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已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永远是那样的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1919年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地地道道的农村，典型的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水田、桑园、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春天，桃红柳绿。我家原有十余亩水田，父亲也种田，兼当乡村小学教员。家里平常吃白米饭，穿布衣裳，生活过得去，比起高楼大屋里的富户人家来我家很寒酸，但较之更多的草棚子里的不得温饱的穷人，又可算小康之家了。很幸运，我七岁就上学了，私立吴氏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父亲当教员，兼校长。小同学都是赤脚伙伴，流鼻涕的多，长疥疮的也不少，我们玩得很欢，很亲密，常说悄悄话，至今忘不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永远跳跃在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怀念中。鬓色斑白时我回到过家乡，人生易老，父母及叔伯姑舅们大都已逝世。但我在路上常见到一些熟悉的背影，那满脸的皱纹，粗嗓门的音调仍没有变，照样咳嗽，大笑大骂。我于是追上去，正想叫唤，他们却惊讶了，原来并不是我的长辈，而是我小学同窗的那些拖鼻涕的小伙伴们。土地不老，却改观了。原先，村前村后，前村后村都披覆着一丛丛浓密的竹园，绿阴深处透露出片片白墙，家家都隐伏在画图中。一场“大跃进”，一次“共产风”，竹园不见了，像撕掉了帘幕，一眼便能望见好多统统裸露着的村子。我童年时心目中那曲折、深远和神秘的故乡消失了。竹园不见了，桑园也少了，已在原先的桑园地里盖了不少二层小楼房。孩子们是喜欢桑园的，钻进去一面采桑葚吃，一面捉蟋蟀。我到今天还喜欢桑园，喜欢春天那密密交错着的枝条的线结构画面，其间新芽点点，组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调。但桑园的价值主要是桑叶，桑叶养蚕，桑叶茂密时便是养蚕的紧张季节，一天要采几回桑叶，孩子们也帮着采叶，帮着喂蚕，家里经常要备有几箩筐桑叶，父亲和母亲夜半还要起来添叶。养蚕期间家里焚香，不让带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来串门，说是蚕有蚕神，需小心翼翼地侍候。蚕大眠了，不再吃叶，肥胖的身躯发白透亮，于是便被安置到草笼上去。草笼是用干稻草绞成的，远看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近看是稻草秆的丛林。眠蚕被散播在丛林中，便各自摇头晃脑绵绵不断地吐丝，春蚕至死丝方尽，个个乐于作茧自缚。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笼里，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如果有一年蚕得了瘟疫，家里便像死了人一样凄凄惶惶。
我的几个姑姑家都是种田和捕鱼的贫穷之家，唯有舅舅家地多房大，可算是乡里的大户人家。大舅还兼开茧行，同无锡的商人合作做收购茧子的生意。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便总跟着父亲到舅舅家去，茧行就设在大舅家后院。父亲非常重视称茧子时价格的等级，划价和把秤的有时是表兄或熟人，在斤两上稍微占点便宜父亲便心满意足了。卖了茧子便给我买枇杷吃，卖枇杷的总紧跟着卖掉了茧子挑着空箩筐的人们转。这种时候，我不大容易见到大舅舅，他正忙着与无锡下乡来的客商们周旋。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有一次大舅舅到无锡，我去看他，他住在当时最阔气的无锡饭店里，一个人住两间房，还请我吃了一顿“全家福”大肉面。我是第一次进入这样豪华的饭店。父亲送我到无锡投考及上学时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渔船，同姑爹一同摇船到无锡，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里，不花饭钱和旅店钱。仅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客栈服务员），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想下决心加钱，但我坚持不换，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只剩下后半夜，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也久久地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我小时候生过一场病，母亲求神许愿，许愿到杨茂公桥的庙会上去敬菩萨。