦始皇那样理直气壮地“焚书坑儒”罢了。汉虽兴学，独尊儒术，已无百家争鸣的气派，可毕竟“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东都赋》）。尤其重要的是，自汉武帝特别提倡今文经学，两汉官学中虽只设今文经学博士，可并不禁止没被立为博士并进入太学的古文经学家以私学和私家讲授方式与官学对抗。两汉的学校分官学、私学两大类，官学（如太学）得政府资助，又是利禄之途，自是势大气盛；可经师大儒自立“精舍”、“精庐”等开门授徒，听讲者也动辄以千人计。前人有以私家讲授之盛始于东汉者，吕思勉则上溯孔门之讲学：

然则孔子弟子三千，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之风，盖自东周至秦，未之有改。秦之焚书，汉之兴学，实皆受民间风气之鼓动而不自知耳。

两汉以下，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其间名师大儒之聚徒讲学，虽屡因“别标门户，聚党空谈”、“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张居正语）等罪名被查禁，但屡禁屡兴。除了私学的讲授有其特色外，更因官府财力有限，碰上“国之大事戎马为先”的战乱年代，更管不了学校之兴废，全赖民间自发维持。所谓“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毛诗·子衿序》），民间兴学可补官学之阙，“私学”的这一功能历代都得到普遍承认。另外，官学教育多集中于州县，入学颇多不便，私学则有更大的灵活性，故更多承担乡村的启蒙教育（包括村学、义学、家塾等），这一点也能被朝野共同认可。私学若只有这两种功能，不会与朝廷产生大的磨擦。问题是有的名师大儒因与当权者政治主张或学术见解迥异，不愿妥协和解，遂退而隐居授徒讲学，以私学为基地传播其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此等大儒，若只是独善其身、远离利禄的“学隐”，统治者最多蒙受“天地闭贤人隐”之类名誉上的损失；若像明代的东林书院，结成政治上的反对派，那对统治者来说可就是心腹之患了。而对“私学”之毁誉不一，自然主要是针对这种与官学相对立的有学术意义和政治效应的大儒讲学。章太炎平生多次论及官学与私学，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地扬私学而抑官学。

官学与私学，就其普及教育传播知识而言，本可互相补充，因各有长短，不必强分轩轾。可倘若就其对学术发展的贡献而言，私学可能真的在官学之上。在撰于1908年的《代议然否论》中，章太炎对此有过全面的论述：

学术者，故不与政治相丽。夫东胶、虞庠、辟雍、泮宫之制，始自封建时代，礼乐射御皆为朝廷用。孔老起，与之格斗，学始移于庶民。自尔历代虽设大学，其术常为民间鄙笑。汉世古文诸师，所与交战者十四博士；宋世理学诸师，所与交战者王氏之《三经新义》。综观二千岁间，学在有司者，无不蒸腐殠败；而矫健者常在民间。方技尤厉，张衡、马钧之工艺，华佗、张机之医术，李冶、秦九韶之天元四元，在官者曾未倡导秒末，皆深造创获，卓然称良师。

这么一种官学、私学二千年互相对峙的发展模式，以及官学腐败而私学矫健的总体评价，章太炎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断提及。比如，1910年章太炎称：“并不是兄弟有意看轻学校。不过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1924年章太炎又称：“究之方闻之士，经世之才，多于大师讲塾，儒人学会得之，次则犹可于书院得之，而正式学校无与也。”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制造“卑贱者最聪明”的神话，而是强调学术发展赖于实事求是精神，赖于自由探索的勇气，以及摆脱朝廷一时一地之“用”，只有在这些方面，私学才有明显的优势。

强调私学对中国学术的决定性影响的，并非只有章太炎一人。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也曾断言：“学术之兴盛，皆人民所自为，而政府所能为力者实浅矣……学术之命脉，仍系于私家也。”至于对学术发展的贡献，何以财大气粗的官学反不如私学，吕氏的解释较为平实，似不及章氏深刻：

亦以私家立学，为众所归仰者，其人必较有学问，而归仰之者，亦必较有乡学之诚，就加资助，转较官自立学者为有实际也。

吕氏将私学之得归之于民众的办学热情以及教师的道德学问；章氏则将官学之失归之于官府（朝廷）的过分干预以及肉食者自身的追求利禄。探究中国历史上官学、私学之得失，实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尽。倒是章氏之区分“师”与“作述者”的不同功能，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条思路，有助于厘清这一错综复杂的难题。

在1910年刊于《学林》第二册上的《程师》中，章太炎区分重在制法发微的“作述者”与重在授业解惑的“师者”的不同功用，称“以师为作述者，则作述陋；以作述者责师，则师困”。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于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来说，二者不可偏废。

