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周纪(1)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分为“西周”（前1046~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洛邑；东周由周平王姬宜臼建立，定都洛邑。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约前1046年至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共计存在约为791年，为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朝代，周朝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

周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实行分封制：周灭商后，大搞分封，把王族与功臣封到国家各个地方，建立起众多诸侯国，数量超过百个。通过宗法制和分封制，周又建立起一个以“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奴隶制王朝，同时建立起一套无孔不入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奴隶制国家。

周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朝代，井田制是其经济制度的一大特点，王朝中担任司稼的官员必须熟悉作物的不同品种及其适应地区，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周朝的文化制度是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

韩赵魏三家分晋

前453年，智氏家族被韩、赵、魏三家所灭。自此之后，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前403年，周朝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这掀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

春秋时代，晋国是一个重要的诸侯国，一度扮演中原霸主的角色，到了春秋末期，晋国走向衰落。在春秋初期，晋王室内部就已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力量逐渐转弱。而晋国卿大夫的力量却逐渐强大起来，吞并割据不断，到了前458年，只剩下韩氏、赵氏、魏氏、智氏四大卿大夫家族。晋国王室再也无力控制他们。

四家卿大夫分别是智瑶、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其中智瑶的势力最大，他虽拥立哀公为晋的国君，实际上他自己却把持朝政，在晋国政事上说一不二。

智瑶妄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于是，他以晋国国君的名义，对赵、魏、韩三家大夫说：“晋国原本乃中原霸主，如今却失去了霸主地位。为了重新振兴晋国，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瑶的算盘——想以公家的名义来逼他们交出土地。可由于三家人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户人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唯有赵襄子拒绝不从，他愤然道：“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能送人！”智瑶闻后大怒，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共同攻伐赵氏。

前455年，智瑶、韩康子、魏桓子率领三队人马直奔赵地。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听说晋阳政宽民和，是理想的据守点，于是，便率军退据晋阳。赵襄子巡视全城，只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粮草充足，就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于是他们将建筑宫室的材料拆下来制作箭杆，铜铸的柱子用来造箭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没有多少日子，智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双方相持了两年之久。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

前453年，智瑶引晋水淹晋阳城，几天后，晋水淹到离城头约两米的地方，城内汪洋一片。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挂起来做饭。一些没有粮食的百姓甚至易子而食。赵襄子手下的大臣也人心惶惶，形势十分危急。

智瑶以为胜利指日可待，他与韩康子、魏桓子一起视察水情，得意扬扬地说道：“原来水是可以使国家灭亡的呀！”韩康子与魏桓子听后相顾无言，但彼此心中却暗暗害怕：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和韩家的封邑平阳旁边各有一条河。智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既然水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被智瑶淹掉。

智瑶的家臣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为什么呢？”家臣说：“赵城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下了，但韩、魏两家并无欢喜之情，反倒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自己会步赵襄子的后尘，只怕已是心怀异志。”第二天，智瑶将家臣的话试探韩、魏两人，两人都信誓旦旦，永远效忠于他，于是智瑶消除了疑虑。

两人告辞后，家臣进来对智瑶道：“刚才他们出去的时候，看我的眼神慌张，你是不是将我与你说过的话和他们说了？”智瑶不以为意。于是这个家臣请求出使齐国，避祸去了。

晋阳危在旦夕，赵襄子的谋臣张孟谈自告奋勇，深夜用一根绳子从城墙上溜下来，然后乘一叶扁舟潜入韩、魏两家军营，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正所谓唇亡齿寒，赵灭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要轮到你们了。”

韩、魏考虑到自身的利益，愿意同赵联合攻智，他们说：“我们参战本来是迫不得已，智瑶这个人专横跋扈、野心勃勃，他灭赵以后迟早要把矛头对准我们，因此我们愿意背弃智瑶，与赵襄子联合。”

当智瑶正沉浸在独霸三家的美梦之中时，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智瑶惊慌不已，霎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声，赵、韩、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瑶在赵、韩、魏三军的合攻下，被打得一败涂地。智瑶准备驾小船逃跑，被赵襄子抓住杀掉了。于是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财产，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前438年，晋国国君哀公去世，晋幽公即位。这时的晋国国力已经十分衰弱，国君畏惧权臣，反而向韩、赵、魏三家行朝拜礼，韩、赵、魏三国就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只留两个小地方给晋幽公。