病好后，便要去还愿。杨茂公桥离家有几十里路，那里两年一度的庙会十分热闹，远近闻名，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父亲点上香烛，我磕几个头就算还愿了。人山人海，卖小吃的挤得密密层层，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鸡鸭鱼肉都有。我和父亲都饿了，我多馋啊！但不敢，也不忍心叫父亲买。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找个偏僻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吃完粽子，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热豆腐脑，我叫他也吃，他不吃。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虽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我永远记得姑爹家那只小渔船，它永远离不开姑爹，它也像姑爹对我一样的亲切。姑爹性子暴躁，孩子们背后叫他老虎。其实他不发怒时很温和，他多次摇着他的渔船送我到宜兴和无锡投考、上学。他也曾送我母亲到武进县的寨桥镇上去找一位老中医看病，我也搭船跟着去玩，反正不花一文钱，父亲也总是同意的。姑爹家住在滆湖边的一个大渔村里，村里几乎家家有船。村子很长，一家紧贴着一家沿小河排开，每家的后门临河，每家的船便系在自家后门口的大柳树上。白天，船都下湖了，风平水静的时候，那垂柳笼罩下的渔村倒影是挺美的画境；傍晚，船都回来了，小河里挤得看不见水面，家家七手八脚从船里提鱼上岸，忙成一片。姑爹和表兄弟们讲过许多在湖里的有趣事情，但我从未有机会下湖，只在湖边遥望那一片白茫茫的水，觉得神秘，又有点怕。湖里芦苇丛中栖息着一种小鸟，叫黄雀，就像麻雀般大小，渔民们捕来当肉食卖，一如北方的铁雀。姑爹多次送我这种小鸟，母亲炖了给我吃，味道鲜极了。表兄们说，捕黄雀要在深夜，这边张好网，从另一边敲锣赶黄雀撞到网里去，于是一捉一大堆。我听了真兴奋，也想跟着去捉一回。但又说夜里湖上太冷，怕我会冻病，我说不怕，又说担心我不会熬夜，我也保证不睡，他们同意了。我兴高采烈地将尝试奇异的新生活了，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还是去不成。终于有一次，我也进到湖上的芦苇丛中去了。我们那里，无论大人和小孩，有钱人家和穷人家，都最怕兵，孩子哭闹不止时，便吓唬他：兵来了！兵真的常常闯进村子来，信息灵通的人一经发现兵来了，立即报警，家家慌乱着关闭门户，男女老少东投西窜，往草垛里藏，向桑园里钻，大胆的年轻人爬上了枝叶茂密的高高树巅。匆忙中谁家的衣裳还晾在场上，谁家的鸡鸭、山羊未来得及赶回家，也只好听之任之，统统让兵们带走。那时候军阀混战，我经常听说孙传芳和吴佩孚或什么人打仗，兵的队伍经常会经过我们的村子，有什么他们随便拿，非常自由。当吃了败仗的败兵逃到村子时，不成队伍了，他们更无法无天，情况也就更可怕，打破门到家里抄，抓到男人要花边（银元），抓到女人便强奸，姑娘们吓得魂不附体，总尽先尽快逃避，不易被抓到。有一回一位老太婆被抓住，就在光天化日下的荒坟丛中被强奸，老太婆是信佛的，对这样伤天害理的恶事怕作孽，要求大兵让她撑开伞遮遮天眼。有一次情况特别紧张，据说就要在我们村子不远处打仗，满村人心惶惶，有钱人家躲到宜兴城里去，去不了城里的也投奔远亲去。姑爹来家了，叫我们住到他家，情况紧急时可以上小船躲入湖里芦苇丛中去。我和母亲及弟弟决定跟去，父亲不肯去，他说只要我们走了，他一个人什么也不怕，其实，他是不放心这个家。后来真的打起仗来，我和母亲等挤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驶入湖里的芦苇丛中去，人多船小，姑姑和表姊们分别挤进了他们邻居的船中。听到“砰砰”的枪声，飞弹在头上空中吱吱地尖叫，心惊胆颤，大家把棉被盖在身上，蒙住头，说子弹是硬的，万一落下来，吃硬不吃软。我完全忘记了捕黄雀的事，也没有留心芦苇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担心子弹飞来，更担心父亲此刻正躲在什么地方呢。母亲急得不断流泪。小小渔船永远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形象，亲切的形象，我特别喜爱鲁迅故乡的乌篷船，我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水乡小船，正渊源于姑爹家的渔船吧！
