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

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

今天早晨我在电话里跟叔叔聊了会儿。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来。随时，我说。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也许没有明白我回答的意思但又不想承认），他问我都跟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瞎混。没有，我说。我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你回自己家，他说，否则请便。我听到玛蒂塔婶婶在他身后哭泣。一定，我说。婶婶说，问问他是不是在吸毒，叔叔说他能听得见你说话，然后问我有没有钱。我说还有坐公交车的钱，然后再没说什么。

其实，我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可是后来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到卡塔丽娜·奥哈拉家的有乌里塞斯·利马、贝拉诺、穆勒、桑·埃皮法尼奥、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雷克纳和他的女朋友郝奇特尔、罗德里格斯兄弟、卢西欧斯·思肯、跟卡塔丽娜共用一个工作室的两个画家，还有其他几个我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的人，他们像条黑水河般涌进来。

我和玛丽亚、安格丽卡到来时门是开着的。我们进去时只看见罗德里格斯兄弟坐在二楼的梯子上分享一根大麻烟。我们打了声招呼然后在他们身边坐下。我想他们正等着我们。随后，潘乔和安格丽卡上楼去，把我们留在那里。楼上传来幽灵般的音乐，充满了鸟儿、鸭子、青蛙、微风、大海甚至人踩在地面或者干草上的脚步声，据说有安抚情绪的作用，然而整体效果却十分可怕，好像是给一部恐怖片配的音效。后来卢西欧斯·思肯来了，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我看着另一边，望着一堵贴满了女人的照片或者女人之梦的墙壁），然后开始跟我们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害羞吧，他们开始聊起来后（卢西欧斯·思肯经常去舞蹈学校，他跟玛丽亚很有共同语言），我渐渐淡出，渐渐沉默，开始出神地回想今天早上在芬特家的离奇经历。

起初什么都很顺利。我坐下来跟全家人共进早餐。芬特夫人愉快地说了声早上好跟我打了个招呼。胡吉托都不瞧我一眼（他还处于半睡眠状态）。女佣到来时客气地向我招了招手。至此，一切都那么美好，这一瞬间我甚至想后半辈子都可以住在玛丽亚的小房子里度过了。这时基姆出现了。只消瞥他一眼就足以让我激灵一下。他那模样看起来好像通宵未眠，像是刚从一间审讯室或者死囚牢里出来，头发乱得一团糟，眼睛血红，胡须也没刮（甚至没冲个澡）。他的手背上涂满了类似碘酒的东西，手指上沾满墨水。当然了，他没有跟我打招呼，尽管我热情地向他说了早上好。妻子和女儿都不理他。几分钟后，我也开始不理他了。他的早点比我们俭朴多了：喝了两杯咖啡，然后吸了一支从衣兜而不是烟盒里取出的皱皱巴巴的香烟，然后表情奇怪地望着我们，像在蔑视我们，又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吃完早点后，他站起来邀请我一起走走，说有话想跟我说。

我看看玛丽亚，看看安格丽卡，因为她们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不让去的暗示，我就跟着出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基姆的书房，这间屋子的规模让我吃了一惊，它比家里任何一间屋子都要小。墙上钉着些照片和计划表，还有些胡乱散落在地板上。一张书桌和凳子算是惟一的家具了，这两样东西占了一半多空间。书房里散发着类似烟草和汗水的味道。

“我工作了整整一夜，”基姆说，“睡不着，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噢，真的？”我说，心里在想现在该牵扯到我了，心想基姆一定听到我昨天晚上就来了，一定透过书房的一间小窗户看见玛丽亚和我了，现在我马上就要得到证实了。

“是的，看看我的手。”他说。

他把双手放在胸口高度。两只手在剧烈地颤抖。

“在搞项目吗？”我关切地问，望着摊在桌上的稿纸。

“没有，”基姆说，“在设计一份杂志。这份杂志马上就要发行了。”

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想到（或者知道，好像他以前曾告诉过我似的）他是指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那份杂志。

“我要拿去给他们看，到时候每个反对过我的人都会说，不错，先生。”他说。

我走到桌边研究了一番图样和构图，慢慢翻着那厚厚的一叠纸。杂志封面是一堆凌乱的几何图形，随意地涂着人名或者字母。显然，可怜的芬特先生已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

“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有趣。”我说。

“那些傻瓜这下会明白现在的先锋派是什么样子了，对吧？甚至不必读诗歌也能明白个一二。你们写的所有诗歌都将在这里发表。”

