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

我给玛丽亚·芬特打了个电话。我说想见她。我恳求她能够出来。她说可以在基多咖啡店见我。她到店里时大约七点，几双眼睛从门口一直追随到我等待她的那张桌上。

她显得特别漂亮。她穿了件瓦哈卡风格的上装，一条很紧的牛仔裤，一双皮鞋。她肩上背了个深褐色的背包，边上印着若干奶油色的小马，里面放满了书和稿纸。

我请她读首诗。

“别那么无聊了，加西亚·马德罗。”她说。

不知为什么，她那样说让我很伤心。我想自己有一种听到从她的唇间读出一首诗的生理需求。不过可能地点不对劲。咖啡店里说话声、喊叫声、尖笑声动静太大了。我把洛特雷阿蒙的书还给她。

“已经读完了？”玛丽亚说。

“是啊，”我说，“我整宿未睡，读完了。我还读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简直太棒了，不得已停刊，太遗憾了。我喜欢你写的东西。”

“这么说来你还没上床睡觉呢？”

“还没，可我感觉很好。我很清醒。”

玛丽亚凝视着我的眼睛微笑了。一个女招待过来问她喝点什么。什么也不要，玛丽亚说，我们马上就走了。到了外面，我问她是不是想去别的地方，她说不想，只觉得在基多咖啡店里有些不对路。我们沿着布卡雷利大街向雷福马方向走去，然后又穿过雷福马街朝格雷罗街走去。

“这儿是妓女们活动的地方。”玛丽亚说。

“我不知道。”我说。

“挽着我的胳膊，免得别人有非分之想。”

其实，我本来看不出这条街跟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几条街有任何不同之处。这里同样车水马龙，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跟沿着布卡雷利大街上涌动的人流没什么两样。可是后来（也许是因为玛丽亚暗示了的缘故）我开始留心起区别。先是灯光。布卡雷利的街灯呈苍白色，而格雷罗街灯的基调多些琥珀色。又注意到车子：布卡雷利大街上很少有车停泊在路上，格雷罗街边的车却随处可见。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和咖啡店都门厅大开，灯火通明，格雷罗街上虽然酒吧不少，好像都在孤芳自赏，显得很隐秘或者低调，鲜见可以向外张望的大窗户。最后，不同的还有音乐。布卡雷利大街上压根就听不到。所有的响动声都来自行人或者车辆。在格雷罗街上，你越往里走，特别是走到紫罗兰和木兰花街角，音乐简直把整条街都笼罩住了，从酒吧、从停泊的车辆、从便携收音机里传来各种乐声，甚至从黑洞洞的大楼亮着灯的窗户里都会飘出音乐。

“我喜欢这条街，”玛丽亚说，“总有一天我要住在这里。”

一群雏妓站在人行道上一辆显旧的凯迪拉克轿车周围。玛丽亚站住跟其中一位打了声招呼：

“嘿，你在这儿啊，鲁佩。见到你真好。”

鲁佩显得非常瘦削，头发留得很短。我觉得她的漂亮跟玛丽亚不相上下。

“哇，玛丽亚！老大，好久没见了。”她说，然后拥抱了玛丽亚。

跟鲁佩一伙的几个女孩斜靠在凯迪拉克车头上，目光齐刷刷地落在玛丽亚身上，镇定自若地仔细打量着她。她们几乎不瞧我。

“我以为你死了呢。”玛丽亚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如此冰冷的一句话把我震晕了。玛丽亚话语的老道令人瞠目结舌。

“我还活得好好的。不过差点死了。是吧，卡梅西塔？”

“没错。”那个叫卡梅西塔的姑娘说，她还在研究着玛丽亚。

“是格洛丽亚传染的。你见过她吧，老大，他妈的简直是个人渣，可是没有人受得了她。”

“我没见过她。”玛丽亚说，唇间带着一丝微笑。

“只有警察才拷得住她。”卡梅西塔说。

“就没治了？”玛丽亚说。

“根本不可能，”卡梅西塔说，“怎么着？那婊子什么都知道，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谁都拿她没办法。”

“唉，真可怜。”玛丽亚说。

“说说，上学怎么样？”

“很一般。”玛丽亚说。

“你还弄得那个心急火燎的傻瓜拼命追你吗？”

玛丽亚大声笑起来，迅速瞥了我一眼。

“我这个朋友是学芭蕾的，”鲁佩对另外一个女孩介绍说，“我们是在现代舞蹈学校认识的，就是堂塞莱斯街上的那所学校。”