渔村人家靠捕鱼为生，也靠芦苇。湖里有大片大片的芦苇，长得很高很高，收割后的芦苇秸聚成无数金字塔式的芦堆，姑爹家的村子便被埋在纵横交错的芦堆里，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天堂。夏天，我很早起来，选一根最长的芦苇，在顶端弯一个小三角形的框，用线结牢，再到屋檐下或老树丛中去寻蛛网，早上带露水的蛛网有黏性，用以蒙满三角小框，便可黏住栖息在柳梢上高歌的知了。黏知了，也黏蜻蜒。蜻蜒大都停息在篱笆最突出的高枝上，红蜻蜓特别好看，翅翼有时平展，有时前伸抱住脑袋，正如齐白石的图画。割来芦苇并不是为了孩子们黏蜻蜓，主要用来编芦席、织芦帘。芦织的帘子很大，可用以隔开房间，母亲则用它铺在地上，在上面铺拆被褥、絮棉袍。冬天，很冷，屋里照不到阳光，吃饭都冻得发颤。大门外满是阳光，但有西北风。房子是朝南的，不怕北面的风，于是将芦帘架在竹篙上挡住西面，阳光照射这帘和门墙构成的三角地带，这里便是最舒适的温暖之角了。老祖母整个上午都坐在暖角里晒太阳，母亲也常在里面补衣裳、掰豆瓣。吃饭时，大家端了饭碗来晒着太阳吃，邻家的孩子也端着自己的饭碗来凑热闹，有吃有笑，很快活，引得狗也跟来，猫也钻来，一团和气。老祖母坐着晒太阳还嫌冷，一只小脚总踩在一个铜脚炉上。这铜脚炉很精致，盖子上布满麻子似的窟窿，母亲说这还是她出嫁时的嫁妆，父亲家一向穷，才不会买这种精致的脚炉呢。脚炉里装着烧得半红的砻糠（稻谷的壳）灰，将生蚕豆埋进去，等一会儿就会熟，像炒豆一样，豆熟时便“乒”的一声爆炸。我埋进了豆，但玩着玩着忘了时辰，老祖母脚下突然乒乒乓乓爆炸起来，吓她一大跳，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只有冬天农家闲时才架起芦帘晒太阳，尤其春节后的半个月内，大家可以快快活活高高兴兴地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家庭的温暖。孩子们不止是自己爆蚕豆了，还可吃到煮熟的菱、花生和夹有核桃肉的糕。这都是春节带来的好处，怎么能不盼望春节呢？春节要吃好几样菜，最主要的是吃猪头，我以为猪头肉是最上等的东西了，只有过年（春节）时才能吃到。春节前母亲特别忙，要煮猪头，要做够全家吃半个月的糕团，还要外加几笼粗粉团子，是专门为春节期间发给叫化子的。平时叫化子要饭，要了半天只给一点点剩饭，有时不给。但春节期间无例外一律要给，而且一到门口就给，所以叫“发”。于是叫化子特别多，络绎不绝，有时是三五成群结队而来，几笼团子还不够发，团子便一年比一年做得小了。有一种叫化子不穿破衣裳，穿整整齐齐的长衫，还戴着礼帽，手提小锣，边唱边敲小锣，一步步缓慢地跨进大门来，这便是唱春的。给他一个一般的发叫化子的粗团子他不要，不理，继续唱。我便加倍给他好几个，或给他自家吃的大白团子，他不用手接，只用那锣反过来盛了团子，然后倒进背在背后的大口袋里去。这是我最早见过的歌唱家。后来我在巴黎留学时，旅店后窗下的小夹道里也偶有人拉提琴或高唱，期待旅客们撒下法郎去，这时候，我总立即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口的唱春人。春节过了初一，便开始到一家家亲戚家去拜年，穿着新衣裳吃年酒。母亲总嫌父亲家穷，说她是被媒人花言巧语骗嫁给父亲的。当年外公看得起父亲读书识字，认为有出息。母亲也一向有点瞧不起穷姑姑们，自己不常去她们家，而总爱带着我往舅舅家串门。舅舅家吃得讲究，过年打麻将，压岁钱也给得多。大舅舅爱骑马，地方上有点名气，因为在家乡只有耕田的水牛，很少见马。表姊带我玩，领我去看舅舅养的大马，我仿佛去看老虎一样新奇，但不敢走近，怕它踢。二舅舅抽大烟，抽了卖田，卖了田再抽，人抽得骨瘦如柴，二舅母常向我母亲哭诉。母亲是二舅的姊姊，劝他，骂他，二舅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不听，照样抽。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名声很坏，有一回有人来家报信，说我二舅正在她房里抽大烟鬼混，母亲一听气急了，立即赶到她家去，我也跟去看。进大门后直奔里屋，里面房门紧闭着，房里有忙乱的声响，母亲叫二舅的名字，二舅不敢答应，更不敢开门。母亲隔着门哭骂，骂舅舅尤其不该到她眼前来丢脸。父亲也在家骂，好像骂给我听，意思是万万学不得，同时也针对母亲，有意煞煞她平时老夸耀娘家阔气的威风。
每次过年，父亲都从大橱（衣柜）里拿出一幅中堂画和一副对联挂在堂屋里，一直挂到正月十五，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卷起来，藏进大橱里。大橱是红漆的，很漂亮，也是母亲的嫁妆，一直保护得像新的一样。我们家是小户人家，房子也不大，但村里有中堂画的人家很少，因此我曾感到骄傲。画的是几个人物，中间一个老头可能就是老寿星，这是父亲的老朋友缪祖尧画的。缪祖尧矮胖矮胖，很和气，家就住在姑爹家那个渔村里，家里也贫苦，靠教书生活。他和父亲很合得来，早年两人曾一同到无锡一个叫玉祁的村镇上教小学。父亲在玉祁教书时每年腊月近年底时回来，我还依稀记得，每次回来总带回一种中间穿有大孔的饼干，这也是我认为最好吃的饼干了。他还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回学生家送来的早餐是糯米粥，他和缪祖尧恰好都不爱吃糯米粥，只吃了一点点，但糯米粥会膨胀，罐里的粥过一会儿胀得仍像原先那样满，学生家里来撤早餐时误认为根本未吃，估计是教员不爱吃，便立即补煮了几个鸡蛋。