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亚欧农业带从狩猎和采集世界中脱颖而出

在1.1万年前，各大洲几乎都已留下了人类的足迹，并先后进入了狩猎—采集时代，只是社会进化的程度不同而已。但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特别在两河流域率先发生农业革命之后，亚欧许多地区先后发生农业革命，并大致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之间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东亚至西欧的农业地带。由于发展迅速，这个地带很快从狩猎和采集世界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带，此后的亚欧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史，都或多或少与之有关。农业革命首先发生于两河流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两河流域刚好处于亚欧农业带的中间，非常有利于农业文明的传播——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世界各地农业文明的兴起都是从两河流域传播而来。

两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对东方的影响当时至多只及于扎格罗斯山脉，以及它东部的伊朗高原。与之毗邻的印度次大陆，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发生于大约公元前4000年之后不久。旧石器文化的代表，是属于50万年前的苏安文化，它散布于今巴基斯坦北部的苏安河（Soan R。）流域；而新石器文化则发现于印度—伊朗交界之地，因该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英寸并全部集中于冬季，其文化以干旱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特点，家养绵羊、山羊和公牛，使用石制和骨制工具。一般认为，它们是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所创，但也包括越过兴都库什山或喜玛拉雅山、从中亚或东亚来的移民，还有并非达罗毗荼人的矮黑人和原始澳语人。这些人在俾路支（Baluchi）一带居住，其房屋都是用泥砖建造的。由于印度农业文明最早发现于印度—伊朗交界之地，人们有理由怀疑它是西亚文明传播的产物，但它究竟是怎样传播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中国是独立的农业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以前。中国地域辽阔，其农业文化明显地显示出南北两种不同类型：北部以旱作农业为主，南部以水稻种植为主。在北部，经花粉分析证明，在大约公元前8000—前4000年之间，曾有一个温暖气候持续时期，使这片地区成了中国农业理想的发源地。在河南仰韶发掘出的遗址，是中国北方农业起源的典型代表，但这种文化并不仅仅限于河南地区，而是遍及黄河中游的广大地区，西到甘肃洮河流域，东达河北中部。创造了仰韶文化的居民，已由狩猎—采集生活转为定居生活，使用包括石斧、石锄和石磨在内的工具，耐旱的粟是他们的主要种植物，同时还饲养猪和狗之类的动物，仰韶人已能利用野生麻类来织布，尽管这种平纹布还十分粗糙。在仰韶文化中，还发现了种类颇多的彩陶，有的陶器上有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被认为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我国考古学家在浙江浦江的上山、萧山和跨湖桥都找到了人工栽培水稻的遗址，时间测定前者为公元前约8000年而后者为公元前约6000年。在浙江境内长江南岸发掘出的河姆渡遗址，则是中国南方农业文明起源的典型代表，它包括从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之间的四个文化层。在这个遗址中清理出的遗存，包括大量的稻谷、瓶状葫芦以及为数众多的野生植物食物，以及家养的水牛、猪和狗的骨头，还有骨锄和绳纹黑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遗存样品，都是在潮湿湖岸上的木质建筑中取出的，其中有榫接完好的建筑用木板，可见它已不是最原始的民居了。

在东南亚，考古学家找到了另一个农业文明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国东北部的仙人洞遗址，其最早的文化层形成于1.1万年以前。在这个文化遗层中，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辨认出大量野生植物种子，包括杏仁、槟榔、扁豆、葫芦、荸荠、胡椒及黄瓜，此外还有至少8个薯类的品种。研究表明，公元前7000年后，仙人洞的物质文化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地的居民们开始使用斧、陶器和石刀，这些石刀非常类似于后来印度尼西亚用于稻谷栽培的工具。有人推测，这意味着在该遗址附近，应存在谷类栽培。在呵帕侬蒂发掘出的一个村落遗址，只比仙人洞遗址约晚2000年，但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村社，出土了大量稻谷品种和其他农业资料。比此遗址再晚约2000年的能诺遗址，更在其出土的陶罐上发现了稻谷印迹，如果不是农作物的栽培已相当普遍，收获的稻谷和陶器的制作不会这样密切，以致把它的痕迹印在了未烧的陶坯上。

如果说东方的几个农业中心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西方的农业文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一般认为，两河流域的谷物栽培和动物驯化，在公元前8000年后的某个时间，已沿着西南方向传播到尼罗河流域。虽然至今还找不到具体的证据，但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因为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之间，在地理上自古就和西奈半岛相连。从考古资料看，在公元前1万年前后，在埃斯那（Esna）附近和其他地方就建立过较大的居住地，其平均面积达1000平方米，甚至在此之前当地人就利用过野生禾本植物，但作物的真正种植和动物家养还是在公元前8000年以后。无论如何，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尼罗河流域已散布着数千个大大小小的村落，虽然这些村落大多只不过是临时芦苇棚，这里的居民仍然过着捕捞和猎取鳄鱼、河马的生活，但他们已开始栽种小麦和大麦，饲养绵羊和山羊。在一座始建于公元前4130年的居住地，发掘出陶器、石斧、石刀，贮藏在罐子、篮子和土坑里的谷粒，以及狗、牛、羊和猪的遗骨。它表明，这时的尼罗河流域，农业文明已相当繁盛。