“没错，我知道。”卡梅西塔说。

“其实，鲁佩在那所舞蹈学校外面站街。”玛丽亚说。

“可她怎么上这种地方来了呢？”始终没吭声的一个女孩问，她是这群姑娘中个子最矮的，差不多是个侏儒了。

玛丽亚看着她耸了下肩膀。

“你愿意跟我们去喝杯咖啡吗？”她说。

鲁佩看了下右手腕上的表然后望着朋友们。

“问题是，我还要工作。”

“一会儿工夫，马上回来嘛。”玛丽亚说。

“那好吧。工作还可以等等，”鲁佩说，“我待会儿再来找你们，姑娘们。”她这就跟玛丽亚走了。我跟在她们后面。

我们到了木兰花街后又左转，拐到耶稣加西亚大街上。接着，我们又向南边的革命英雄广场走去，到那儿后走进一家咖啡店。

“你最近在跟这小子玩儿吗？”我听到鲁佩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又放声笑了。

“只是个普通朋友，”她说，然后又面对我补充了一句，“如果替鲁佩拉皮条的老板找上来了，你可要同时保护我们俩啊，加西亚·马德罗。”

我想她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又想她没准是当真的，而且，坦率地说，那情景似乎显得诱人起来。那时我无法想像在玛丽亚面前还有什么更佳的示好方式。我觉得很开心。我们有一整夜的工夫可以拿来消磨。

“我男人很严肃，”鲁佩说，“他不喜欢我跟陌生人瞎跑。”这是她讲话时第一次直视我。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玛丽亚说。

“老大，不是指你。”

“你知道我跟鲁佩是怎么认识的吗？”玛丽亚说。

“不知道。”我说。

“在舞蹈学校。鲁佩是帕科·杜阿尔特的女朋友。帕科是西班牙来的舞蹈家，是那所学校的头儿。”

“我每周去见他一次。”鲁佩说。

“我不知道你还上过舞蹈课。”我说。

“不是上课。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做爱。”鲁佩说。

“我是说玛丽亚，不是你。”

“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学舞蹈了，”玛丽亚说，“太晚了，成不了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说什么啊？你是个了不起的舞蹈家！就是太怪了，事实上换了谁在那种状态都会半疯不癫的。你看过她跳舞吗？”我说没有。“你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玛丽亚摇摇头表示否认。女招待过来了，我们点了三杯咖啡，鲁佩又要了份奶酪三明治，不带豆子的。

“豆子不好消化。”她解释说。

“你的胃怎么样了？”玛丽亚说。

“还好。有时疼得挺厉害，有时我又忘了它还在那儿。主要问题是神经。如果太紧张了，我就吸根大麻烟，然后就好了。你怎么样啊，再没去舞蹈学校吗？”

“不经常去了。”玛丽亚说。

“这傻瓜有一次跟我走进帕科·杜阿尔特的办公室。”鲁佩说。

“我差点笑死了，”玛丽亚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笑起来了。我大概爱上帕科了吧，完全是歇斯底里。”

“拜托，老大，你知道他跟你不合适。”

“你跟这个帕科·杜阿尔特有什么过节吗？”我说。

“还真什么都没有。我只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他不能来找我，我也不能上他家去，因为他娶了个外国女人，我只能在舞蹈学校见他。不过，我想他喜欢这种方式，那个人渣。在他办公室操我。”

“你的皮条客允许你远离自己的活动范围吗？”我说。

“我的活动范围？你对我的范围了解多少？谁说我有皮条客？”

“抱歉，我不是故意冒犯你。只是刚才玛丽亚说你的皮条客是很暴力的那种，她没说吗？”

“我没有皮条客。你认为我跟你说话了，你就有权羞辱我吗？”

“冷静，鲁佩。没人羞辱你。”玛丽亚说。

“这龟儿子侮辱了我男人，”鲁佩说，“他要听到了，非找你算账不可。小流氓。他不出一秒钟的工夫就能揍扁你。我敢说你会恨不得舔我男人的那家伙求饶。”

“嗨，我可不是同性恋。”

“玛丽亚所有的朋友都是男同性恋，人人都知道。”

“鲁佩，饶了我朋友们吧。鲁佩病了后，”玛丽亚面对我说，“是埃内斯托和我带她上的医院。太不可思议了，有人居然这么快就忘了别人的好。”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我问道。

“是啊。”玛丽亚说。

“他也上舞蹈课？”

“以前常去。”玛丽亚说。

“噢，埃内斯托，我对他的印象太好了。我记得他一把抱起我放进一辆出租车。埃内斯托就是同性恋，”鲁佩给我介绍说，“可他特别强。”