现在看来，当时他们小学简陋，不开伙，教员是由学生家轮流派饭的。后来我的弟弟妹妹多起来，母亲一人实在忙不过来。父亲不能再去玉祁教书，便在村里由吴氏宗祠出经费创办私立吴氏小学。缪祖尧也不去玉祁了，便来吴氏小学教书。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缪祖尧也住在祠堂里。我从此经常到缪祖尧老师的房里去，看他画画，开始触及绘画之美。祠堂很大，有几进院落，有几间铺有地板的厢房，厢房的窗开向小院，院里分别种有高大的桂花、芭蕉、海棠。缪老师住的厢房很大，窗口掩映着绿油油的芭蕉，一张大画案摆在窗口，真是窗明几净，幽静宜人。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见到的画室，难忘的画室，我一辈子都向往有这样一间画室！缪老师什么都会画，画山水，画红艳艳的月季和牡丹，画樵夫和渔翁。有一回父亲用马粪纸做个笔筒，糊上白纸，缪老师在上面画个渔翁、一只大鸟和大蛤蜊，画成后给我讲解画的是鹬蚌相争的故事。我尤其喜欢缪老师画的大黑猫，他用烧饭锅底的黑灰画猫，猫特别黑，两只眼睛黄而发亮。我进美术学院以后还常常想起那黑锅灰画的猫，可惜再也没见过了。我常常静静地看缪老师作画，他用纸紧卷成笔杆似的长条，用煤油灯熏黑以后当炭条起稿；他常常将蘸了浓墨的笔放进嘴里理顺笔毛，染得嘴唇乌黑，这才使我明白，母亲自己不识字，为什么同父亲争吵时便常骂他吃了乌黑水不讲道理。缪老师和父亲有个很大的不同处，他不像父亲那样节省，他爱吃零食，父亲说他没有儿女，只管自己吃饱就够了。缪老师画久了，往往摸出几个铜板，叫我到村头一家茶馆里去替他买一包酥糖之类的好东西吃，我非常乐意，飞跑着去买来，他总分一小块给我吃，从无例外。我叫他缪老师，因后来我上学了，他成了我真正的老师，不过他并不教图画，也根本没有图画课，而他的画据说是远近闻名的，还卖，并定有价格润例。70年代我曾顺便回到故乡看看，父亲、母亲及老一辈的亲友们大都已逝世，只缪老师还在，我便专程到渔村去看望他。好容易寻到了他的住处，他住在蜂窝似的人家的夹缝中，屋里建屋，几张破旧的芦帘围成了他暗黑的卧房。他病在床上。他感激我的探望，他谈我父亲的死，那是困难时期，与其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饿死的；他谈到有一次经过我家门前的河滨，见我那瞎了眼的母亲自己摸着去洗东西，感叹年轻人是不顾老人了。我似乎又最后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不清楚缪老师是哪一年逝世的，只知道他已逝世了。
有一件事曾提高了缪祖尧的画的威望。村里财主陈培之的妻子据说是上海美术大学毕业的，嫁到乡下来后还向缪祖尧借画临摹呢！陈培之家高楼大屋，连着大楼有高墙围住的大院，里面种有李光桃及别的什么名贵果树，但我不敢进入他们家。陈培之的母亲是寡妇，非常精明能干。早年未生陈培之之前，领了一个养子，取名连生，就是连接着就要生，果然生了培之。生了培之，连生实际上就不算什么养子了，变成了长工的身份。陈培之骨瘦如柴，据说在上海念法律大学，是律师。他有一次回乡，到附近楝树港小街上问人有没有兑换处，但他说成了“脱”换处，于是乡下流传开了：“兄字头上两只角，培之律师不识它。”我终于有一次能进入陈培之家的大门了，那是他结婚，让许多人进去看，也就是观礼。新娘子是宜兴城里人，也是财主，结婚前送来过几船嫁妆，招摇过“河”，着实叫乡下人羡慕。结婚那天，我也夹在人丛中挤上了大楼，看新娘子演说，听留声机唱戏，特别爱听“哈哈笑”：各式各样的大笑，笑痛肚子。陈培之家的院子特别大，有花坛，摆满了盆花，开着各样的花朵，还有两只大荷花缸，种有荷花，我爱极了。新娘子烫着长头发，脸上擦着粉和口红，我和小伙伴们觉得像吊死鬼，很难看，但我从此爱上了花。村里只有单调的木槿和葵花，我还从未见过那么多红彤彤的鲜花，于是也总想种花，但哪里去弄花呀！宜兴的陶器闻名中外，但我们乡下只买茶壶，无人买花盆，乡下人从来没有种花的传统。前几年我因事过宜兴，顺便到滆湖边一个公社去参观，那里利用湖滩土地的特点，居然开辟了七十余亩花圃，家乡人民也已进入了欣赏花的时代！
除了缪老师的画以外，我还见过一种漂亮的月份牌仕女，那是在婶婶房里看到的。婶婶不是正经的女人，好吃懒做，偷男人，野男人公开在她房里睡觉，这美女月份牌便是一个常常来去上海的男人吴桂生送她的。吴桂生后来作了什么案被抓住，枪毙了。吴桂生被枪毙后，婶婶还有别的野男人。叔叔是有名的“乌龟”。叔叔本是个老实人，不识字，因为我父亲念过几年书，所以分家时叔叔多分了一亩地。但是就因为婶婶爱吃，不过年时也经常到镇上去买猪头肉、酱鸭、烫面饺（蒸饺）等，一面吃一面赌钱，那十几亩地便被卖得差不多了，后来叔叔便挎只篮子卖香烟、瓜子、花生糖，我的那些堂兄弟也都念不成书。父亲常劝叔叔，但叔叔怕婶婶，听了婶婶的指使反而凶狠狠地对待父亲，甚至有一回与人串通了来偷我们家的稻。姑姑们每回来，谈到叔叔时总哭，但她们不敢劝他，怕婶婶，婶婶凶得很，很泼辣。我记得叔叔病死时满身肿胀，得了鼓胀病，就是血吸虫病，而婶婶一直活到九十多岁。70年代我曾回老家看看，父亲和母亲早已逝世，那位满头白发的老婶婶在门前见了我，口口声声亲热地叫我“大侄子，大侄子”。
