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章 胡交谊及其象征意义

本书希望涉及的问题很大——“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可论述的着眼点却很小：极而言之，不过讨论了章太炎、胡适之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以及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的文化心态。依照惯例，著书立说，必须先有相对确定的理论框架，而后才好设计章节并展开论述。本书的写作，并非如此“顺理成章”；若干作为论述主线的设想，大多属于“事后追认”。在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中，逐渐领悟题旨所在，并找到自认为恰当的表达方式。一句话，本书所呈现出来的，并非完满自足的“理论体系”，而是寻寻觅觅、众声喧哗的“探索过程”。

对我来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著述计划，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故强调“亲手触摸”，对动辄抬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治学准则”很不以为然。至于作为一项“研究计划”，同样不信任首先确立理论框架，而后逐步演绎开去的思路。我更欣赏“法从例出”的策略：在剖析个案的过程中，不断反省原有的构想，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眼光与立场。在这里，个案的选择至关重要，因其决定了最初的视角。

谈论思想史视野中的学术转型，注重的是研究思路的演进，而不是具体著述的品评，因而，本书作者毫不犹豫地选择章太炎、胡适之作为论述的中心。这一选择，明显超越具体学科的专业评价，兼及学与政、学与人、学与文。这是因为，本书希望着力辨析的，不是作为经学家的章或作为史学家的胡，而是开一代新风的“大学者”章太炎、胡适之。

所谓“大学者”，除了在专业范围内做出杰出贡献，足以继往开来外，更因其乃学术史上的中心人物，你可以引申发挥，也可以商榷批评，却无法漠视他的存在。此等“有思想的学问家”，既是社会思潮激荡的表征，其引领风骚，更构成思想史上绚丽的风景线。至于个中人对自身处境及潮流的深刻反省，更使后人得以近距离地观察那早已逝去的时代——虽则不免带有自述者独特的眼光。史家之所以格外关注某些“大学者”，还因其与师友弟子及论敌共同构成的网络，本身便能初步勾勒一时代的学术走向——以上所有假设，全都适合于章太炎与胡适之。

除此之外，我还很看重以下三点。首先，章、胡作为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代表，其教养、经历、学识、才情，均有明显的差异；由于知识类型不同，而发展出大有差异的文化策略，这一点，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期，尤为重要。其次，借助于章门弟子（如钱玄同及周氏兄弟等）的勾连，原本可能产生严重“代沟”的章、胡及其代表的两代学人，获得了某种理解与沟通——在我看来，此乃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并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倡国学、争持墨辩、尝试白话诗、写作哲学史、评论现代教育制度以及掀起轩然大波的“订孔”与“疑古”，章、胡二人的立场并不一致，但“共同的话题”却很多。这既表明章、胡二人学术思想上的“交谊”，更突出两代学人思路及追求的连续性。正是这一点，回应了本书的基本设想：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学术的转型。

入手处为个案分析，着眼点却是学术转型——这一“以小见大”的论述策略，使本书的体例，既不同于“通史”，也不同于“学案”，乃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主要目的是展现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性，尤其是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已经相当严密的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因而，本书对章、胡的生平及其学术经历，未做认真梳理；反而在后三章，借讨论“游侠心态”、“文艺复兴”以及“自我陈述”，展现学术转型期的诸面相。前六章虽也不时插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刘师培、蔡元培、鲁迅、顾颉刚等人的声音，但毕竟以章、胡为论述主线；后三章之平视诸子，不再惟章、胡马首是瞻，着眼于影响全社会的思想潮流，某种意义上，更能显示论者的视野及主旨。

§§第一章 求是与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