“不是埃内斯托把你弄进出租车的，傻瓜，那是我。”玛丽亚说。

“那天晚上，我满以为自己会死掉。”鲁佩说，“我糟糕透了，忽然就觉得病了，我开始吐血。好几桶血啊。说句真心话，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倒不在乎。我只是心里放不下我的儿子、我未竟的诺言，还有瓜达卢佩圣母。我一个劲儿地喝酒，最后默默地月亮都升上来了，我的感觉太糟糕了，你们刚才看见的那位矮个儿女孩就给了我一些兴奋剂。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可能是那东西变质了，或许是我本来就不舒服，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倒在圣·弗尔南多广场的那把条椅上奄奄一息，就在这时我的朋友和她的伙伴，那个同性恋天使赶来了。”

“鲁佩，你有儿子了？”

“他死了。”鲁佩说，眼睛盯着我。

“你当时才多大啊？”

鲁佩冲我微笑着。她的微笑显得既开朗又好看。“你觉得我会多大？”

我最怕猜什么了，我没说话。玛丽亚搂住鲁佩的肩膀。两个人对视着微笑或者挤眼，我不明白究竟在干吗。

“比玛丽亚小一岁，十八。”

“我们都是狮子座。”玛丽亚说。

“你是什么星座？”鲁佩说。

“我不知道。我对那种东西从不上心，说实话。”

“哦，看来你是墨西哥惟一不知道自己星座的人了。”鲁佩说。

“你是哪个月份出生的，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问。

“1月，1月6日。”

“摩羯座，跟乌里塞斯·利马一个座。”

“乌里塞斯·利马？”鲁佩说。

我问她是不是认识利马，怕他们又说乌里塞斯·利马也上过那所舞蹈学校。倏忽间，我看到自己踮着脚尖在一个空旷的体育馆跳着舞。鲁佩说她只听过这个名字，说玛丽亚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经常谈到他。

后来鲁佩又说起死去的儿子。那孩子死时才四个月大。他生下来就带着病，鲁佩曾给圣母许愿说如果儿子病好了她就不干这活儿了。她坚守诺言，据说孩子似乎有了点好转，她守了三个月的诺言，可到了四个月，她又开始干活儿了，然后孩子就死了。她说是圣母把儿子带走了，因为她没有信守承诺。鲁佩那时住在圣·卡塔里纳广场附近的巴拉圭街上的一幢楼里，她把孩子交给一个老太太，让她晚上照看。一天早晨，她回到家里，他们说儿子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不能怪你，”玛丽亚说，“别迷信。”

“怎么能说不是我的过错呢？谁不守诺言了？谁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最后却没有办到呢？”

“圣母没有害死我的儿子，”鲁佩说，“她不过是带走了孩子，那完全是两码事。她把我一个人撇下来惩罚我，带走孩子去过更好的日子了。”

“噢，好吧，既然你这么看，那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是啊，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有孩子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玛丽亚说，“当时这姑娘正在野跑。鲁佩，我以为你准要死了。”

“如果不是阿尔韦托，我就真的完了。”鲁佩叹息一声。

“阿尔韦托是你的……男朋友吧，我猜，”我说，“你认识他？”我问玛丽亚，她点了下头表示没错。

“是她的皮条客。”玛丽亚说。

“不过他的鸡巴比你小朋友的大多了。”鲁佩说。

“你是指我吗？”我问道。

玛丽亚大笑。“她当然是指你了，傻子。”

我脸色涨红，然后笑了。玛丽亚和鲁佩也笑起来。

“阿尔韦托的家伙究竟有多大啊？”玛丽亚说。

“有他的刀那么大。”

“他的刀有多大啊？”玛丽亚问。

“这么大。”

“太夸张了吧。”我说，我应该换个话题才是。我想打住这个打不住的话题，就说：“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刀。”我感觉糟糕透顶。

“哎，老大，你怎么敢肯定对刀这么了解呢？”玛丽亚说。

“他从十五岁起就带着那把刀，是拉波多约来的一个妓女送的，后来那女孩死了。”

“你拿刀量过他那东西呢还是你猜的？”

“那么大一把刀会很碍事的……”我紧追不舍。

“他自己量的。我用不着量它，我操心这个干吗？他自己量的，他没事就量，每天至少一次，要确保一点都没变小。他说。”

“他担心自己的鸡鸡会缩了？”

“阿尔韦托可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他坏着呢。”