母亲和婶婶的关系必然非常坏，彼此不讲话，见面不理睬。婶婶为了搞臭母亲的名声，有一次叫吴桂生闯到我母亲房里来调戏，被母亲骂了出去。但从此我们家担心吴桂生来报复，一直到他被枪毙后才放心。也由于婶婶的威胁吧，母亲盼望我早早长大成人，有出息，替家里争口气，我也已体会必须给家里争气了。配合父亲的节俭，母亲也勤俭持家，她爱干净，衣服洗得勤，而且什么都要自己提到河边去洗，洗得彻底。虽然家里经济很拮据，但事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总是布衣暖，菜饭饱。我到无锡念初中时，正值身体开始发育，吃得多，课间常感饥饿，又买不起零食吃，母亲便将糯米粉炒熟，教我只要用开水一冲，加点糖便好吃，每次开学我便总带着一大袋糯米粉上学。但是母亲生育太多了，我是长子，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还有两个妹妹很小就夭折了。母亲一向难产，她实在怕生孩子，也曾用土法打过两次胎，死去活来，从此身体一直非常坏，长年地病。父亲忙学校的事，忙种田的事，忙祠堂里的事，因他是吴氏宗祠的会计。后来母亲病倒，他又要忙烧饭洗衣了。他在家做家务便围上母亲用的围裙，有时门外突然有人来找，呼喊“吴先生”或“大先生”（他是老大），他首先匆忙解掉围裙，然后出门见客。他是村上少有的识字先生，学堂里的老师，是头面人物，围着女人烧饭用的围裙太失体面。
显然，父亲自己种不了家里的十几亩水田。早年，当他到玉祁去教书时，田都出租。后来回乡教书，便出租部分，另一部分自己种，雇短工或长工。我记得家里曾换过几次长工或短工，我能记事时，印象最深的一个长工叫九斤。父亲和母亲对长工很好，让他吃得饱饱的，蒸了咸肉的时候，将最好的留给我，其次就款待九斤了，他们自己吃最次的，甚至不吃。九斤种田很卖力，耙田、施肥、插秧，样样能干，我们家田里的稻禾也总长得分外茂盛，绿油油一大片，很易同别家的区分。九斤对我很好，我们的友谊主要建立在水车棚内。草顶的水车棚都建在河岸田边，棚内牛拉着巨大的车盘转，车盘带动长长的水车将小河里的水戽上岸来灌进水田去。凡是戽水的日子，我总跟着九斤到水车棚里去，坐在车盘上让牛拉着团团转，那比在北京儿童游戏场里坐小飞机更自在，高兴时往牛屁股上加一鞭，它便跑得飞快。有时它突然停下不肯走，加鞭也不走，我叫九斤，九斤正在近旁耘田，一看情形立即拿了长柄粪勺来对准牛肚皮，牲口哗哗撒尿了。紧依着水车棚有两棵大柳树，盛夏，每听到知了在树巅高唱，我立即爬下车盘，用长芦苇秆制的蛛网套去黏知了。像战士的武器，我总随身带着这支芦苇长枪。九斤的家据说原来住在草棚子里，他家是江北（苏北）佬。苏北一带地瘠人穷，又常闹灾荒，不少人逃荒到富饶的江南来，来卖苦力，都住在草棚子里。本地人瞧不起他们，称之为“江北佬”，同他们说话时学他们的音腔，其中包含着戏弄与讥讽。我没有见过九斤的家，也没听说过他父母的情况，好像他早就是孤儿了。他来江南已很久，说一口地道的本地话。但是他娶不到老婆，谁家的姑娘也不肯嫁给他，他自己也没有定居，一年一年轮流着在各家帮短工，当长工，在我家是住得最久的了。
有一个老头“江北佬”在楝树港摇渡船，早早晚晚给人摆渡。楝树港离我家一里路，是最近的小街，有鱼市、豆腐店、小杂货铺、馄饨店、茶馆……早晨有烧饼和油条。村里的人们在路上相遇，总互问：“上街吗？”指的便是去不去楝树港。楝树港跨在大河的两岸，我们北渠村在东面，西面便通姑爹家渔村，我搭渡船摆渡时，大都是去姑爹家。早晨，渡船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人虽多，大都是熟悉的，伯公、伯婆、表姨、表舅、叔公……加上扁担箩筐、生猪活鸭，挤而乱，但彼此相让互助，客客气气，不争吵。下午人就少了，即使只一个人要过渡，“江北佬”照样摇渡船。夜晚、深夜要过渡，就高喊一声，他就睡在河边一间极小的草棚里。替代渡船，60年代造了木桥，70年代改建成水泥桥，“江北佬”早不知去向了。从无锡或常州到宜兴县城的轮船都必经楝树港，当“啪啪啪啪”的轮船将要靠码头时，码头上便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想看下乡来的上海人。上海是天堂吧，到上海帮人家的（当保姆）及做厂的（女工）妇女回乡探亲时都吃得白胖白胖，还带回筒子装的饼干、美女牌葡萄干、美女月份牌……
早先，店铺都集中在河西，河东较冷落，几乎不成街。后来河东要盖新街了，征求股份参加，出了钱便可分一间店面。父亲和母亲天天商议，那时我已有两个弟弟，父亲计算日后我们兄弟分家，一人分三亩来地，如何过日子呢？便下狠心凑钱，借债，争取预定下一间店面，将来我们兄弟中便可有一人去开店。简陋的新街顺利地落成了，我迫不及待先到新街上自家的新屋内住了几夜，街上有了家，也可算街上人了。父亲于是同一位剃头的合伙，让剃头的在我们店内开业，同时兼顾卖杂货，杂货是我们家的。家里的一张旧方桌搬到了店里，准备让客人沽了酒坐下慢慢喝。母亲在家炸豆瓣，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小包油炸豆瓣，拿到店里卖做下酒菜。虽然父亲常去店里，但主要还只能靠那个剃头的，结果小店仍赚不了钱，好像没有多久，店铺连同房子就整个转让了。