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到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想，不承认也没有用，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自那以后，韩、赵、魏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政治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

豫让视死如归

豫让，春秋时期晋国人。他曾经侍奉过晋国的权臣范氏和中行氏，都没有被重用，于是他又投靠晋国的另一位权臣智瑶。智瑶很赏识他，给他很高的礼遇。后来智瑶被赵襄子所杀。

逃亡到山中的豫让听到智瑶被杀的消息，十分伤心，后又听说赵襄子居然用智瑶的头骨做酒器饮酒作乐，更加气愤，哀声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瑶如此优待我，我一定要为他报仇，为他而死，即使死了也有脸面去见他！”

豫让想到了一条妙计，他化装成因罪服劳役的人，混进赵襄子的府邸，假装给厕所刷墙，却已经暗藏匕首伺机刺杀赵襄子。

有一天，赵襄子上厕所的时候，豫让正想下手，不料赵襄子察觉出豫让形迹可疑，便叫人把他抓起来审问，搜出了他身上的匕首。豫让见身份暴露，便大声道：“你这个背叛故主的小人，我是智瑶的家臣，我要为智瑶报仇！”赵襄子的手下要杀了他，赵襄子摆手道：“我很佩服他的精神，豫让不是智瑶的家人，却敢来为他报仇，也算是个仁义之人啊。以后我小心一点，离他远点儿就是了。”就把豫让给放了。

被释放以后，豫让并不领情，还是没有放弃为智瑶报仇的念头。他将自己身上涂上漆，导致浑身长了毒疮；又吞吃火炭，把嗓子烫哑了，形貌大变，连他的妻子也认不出来。他又去刺杀赵襄子。

豫让藏在赵襄子每天经过的桥下，有一天，赵襄子和他的随从们乘车出行，路过此地。豫让正要动手，赵襄子的马发觉桥下有人，惊得前蹄腾空，险些将赵襄子摔下来。豫让见形迹又暴露了，便跳了出来。赵襄子道：“绝对是豫让！”

赵襄子的卫士将豫让团团围住。赵襄子质问豫让道：“你先前不是还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他们两人都是智瑶杀掉的，你不去为他们报仇，反而还给智瑶做事。如今智瑶死了，你又为了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报仇呢？”

豫让道：“范氏、中行氏都把我当普通人看待，我也就像普通人那样对待他们；而智瑶却拿我当人才看待，我也就像一个人才那样来报答他！”

赵襄子闻言叹道：“豫让啊！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这回我可不放过你了！”说完示意卫士们动手杀他。

豫让道：“上一次你放了我，天下人都知道了你的贤名。今天你杀了我，我无话可说。但是，在死前我请求你答应我一个要求：你把你穿的衣服让我刺几下，就当是已经报了仇，这样我就虽死无憾了！”

于是赵襄子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给豫让，豫让拔出剑来，一剑将衣服斩为两截，高声叫道：“我死后可以有面目去见智瑶了！”说罢，用剑自杀。

豫让行刺赵襄子，舍死忘生，备尝艰辛，虽未成功，却用生命报答了智瑶的知遇之恩。他为知己献身的精神令人感佩。他为智瑶报仇，是因为智瑶重视他，尊重他，给了他尊严，所以，他要用生命捍卫智瑶的尊严。他是一个未能成功的刺客，但这个失败的过程却成就了他的人格。江淹《别赋》有言：“乃有剑客惭恩，少年报士，韩国赵厕，吴宫燕市，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赵厕即指豫让之事。

商鞅变法

商鞅，本名公孙鞅，是卫国庶出的国君后裔，由于后来被秦国封在商地，因此又被称作商鞅。商鞅年轻的时候就十分喜欢法家的主张，曾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府上做门客。

在魏国，公叔痤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打算将他推荐给魏王。但还没来得及推荐，自己就病倒了。

魏王来探病的时候，问公叔痤：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来接替你主持国家大事呢？

公叔痤回答说：“我的门客公孙鞅，年轻有为，是一位奇才。主公可以把国家大事都交付给他。”魏王认为商鞅年轻，又没有名声，因此沉默不语。

公叔痤又说：“主公如果不听我的建议，不任用公孙鞅的话，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不要让他去为别国效力，那将后患无穷。”魏王答应了。