“那干吗还带刀？说真的，我不懂，”玛丽亚说，“再说了，他从来没有伤过自己吗？”

“有那么几次，不过都是故意的。他那把刀玩得熟着呢。”

“你不是说你的皮条客为了好玩在自己那家伙上割过几刀吗？”玛丽亚说。

“没错啊。”

“我不信。”

“真的。偶尔来那么一下，又不是每天都这样。他只是在发神经或者什么事儿都一团糟的时候才会那样干。不过，测量的活儿他可没歇过。他说这样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好处。他说这是在屋里养成的一个习惯。”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操蛋的精神变态分子。”玛丽亚说。

“你的标准太高了，老大。你不会懂的。话说回来，这有什么不妥吗？所有那些傻瓜男人都一个劲儿地量自己那东西。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是拿刀来量的。再说，那把刀是他初恋女友给的，那女孩待他简直就像他妈似的。”

“他的家伙果真有那么大吗？”

玛丽亚和鲁佩都笑了。在我脑子里，她们说得越多，阿尔韦托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得阻止他出现，否则就会为了这两个女孩丢了性命。

“有一回，在阿兹加波扎尔科的一家夜总会搞了场大赛，这个妓女总能赢。谁也做不到像她那样拿嘴把那家伙全吞进去。后来一直坐在桌边的阿尔韦托站起来，说大家稍等，我去办点事。我们这桌的人都说好样的，阿尔韦托，看得出大家都认识他。我在思忖那个可怜的女孩这下恐怕要完蛋了。她的耐性还真强，使出最拿手的好戏。眼看那女孩就要赢了，接着呛起来开始窒息……”

“天哪，你的阿尔韦托简直是个大魔兽。”我说。

“继续说，后来呢？”玛丽亚说。

“其实也没什么，那女孩开始捶打阿尔韦托，想抽开身子。阿尔韦托狂笑着说，哇，姑娘，哇，像骑着一匹跳跃不已的野马，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好像参加牛仔的竞技表演。”我说。

“我特别讨厌，我大声说放了她，阿尔韦托，你会弄伤她的。可我知道他甚至都听不见我的声音。这时，那女孩的脸色变得通红，眼睛睁得老大，她推着阿尔韦托的大腿，像在扯着他的衣兜和皮带。当然，这根本不管用，每次这女孩试图推开阿尔韦托时，他就揪住女孩的耳朵猛地往回拉。看得出，他胜券在握。”

“她干吗不咬阿尔韦托那东西呢？”玛丽亚说。

“因为参加派对的全是他的朋友。如果咬了，阿尔韦托会要了她的命。”

“鲁佩，你真是疯了。”玛丽亚说。

“你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疯子吗？”

玛丽亚和鲁佩大笑起来。我还想听听这个故事的尾声。

“也没什么，”鲁佩说，“那女孩实在受不了，马上就要吐了。”

“阿尔韦托呢？”

“他应该是提前抽出来了吧？他知道马上会怎么样，不想把裤子弄脏了。他像只老虎般一跳，不过是朝后一跳，身上一丁点东西都不沾着。全场的人像疯了般地鼓掌。”

“你却深爱着这个疯子？”玛丽亚说。

“爱着，真的那么爱吗？我不知道。我对他真是如痴如狂啊，这是绝对的。换了你，同样会爱他的。”

“他是个真正的男人。”鲁佩说，眼睛望着窗外。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远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比任何人都懂我。”

“你大概是说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勒索你吧。”玛丽亚说，然后把身子往后一靠，拿手拍着桌子，拍得杯子都跳起来。

“行了，老大，别这样嘛。”

“鲁佩说的没错，”我说，“别那样。人家就是那样生活的。她愿意干吗就干吧。”

“少来，加西亚·马德罗。你完全是在旁观。你压根就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也是旁观！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是妓女——对不起，鲁佩，不是故意冒犯。”

“没关系，”鲁佩说，“你就是想冒犯也办不到。”

“闭嘴，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我听了她的话。我们三个沉默了片刻。后来玛丽亚开始谈起女权主义运动，提到格特鲁德·斯泰因、雷梅迪奥斯·巴罗、莉奥诺拉·卡林顿、艾丽丝·B.托克拉斯（托克拉梅拉，鲁佩说，但玛丽亚没有理她）、尤尼卡·苏尔、乔伊斯·曼索尔、玛丽莲·摩尔，还有一串我记不住的名字。我想，这些都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她还提到胡安娜修女。

“她是个墨西哥诗人。”我说。

“也是个修女。我很了解。”鲁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