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拇》严复给予这样的点评：此篇宗旨在任性命之情，而以仁义为赘，先以形喻，次以官喻，故曰不独手足以骈枝也，而聪明道德亦有之。凡此，皆失其性命之情者也。
骈是并合的意思，骈拇指脚的大拇指和第二指长在一起了。枝指是指第六个手指头。脚趾并生和歧指旁出，与附着的赞瘤一样，都是人体上多余的东西。仁义和礼法就像“骈拇”、“枝指”和“附赞县疣”，都是不符合本然，多余的东西。庄子批评仁义和礼法，指出天下的至理正道，莫如“不失人的性命之情”。而“仁义”和“礼法”却使“天下惑”，从为外物殉身这一角度看，君子和小人都“残生损性”，是没有区别的。反映了庄子回归自然的社会观和政治观。
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骄拇》总论中说：“《骄拇》篇以‘道德’为正宗，而以‘仁义’为骈附，正好与《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参看。一部《庄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句叫出：‘予愧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为，则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于是乎得之矣。”
原文：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
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摇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技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原文：连在一起的脚拇指和手上长出六根手指不都是天生的吗？但是却比一般人多长出一些东西。附生在人体上的肉瘤，是从人身上长出来的呀，不过却超出了人天生而成的本体。采用多种方法推行仁义，比列于身体不可或缺的五脏吗？却不是道德的本然。所以，脚上双趾并生的，是连缀起无用的肉；手上六指旁出的，是树起了无用的手指；各种并生、旁出的多余的东西对于人天生的品性和欲念来说，好比迷乱而又错误地推行仁义，又像是脱出常态地使用人的听力和视力。
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一个视觉明晰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搅乱五色、迷滥文彩、绣制出青黄相间的华丽服饰而炫人眼目吗？而离朱就是这样。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听觉灵敏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搅乱五音、混淆六律，岂不是搅混了金、石、丝、竹、黄钟、大吕的各种音调吗？而师旷就是这样。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倡导仁义的人来说，难道不是矫擢道德、闭塞真性来捞取名声，而使天下的人们争相鼓噪信守不可能做到的礼法吗？而曾参和史蝤就是这样，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善于言辞的人来说，就会花言巧语，玩弄语言，将心思游荡在“坚白异同”诡辩的是非之中，而艰难疲惫地罗列无数废话去追求短暂的声誉吗？而杨朱和墨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都是多余的、矫造而成的不正之法，绝不是天下的至理和正道。
原文：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
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枝于手者，龄之则啼二者，或有余于数，或不足于数，其于忧一也。今世之仁人，篙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餐贵富。
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峋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睡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译文：那些合乎事物本性的，就不会迷失性命的真情。所以连在一起长出来的不能说是并生，而生长出的也不能算是多余，本来就是长的，不能说它是多余的，本来就是短的，不能说是不足。因此，野鸭的小腿虽然很短，非要给它接上一段，就会让它很痛苦；鹤的腿虽然很长，如果截去一段，就会造成极大的悲伤。所以，事物原本就很长是不可以随意截短的，事物原本就很短也是不可以随意续长的，这样各种事物也就没有必要去排除忧患了。噫！我想仁义恐怕不是人类所特有的本性吧！否则，那些所谓的提倡仁义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忧愁，并且还在不知疲倦地追求呢？
况且对于脚趾并生的人来说，如果把他的两个长在一起的脚趾分开，他就会哭泣；对于比常人多长出一只手指的人来说，咬断那只多出的手指，他也会痛得哀嚎。以上两者，有的是多于正常的手指数，有的是少于正常的脚趾数，而它们所受到的忧虑却是相同的。如今世上那些经常把仁义挂在嘴边的仁人，天天愁眉苦脸地对人间的祸患感到忧虑；那些不讲仁义道德的人，丢弃了人的本性和纯真而去贪求富贵。噫！我想仁义恐怕不是人类所特有的本性吧！所以，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到现在，天下人都因为它而喧闹不休，奔走呼号！
况且，用曲尺、墨线、圆规、角尺来校正事物，事实上是在损伤事物的木性；用绳索胶漆把事物紧紧粘在一起，实际是在伤害事物的自然属性；弯腰屈膝地弹奏礼乐，和蔼可亲地施行仁义，借此来安慰天下的百姓，这样做也就失去了人的常态。天下有它固有的常态。所谓常态，就是弯曲的用不着曲尺来校正，笔直的用不着墨线来校正，圆的用不着圆规来校正，方的用不着角尺来校正，本来就分开的物体不需要胶漆连在一起，本来就一体的物体不需要绳索拥绑起来。于是，天下万物都不知不觉地生长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长，同样都不知不觉地有所得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所得。所以古今道理并没有两样，不能对它们有任何的亏损。然而仁义为什么连续不断地，如胶漆绳索般缠绕于道德之间呢？这太让天下人迷惑不解了！
原文：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减奚事，则挟笑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译文：小的迷惑，足以改变人的方向，大的迷惑，足以改变人的本性。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自从虞舜标榜仁义搅乱天下以来，天下的人们就没有不为仁义争相奔走的，难道这不是用仁义改变了人原本的真性吗？那么，我们就拿这个话题来讨论讨论。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人没有不因为外物而错论自身本性的。小人为了私利而不惜舍弃生命，士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去追求功名，大夫不惜生命来壮大自己的家业，圣人为了天下不惜生命。这四种人，虽然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名声也各不一样，但是他们不惜生命去损害人的本性，却是同一样的。臧与谷两个人一起去放羊，结果两个人都把羊弄丢了。有人问臧当时你在做什么，臧说他当时在读书；又问谷当时在做什么，却说是在玩投骰子的游戏。虽然这两个人所做的事不一样，但是他们把羊弄丢这件事却是同样的。伯夷为了得到个好的名声，死在了首阳山下，盗跖为了私利，死在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虽然死的原因不同，但他们残害生命、改变本性的后果却是相同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伯夷死得值，而盗跖罪该万死呢！天下的人们都在为利益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些为仁义而付出生命的，世人称他为君子；那些为财货而搭上性命的，世人称他为小人。他们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人成为君子，而有的人却成了小人。如果从残害生命、改变本性这方面去看，那么盗跖也可以当成伯夷，既如此，哪里还有什么君子和小人之分呢？
原文：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减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减者，非仁义之谓也，减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减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浮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译文：况且，自己的本性属于提倡仁义一类的，哪怕像曾参和史蝤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完美；自己的本性是善于分辨甜、酸、苦、辣、咸五味的一类人，哪怕如同俞儿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说的完善；自己的本性是善于分辨五声的一类，就算像师旷那样精通音律，也不是我所说的听觉敏锐；自己的本性是善于分辨五色的一类，即使像离朱那样通彻，也不是我所说的视觉敏锐。我所说的完美，不是倡导仁义的一类，而是指其德行好罢了；我所说的完善，不是所谓仁义的一种，而是放任天性、保持真情罢了。我所说的听觉敏锐，不是说能听出别人所听到的，而是能够听出自己想要听到的罢了。我所说的视觉敏锐，不是说能看见别人所能看到的，而是指能够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罢了。不能看出自己想看到的而只能看出别人也可以看到的，不能安于自得而向别人索求的人，这就是索求别人所得到的而不是自己所应得的，也就是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不管是盗跖还是伯夷，都是一样的淫邪本性。我对于道德行为感到很惭愧，从高的方面讲，不敢效法仁义的节操，从低的方面讲，不敢孤僻地沉溺在歪门邪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