到楝树港开店是下策，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在家里是没出息的。我上学了，就在父亲当校长的私立吴氏初级小学。小同学都是本村的，个个相识，大家很相好，他们力气大都比我大，但念书不如我，他们的父母便说我回家后有父亲教，其实父亲在家里忙着呢，根本没工夫再教我。开学后第一件事是学着做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用五色的蜡光纸裁成条条后再拼贴起来，很好做，又好看，大家乐意做。由于教员太少，往往两个班合一个教室上课，教员上课时给一个班讲课，同时安排另一班做习题。不自觉的学生便不好好做作业，偷偷玩蚱蜢、知了，有时候知了忽然会在谁的抽屉里高唱起来。冬天太冷，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脸上冻成一条条发白的瘢痕，有点像切碎的萝卜丝，几乎人人都长“萝卜丝”。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上课时脚踩在脚炉上。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踢毽子是最普及的运动。毽子越做越讲究，黑鸡毛、白鸡毛、红鸡毛、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后来父亲居然在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我快活极了，同学们也非常羡慕，我拍一阵，也给相好的同学拍，但一人只许拍几下。夜晚睡觉，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没气了，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一天，父亲突然上和桥去了，但他忘了带皮球，我发觉后拿着瘪皮球追上去，一直追到楝树港，追过了渡船，向南遥望，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到和桥有十里路，我不敢再追了，哭着回家。自从上学以后，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也不能逃学，因为父亲也天天到学校去。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学校里的事也都要父亲操心，开学时他到和桥书店买课本、算术习题本、粉笔……他买任何东西都要讲价，一分一厘地讨价还价；他真爱惜东西，教室里用剩的粉笔头也都要收回去。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教室里剩下的粉笔头满地乱扔，谁也不捡，我于是选较长的捡起来，学期终了时积了两大匣，带回家交给父亲用。有一次开全区小学的运动会，在和桥开，我们学校也要派代表队参加，我被选入了代表队。为了参加运动会，父亲带我去和桥做了一身操衣（制服）。操衣连裤子上都有扣子，我从来没穿过有扣子的裤子，小同学们也都好奇地来摸我裤子上的扣子。
初小毕业时，宜兴县举办全县初小毕业会考，我考了总分七十几分，属第三等。我在学校里虽是绝对拔尖的，但到全县范围一比，还远不如人家。要上高小，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有三座漂亮的大石拱桥连接大河两岸的上塘和下塘。河上船只密集，街上店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比宜兴城里更显得热闹。和桥豆腐干味道极鲜，可保存久，是有名的特产，至今盛誉不衰。鹅山小学就在镇头，是当年全县最有名声的县立完全小学，设备齐全，教师阵容强，方圆三十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小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与在家时撒娇的哭、发脾气的哭、吵架打架的哭都大不一样，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新滋味了！
我只能以用功学习，争取最优异的成绩来争气。我发现，会考中以90分以上获得第一名的朱自道及好几位80分以上的优等生都是鹅山小学的，如今我同他们同班了。这几位成绩出色的同学都是和桥街上人，他们是走读生，中午回家吃饭，晚上回家住。寄宿生有夜自修，而且在电灯下自修，虽然那电灯也是暗淡淡的，但我是头次用电灯，感到称心如意，珍惜灯光，每晚在灯光下仔细地做完每天各门课的习题。在家时从不做夜课，家里只有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灯心捻得很小很小，火如豆，父亲在如豆的灯下记学校的账目，打算盘。另外我们只用一盏豆油灯，点上几根灯草，老祖母还常噜苏，说她早年只点一根灯草，后来她眼瞎了，便管不着点几根灯草了。寄宿生的宿舍原是谷仓仓库隔成的，窗户都很小，有点像牢房，一间房里摆满许多双层床，我从未睡过双层床，喜欢爬到上层去睡，仿佛睡到了楼上。我家没有楼，一向羡慕舅舅家和陈培之家有楼。学校里有校园，园里有花有树，我每天大清早起床到校园里读书，背书，也可以随便摸摸这些花，我似乎已阔气起来，花也有我的份了。小皮球也不稀奇了，有大篮球，有篮球场，不过我个子小，从来投不进篮，倒是喜欢滚铁环，在庞大的操场上飞奔着滚铁环很痛快，只是铁环不多，想借的人多，不易借到。