他给我看的地方到处都是线条，模仿手写字体的线条，但也有些小图案，好像漫画里的人物在咒骂时吐出的图案：有蛇、炸弹、刀、头骨、交叉腿骨、小蘑菇云。其余的每一页都是基姆·芬特关于平面设计的激进理念的笔记。

“瞧，这是杂志的标志。”

一条面带饥饿、表情痛苦、咬着自个儿尾巴的蛇（看上去仿佛在微笑，但比较可能像是因为痛苦发作而扭曲），目光凝练，犹如投向想像中的读者的一把匕首。

“但现在还没人知道这杂志该叫什么名。”我说。

“这没关系。蛇代表墨西哥，同时象征循环。你读过尼采的著作吗，加西亚·马德罗？”他忽然问。

我歉疚地承认没有读过。后来我又仔细看过杂志的每一页（总共不超过六十页），正当我准备要走时，基姆问我和他女儿之间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说玛丽亚和我处得一天比一天好，然后就决定封口不说了。

“对为人父母者而言，生活是很艰难的，”他说，“特别是在墨西哥城。你有几天没有回家睡了？”

“三个晚上。”我说。

“你妈妈不担心吗？”

“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过了。他们知道我挺好的。”

基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你的模样可不够精神啊，我的孩子。”

我耸耸肩。我们两个在那儿仿佛沉思般站了片刻，一声不吭，他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子，我看着钉在墙上的那些过时的计划表，包括基姆可能永远见不着它们落成的梦想住所。

“跟我来。”他说。

我跟着他走进二楼自己的房间，那间屋子足有书房的五倍大。

他打开壁橱取出一件绿色运动衬衫。

“试一下，看合适不。”

我有些犹豫，但基姆态度决然，好像浪费不起时间了。我脱掉自己的衬衫放在床脚下，那张床非常大，基姆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都曾睡过。我穿上那件绿衬衫。非常合身。

“这是送给你的，”基姆说，然后在衣兜里摸索了一阵子给了我几张钱，“这样你就可以请玛丽亚去喝杯苏打水了。”

他的手抖个不停，伸出的那条胳膊抖个不停，垂在一侧的另一条胳膊也抖个不停。他的脸扭曲出各种可怕的表情，迫使我宁肯朝别处任何地方看，只要别看到他的脸就可以。我谢了他，我说无法接受这样一件礼物。

“奇怪，”基姆说，“谁都从这儿拿钱：我女儿、我儿子、我妻子、我的雇工们。”他用了个复数，但我非常清楚他现在一个雇工也没有，除了那个女佣，而他显然不是指那个女佣。“连我的老板都喜欢我的钱，所以他们都有钱。”

“非常感谢。”我说。

“拿着，放进口袋，讨厌！”

我接住钱收起来。数目不少，但我已经没有勇气去数它了。

“我会尽快还你的。”我说。

基姆任性地往后一仰躺在床上。他的整个身体发出钝闷的声音，接着开始颤抖起来。我一时闹不清那是不是一张水床。

“别担心，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你用我的女儿帮助我，我用些零钱帮助你。管它叫零花钱，可以吗？”

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很疲倦，好像精疲力竭和昏沉得就要崩溃了，但他仍然睁着眼睛，紧张地盯着天花板。

“我很喜欢这个杂志的风格，我要让那些杂种好好地谈论它。”他说，但这时他的声音却像在呢喃。

“太好了。”我说。

“嗯，当然了，我是个建筑师，不会白干的。”他说。过了会儿又说，“我们同时也是艺术家，但我们不用这个身份也能设计得很好，不是吗？”

“那是肯定的。”我说。

他好像开始打起鼾来了。我望着他的脸庞：眼睛还睁着。基姆？我说。没有应答。我慢慢走近他摸了摸垫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对我的触摸作出了反应，浮起一个苹果般大的泡泡。我转身离开房间。

后来的时光我在跟玛丽亚追逐欢闹中打发掉了。

下了几次雨。第一次雨刚停就出现了一道彩虹。第二次什么也没有出现，黑云密布，犹如在深夜的峡谷中。

卡塔丽娜·奥哈拉满头红发，二十五岁，有个儿子，离婚了，非常漂亮。

我还见到了劳拉·郝雷吉，阿图罗·贝拉诺的前女友。她跟乌里塞斯·利马失恋的情人索菲娅·加尔韦斯一起来参加聚会。

她们俩都挺漂亮。

不，劳拉要更漂亮。

我喝了很多酒。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四处扎堆，但有多半不过是在校大学生伪装的。

安格丽卡和潘乔老早就走了。

在晚上的某个时候，玛丽亚对我说：灾难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