接着，公叔痤把商鞅叫来，告诉他刚才的事，然后对他说：“我办事的原则是以君主为先，以臣下为后，所以先替君主考虑，然后才告诉你。你赶快逃走，要不然可能有生命危险。”

商鞅说：“魏王既然不能听从您的建议而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从您的建议而杀我呢？”结果没有走，而魏王果然没有杀他。

秦献公去世后，其子即位，人称秦孝公。当时在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几个小国，所有国家一致把秦国当夷狄看待，排斥它，不让它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秦孝公发愤图强，治理国家，整顿政治，想让秦国强大起来。

前361年，秦孝公通令全国：谁要想得出奇谋妙计，能够振兴秦国的，就让他做大官，并分封土地。商鞅听到秦孝公下这道命令，就向西进入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国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商鞅向孝公讲述富国强兵的策略。秦孝公听了十分高兴，任用商鞅一起管理国家大事。

商鞅想通过变法使秦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一开始却遭到秦国贵族的反对。经过激烈的争论，秦孝公最终同意了变法的主张，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推行变法。

法令规定：百姓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什”，“伍”和“什”的成员组织起来，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揭发，一家犯法，几家连坐；告发奸谋的人与斩敌人首级得到的赏赐一样，窝藏不告发者与投降敌人受到的惩罚一样；百姓立下军功，各按功劳受上等爵赏；私下打架斗殴的人，视情节轻重处以相应的惩罚；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得很出色，辛勤耕织而使粮食布匹增产的，就可以免除徭役；经商以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收为奴婢；即使是王公贵族出身，如果没有立下值得称道的军功，也不能录入族谱，而成为平民百姓；为了使不同爵位的差别明显，不同等级的人，他们的田宅大小、臣妾的数量和服饰的形状都有不同；有功劳的人显达光荣，没有功劳的人即使再富有也毫无光彩。

在法令已经制定但还没颁布的时候，商鞅为了赢得百姓的信任，就在城楼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桩，悬赏十两黄金，征求能将它搬到北门的人。开始大家都觉得奇怪，没有人信任他。商鞅又下令：“能搬的人赏黄金五十两。”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走上去把木桩搬到了北门，很轻松的得到五十两黄金的奖赏。其他人也因此相信了商鞅的承诺，商鞅的用意是为了向百姓表示赏罚必行。

变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法令施行了一年，秦国百姓到秦孝公那里抱怨，有几千人都说新法不好。这时候恰好太子也触犯了法令，商鞅说：“法令之所以不能顺利试试，正是因为上层有人触犯而得不到应有的处置。”他决意要处罚太子。因为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对他施加刑罚，于是就处罚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并在公孙贾的脸上刻了字。消息传来，秦国百姓和官员就没有人敢不遵从新法了。

新法施行十年后，秦国民风良好，路不拾遗，强盗也没有了，百姓崇尚为国家战斗，而不是在私下里斗殴，乡村城市都能够保持安定繁荣。那些曾向秦孝公提出废除新法的人也被商鞅发配到了边疆。

商鞅的新法使秦国强大起来，但是也得罪了很多贵族，秦孝公死后，他们联合起来诬陷商鞅，告他“谋反”。最后，商鞅被处以“车裂”之刑，但新法未被废除，仍然实施。

商鞅由于“徙木为信”，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威信。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商鞅变法中为便于管理人员流动，所以颁布法令要求投宿者必须有凭证。可是最后就是因为自己这条法令才使自己车裂身亡。后人延说“商鞅变法，作法自毙”。

孙膑围魏救赵

孙膑和庞涓是同门师兄弟，曾经在鬼谷子门下一起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做将军，他以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魏惠王的赏识。魏惠王招揽人才，庞涓由于妒嫉孙膑的才能，想加害于他，就借机把孙膑请到魏国。孙膑到魏国以后，庞涓在魏惠王面前诬陷他，魏惠王听信谗言，对孙膑实施了刑罚（墨刑和膑刑），弄断他的双足，又在他脸上刺字，将他变成残废。

有一次，齐国的使臣来到魏国，孙膑以受刑者的身份暗中求见，游说齐国的使者帮他逃出魏国。使者就用车子把他藏着，偷偷带回了齐国。

到齐国以后，孙膑的才能受到了田忌的赏识，就用客卿的礼节对待他，并将他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发现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于是让他做自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