寄宿生们大都家在离校十里以上的村子里或村镇上，每星期六下午上完课，便都背个书包或藤包喜洋洋地回家去，彼此道声“再会，再会”！我出了校门，到街上慢慢看，有很大的酱园、绸布店、南货店。南货店里卖的都是好吃的，不是中秋节也有月饼卖。我尤其记得有一家中药铺，壁上都是小抽屉，抽屉里装的全是药，朝奉（店员）用一杆很小的秤称药。有几回我母亲要吃的药在楝树港买不齐，便由我将药方带到和桥这家大药店里去配。我爬上大石桥，看桥下大船和小船互相拥挤，南北往来的船只排成长队等候通过，桅杆睡倒了，帆落成一堆，缆索纠缠不清，船员们吵闹，呼喊，乱成一片，这仿佛是《清明上河图》的蓝本。出了镇，渐渐冷落起来，一条石板大道沿河直往北去，沿途人来人往，大都是挑担的，空手人很少，至少都带着雨伞，往往出门时大晴天，突然变天便下雨了，一路没处躲雨。说是大道，是指通途，其实路并不宽，一面临河，一边沿水田，行人相交错往往需侧过身子。当遇到拉纤的纤夫，我便早早找个合适之点躲让。有时只一人拉纤，拉只小船；极大的船便好几人一同拉，边拉边哼哼，有时还唱，口音都是江北腔。出和桥镇三里，便过一高桥，因面前一条支流灌入大河，高桥便骑跨在支流上。往往我们好几个同路的同学一同回家，到高桥上便憩下来玩一阵，欣赏大河上下的风光，之后就分道了。从高桥上俯瞰大河里往返的帆船，景象很动人，有白帆、黑帆、棕色的帆，也有的小船用一块芦席做帆。帆影近大远小，一眼看到遥远处，船和帆便成了一个小点，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透视现象了。一路上远远近近的村庄都是黑瓦白墙，都有水牛，都有水车棚，车棚也紧依着大柳树，彼此非常相似，常常有到家了的错觉。及走到了楝树港，真是非常兴奋，我像是远方归来的游子，感到一切都分外亲切了，跳入渡船，便同摆渡的“江北佬”攀谈，但他永远显得有些麻木，并没有注意到我那异乎寻常的热情。一到家，父亲和母亲高兴极了，弟弟也特别亲我。母亲问我在校吃得好不好，我说八个人一桌，米没有家里的白，但尽管吃饱，菜不多，刚吃一碗饭便没菜了，后两碗便吃白饭。母亲听了很难过，眼睛湿了，我后悔不该告诉她。只过一夜，第二天星期天下午便又返校了。母亲给我做了许多菜带到学校去吃，我不肯带，说带去也不能拿出来吃，同学太多不好分，老师见了也不好意思。老师同我们在同一饭堂里吃饭，他们只多一个荤菜。父亲也认为还是不带好，母亲便炒些蚕豆给我带走。回到宿舍里，同学们也都陆续到齐，几乎都从家里带来一些吃的，有蚕豆、菱角、荸荠、山芋；蚕豆最多，有炒豆、煮豆、发芽豆，唯有一个山里的同学带来栗子，分给每人几个，特别好吃。父亲有时到和桥，也买点糕饼给我吃，有一次买了一包干虾，告诉我每次放几只在粥里吃。母亲很少到和桥，有一次她搭姑爹的船到了和桥，特意买了一包鸡蛋糕到学校找我，但太不凑巧，那天老师组织我们远足登山去了，母亲不放心将蛋糕交给号房（传达室），遗憾地带回去了，留给我星期天回家吃。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高兴极了，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六十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他很注意全县会考第一名朱自道，也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了。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十名。”正好缪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爌北（父亲的名），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之后，我虽并非每学期都得第一，但基本上是名列前茅，对付课业已完全不费劲，于是开始在课余看小说。《薛仁贵征东》、《七剑十三侠》、《封神榜》……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因眼睛好，在昏暗的灯光下仍看得很入迷。有天突然传来一个轰动全校的消息：“在彭城中学操场演影戏（电影），全校师生整队去看。”演的就是侠客斗剑、神仙腾云、隐身术……我高兴极了，也常常幻想能遇到神仙指点法术。后来又看到一次电影，是演养蚕，这我很熟悉，大蚕吃叶时沙沙有声，但电影里一大群蚕吃桑叶一点声音也没有，因为无声所以叫“影”戏吧，仿佛是影子戏。