在两河流域的西北方向，第一个农业和畜牧业的兴盛之地是安纳托利亚（Anatolia），这里在公元前7500年已出现了分散的农业村落。据英国考古学家J。梅腊尔特的研究，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哈吉拉尔（Hacilar）是一个建立于大约公元前6700年的农业村落，在居民搬走前形成了七种居住状态，其居住地有庭院、火塘、炉灶，长方形房子内的墙曾经被粉刷过。它的居民使用篮子和皮革容器，已开始栽培大麦和小麦，也吃某些野生草本植物的种子，但除狗之外尚未发现他们驯化其他动物的证据。与此略有不同的是距哈吉拉尔东边322公里的卡塔·瑜育克，其年代比哈吉拉尔约晚几百年，是一座由许多水泥砖房组成的村落或城镇，但这些房子是连成一片的，且入口开在顶部。从这个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描绘妇女和公牛的绘画，还发现了许多妇女生儿育女的小雕像，表明这个村落的主人正处于母系氏族制的发达阶段，但似乎比一般的氏族社会结构要稳定成熟。

欧洲食物生产的最早证据，来自希腊色萨利的阿格萨—马古拉（Argissa-Maghula）。这是一个濒临爱琴海的古老村庄，大约建立于公元前7000年之前，其居民已开始栽培小麦和大麦，也有了养殖绵羊、牛和猪的可能。著名的弗朗奇兹里（Franchthli）洞穴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境内，几千年来一直被与爱琴海群岛交往密切的农民占据着，他们也已开始畜养牛和猪一类的动物。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的多瑙河流域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建立起为数很多的农业村落，这些多瑙河人建立的房子呈长方形，一般用木材和茅草搭建。多瑙河人已普遍进入农业和畜牧业阶段，不仅栽培大麦、小麦和亚麻等作物，也大量养殖牛、猪及绵羊等动物，他们制作的陶器以螺旋纹或波浪纹装饰，形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文化。但多瑙河文化并不限于多瑙河流域，而是向北延伸至荷兰南部，向东则扩至维斯杜拉河和德涅斯特河。在波兰奥尔沙尼察发掘的一个遗址，其居室长达20—30米，房内很可能是由几户人家同住的。从多瑙河再往西便是法兰西和不列颠，这是西欧的核心地区，地处地中海的北岸。这一地区的农业文明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其典型代表是法国南部的哈森（Chasseen）遗址，以及瑞士湖畔的村社，当时的农民大多种植大麦、小麦、豆类和亚麻，这和欧洲常见的情况并无不同。所不同者在他们的陶器和墓葬：他们的陶器上的饰纹是用扇贝壳压印而成的，而墓葬则多用巨石建造。尤其是这类巨石合冢流传甚广，在科西嘉岛、马耳他岛、地中海西部、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均有发现，形成独特的“巨石文化”。这种“巨石文化”，人们最初以为它起源于公元前2500年时的地中海东部，是由来自爱琴海的移民传入西班牙等地的，但后来在法国和英格兰发现的“巨石文化”遗址，其时间远在公元前5500年以前，说明它很可能是西欧人的一种古老传统。它可能是人类生命连续性的永久象征，也可能是人们世世代代拥有土地的象征。果真如此，它也应当属于农业文明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农业村社在英国建立的时间，至少可以推至公元前4300年以前。

从上面的记载和叙述可知，亚欧大陆的农耕文明可以分为三大类型：（1）麦作型，它的主要标志是大麦、小麦、豌豆、萝卜、芥菜等作物的栽培以及绵羊、山羊等牲畜的驯化家养。这一类型的农耕形成于具有地中海式气候的所谓东方“肥沃新月地带”，其起源最迟不晚于公元前6500年，可能更早。（2）根栽型，它的主要标志是甘薯、马铃薯之类作物的栽培。这一类型的农耕形成于东南亚，后经印度传入非洲并渡海传入大洋洲，但在它的故乡被杂谷栽培和稻作农耕所代替。（3）杂谷型，其主要标志是高粱、玉米、谷子、黍子、稗子等麦子、水稻之外的谷类（milets）草本作物的栽培。它们遍及从苏丹、东非至印度中部的广大地区，属于夏熟作物。与此相适应，这三类农耕所使用的工具也很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