世无师，则遵修旧文者绝，学不遍布。世无作述者，则师说千年无所进，虽有变复，非矫乱，则奇也。

师者学问固然不及作述者，可授业的功效或许远在其上。因为对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学校来说，一般情况下均鼓励“袭蹈常故”，不必有太多的创造性发挥，这样更便于学生的接受知识；而作述者往往“其法卓特，不循故常；其说微至，不与下学近。弟子既不能尽取前说，比其利病，亦无以见作述者独至”。此等具有原创力的卓绝之士，应征进入官学徒然取辱于不通之俗吏，何若“聚徒千人，教授家巷，而不与辟雍横舍之事者也”？这里区分两种学者：聚徒讲学的名德之士，其长处在于思考之独特作述之精深；任职学校的官学之师，其职责在文化之普及学术之遍布。也就是说，在普及教育方面，官学可能起的作用相对大些；至于发展学术，则更多依赖不受官府控制的私学。章氏将其概括为：

师者在官，作述者在野，其为分职，居然殊矣。

这一提法起码比完全否定官学的偏激之辞稳妥些。不过，不只对世人称颂三代之学的神话不以为然，对新学之士援引西例力主政府兴学者，章氏也始终抱不信任态度，甚至断言此种“诸材艺卓至者，一切陈力官府”的做法，是早就过时的“酋长贵族之治”。

康有为等追求办学的规模以及短期内开花结果，故极力怂恿清廷包揽教育大权；章太炎也承认朝廷的干预有利于普及教育，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朝廷的过度干预，又使得学校无法培养第一流人才或发展高深学术。故章氏将教育和学术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同人自由组合的“学会”，而不是由清廷控制的学校，原因是：“学会不受学部的管辖，也不受提学使的监督，可以把最高的知识，灌输进去。”循此思路，章太炎提出教育独立的设想：

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校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此说既植根于章氏对二千年私学传统的推崇，又明显受其时流行的西方现代政治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非只是“士大夫的山林清梦”。清末民初，不少第一流学者和教育家，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严复讥笑“野无遗贤之说，幸而为空言，如其实焉，则天下大乱”，主张政学分途，学者应在政府之外自由地从事高深研究。王国维的态度更明确：“今之时代，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了”，故“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至于毕生从事教育改革的蔡元培，则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理由是“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在20世纪中国，“教育独立”的口号，被涂上过分浓厚的政治色彩，以致人们很少考虑其政学分途的设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

章氏之极力贬官学而扬私学，其实还有个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背景。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等建议创立太学，太学的教官乃各经博士。太学博士代有增减，可汉代四百年所立博士几乎全是今文经学。许多学术成就很高的经古文家，由于经今文家的“党同门，妒道真”（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而没能被立为博士并进入太学，只好自立精舍开门授徒。一般认为，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派只讲一经，拘守家法；而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派反倒能博通群经，融会贯通。在朝者声势显赫，在野者学业专精，双方互相攻击，各不相让。晚清今古文之争再起，成为兼有政治与学术的大论战。论战双方价值标准不同，可对两汉官学的描述并无二致：康氏称“两汉所立博士皆今学”；章氏也称“夫汉时十四博士，皆今文俗儒”。章太炎历来主古文经学，必然推崇这一在野的“私学”；反今文经学，也就必然连带反立今文经学家为博士的“官学”。

不过，今、古文之争与官、私学之争，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是章氏立论的根基，后者则是连带述及。两汉崇尚今文经学，章氏连今文经学带官学一块骂。可魏晋时王肃借助政治势力尊崇古文经学，“在汉代没曾立官学的，三国也都列入官学；自此今文家衰，古文家兴”。对此章氏并不反感，反而颇为推崇被立为新官学的古文经学，称“汉人牵于学官今文，魏晋人乃无所牵也”。魏晋人何尝“无所牵”，只不过囿于师法门户之见，章氏无暇指摘其作为新官学的弊病罢了。

讲求气节，反对曲学干禄，章太炎不只反对异族统治者，也反对一切朝廷之操纵学术。故其推崇“学隐”，并非反清的权宜之计。在他看来，学术独立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相对来说，私学比官学有更大的独立自主性，故“学在民间”。“学在民间”之所以优于“学在官府”，主要不在于兴学的诚意与求学的热情，而在于私学提供更多自由思考和独立探索的可能性。至于历史上官学、私学的具体功过得失以及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趋向，章太炎并没有进行过仔细的考察。章氏历来主张读史识大体，既然自认已经把握住总体倾向及基本精神，也就不屑于再做进一步的论证了。而这，不免影响了其立论的精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