我功课好，守纪律，可以算好学生，老师也常表扬，但有一次却被打手心了。鹅山小学一进门的院子里有两棵巨大又古老的银杏树，绿阴蔽天，遮掩了整个院子，每年结无数白果。成熟的白果掉到地面上“啪”的一声，像掉下一只大杏子，白果被包裹在肥厚的杏子似的果肉里。我们每捡到白果，便交给老师，不准自己拿走。我知道炒白果好吃，春节孩子们赌博时以菱角、花生和白果做赌注。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中医，我们一同捡白果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白果可以治痨病（肺结核），是听他父亲说的。我想起了母亲的病，她的病老不好，咳嗽，痰里出现过血，吃了许多药也不见效，大家也有点怀疑会不会是肺病呢（后来证实不是）！她听人劝告喝过童便，即小孩的尿，弟弟的尿。白果治肺病的说法立即打动了我的心。白果，树上那么多白果，但不是我的，我动了偷的念头，偷许多白果带回去给母亲吃。我串通了几个同学一起偷白果，但不肯说出母亲的病，因当时痨病是可怕的死症。我们趁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半夜起床，摸黑到院里偷白果。风雨将白果打落满地，黑暗中我们一把一把地抓，我摸到一处特别多，自己装不完，便低声叫伙伴：“旋南，旋南，到这边来！”就是这一声泄漏天机，被睡在近旁的训育主任听到了，第二天他叫旋南和我二人到办公室，立即破了案，交出了白果，几个伙伴各人打了十板手心。一向表扬我的级任孙德如老师也在办公室，看我挨打，我特别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
光阴荏苒，两年高小念完，我毕业了。毕业时同学们互相打听各人的出路。父亲当中医的那位同学早有打算，回家学中医，继父业；好几位家在和桥街上开店的便学做生意；大部分回农村捏锄头柄（种田）；同我一起偷白果也挨了十板手心的吴旋南是高才生，但家里很穷，也只得回家种田；有些家里富裕的不种田，继续上学，但他们的功课大都较差，考不上正规的省立中学，便进私立中学去。大家称某些私立中学为“野鸡”中学，缴钱就能进，入学考试完全是形式，考零蛋也录取，但学费很贵很贵。无锡洛社镇有一所洛社乡村师范学校，招小学毕业生，四年后毕业当乡村初小的教师。因入学后全部公费，投考的人非常之多，水平也极高，是有名的学校。我班高才生邵化南考取了该校，很令同学们羡慕。不花钱的学校太少太少了，似乎就只洛社有这一所，是穷学生们最理想的出路，故而闻名于无锡、常州、溧阳及宜兴一带。父亲早二年就打洛社乡师的主意了，但我渐渐有了更高的要求，不愿在农村当初小的教员，想进省立无锡师范，是高师，高师毕业可当高小的教员，譬如鹅山的教员。父亲当然嘉许我的志向，但上无锡师范之前需先上三年初中，初中要缴费，家里便计划如何更加省吃俭用，并多养几只猪来竭力支持我这艰难的三年。舅舅家田多，母亲也曾幻想回娘家试试舅舅能否帮点忙。父亲毕竟世故深，说不可能的，不让母亲去丢脸。我在数百人的竞争考试中考取了无锡师范初中。因洛社乡师和锡师同时招考，只能参加一边，但县立宜兴中学在这之前招考，故我先也考了宜中，以防万一锡师落榜。我唯一的法宝就是凭考试，从未落过榜，宜中也不例外。为了节省路费，父亲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去投考。招生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让我在小舱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小船既节省了旅费又兼做宿店和饭店，船上备一只泥灶，自己煮饭吃。但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从停船处走到无锡师范，有很长一段路程，经过一家书店。父亲曾来此替小学校里买过一架风琴，认得店里的一位伙计，便进去问路。那伙计倒还算热情，引我们到路口代叫了一辆人力车。因事先没讲好价，车夫看父亲那土佬儿模样，敲了点竹杠，父亲为此事一直唠叨不止，怨那伙计：“见鬼，我要坐车何必向他问路，坐车哪有不先讲价钱的！”
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病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给我买了瓶汽水喝，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但喝到口，麻辣麻辣的，太难喝了。店伙计笑了：“以后住下来变了城里人，便爱喝了！”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
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下海了，从此隐入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那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我羡慕没有父母，没有人关怀的孤儿、浪子，自己只属于自己，最自由，最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