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吉齐丛录》曾记有嘉庆、道光年间选秀女的经过情况：挑选八旗秀女时，每日选两旗，以人数多寡匀配，不序旗分也。挑选之前一日，该旗参领、领催等先排车，如挑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之满、蒙、汉分三处，每一处按年岁册分先后排定，然后车始行。首先是正黄之满州，继而蒙古、汉军。接着是镶黄之满、蒙、汉，贯鱼衔尾而进。车树双灯，各有标识。日夕发轫，夜分人后门至神武门外，候门启，依次下车而人。其车即由神武门夹道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直至北街市，还绕入后门而至神武门，计时已在次日巳午之间。选毕者，复依次登车而出，各归其家。虽千百辆车，而井然有序，俗谓之排车……应选女子入神武门至顺贞门外恭候，有户部司官在彼管理。至时太监按班引入，每班五人，立而不跪，当意者留名牌，谓之留牌子，定期复看，复看而不留者，谓之格牌子。其牌子书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州人（蒙古、汉军，则书蒙古、汉军）。入选秀女，凡获得皇帝封号者，至死不得出官另嫁。被选定为皇后的秀女，还必须通过大婚礼，由大清门、午门入官，至坤宁宫完婚。
历代帝王如何临幸妃子
皇帝高高在上，呼风唤雨，力掌乾坤，权倾天下！嫔妃进御之事，是内廷的一件要务，如在外廷皇帝上朝一样重要。对于皇帝来说，后者可以免去，而前者一日不可或缺。后富有专人负责办理、记录寝妃进御之事。
周代已有负责君主阴事的阴令。汉代的掖廷令“昼漏不尽八刻，白录所记推当御见者”。就是在夜晚来到之前，记上当日谁侍御寝。
东汉以后这件任务由宦官负责。各个朝代，宫中都有一本备忘录，专记皇帝御幸之事，以备日后查考。如同外廷大臣克尽职守一样，负此职的宦官也是一丝不苟。
北魏文成帝偶然登楼四望，见平城宫内有一位美人。文成帝问左右的人：“此妇人佳乎？”众人一致赞同。于是，文成帝走下白楼，向美妇人走去，两人宿于斋库。该女李氏因此怀孕。
日后皇太后查问，恰有守库者在库墙上记下了当时的时间和事件，两相核对，无差错，李氏怀的这个胎得到了承认。由此可知，皇帝办事固然随心所欲，记录者也能捕捉到踪影，守库者本不负责此职，事关重大，也得及时记录。
西晋武帝的后官生活是和羊车联系在一起的。武帝司马炎是司马昭之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说司马昭握朝中大权，想取代皇帝，但他至死也没有下定决心。他的儿子司马炎早就不耐烦了。权臣虽然有权，但色欲的满足却比不上皇帝，权力即使大过皇帝，也不能像皇帝一样享受无数的美色。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就早已对老妻厌烦了。司马懿曾卧病在床，正室张春华已经色衰爱弛，蹑手蹑脚地前来照顾丈夫。司马懿一见这个黄脸婆就骂道：“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张春华又羞又恨，要绝食自杀。司马昭兄弟们都同情母亲，也跟着绝食。司马懿发现连累了儿子们，忙向张氏致歉，张氏和儿子们才开始进食。事后司马懿私下对他人说：“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炎三十岁那年，司马昭死，他取代了父位，立即逼魏帝禅让，自己登上了帝位。他要好好享受只有皇帝才可享受的待遇。祖父的委屈他不会再遇上了，后富有的是美人。
晋武帝开创了后官万人的历史纪录。由于宫嫔数量太多，晋武帝最初也头痛于到何处过夜。后来，发明了羊车，用羊车载着他在后官的小路上漫游，羊车停到谁的门前，就由谁来侍寝。
官嫔们都盼望皇帝的羊车在自己的门前停下。这时，便有聪明的女子显示智慧了，她们用竹叶插在门前，把盐汁洒在通往门口的小路上，引诱羊舐着盐汁，顺路走到门前，吃门上的竹叶，于是，车子就停了下来。
从此，羊车成了后宫的传世宝物。
风流皇帝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后宫女子多至四万，不知道怎样安排她们为他服务。下朝后走向后宫的皇帝，脚步有些徘徊，打不定主意去找谁，今夜宿在何处。后来，玄宗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将一群官嫔集中在一起，让她们投骰子，投中者中最优胜者，当夜侍寝。私下里宦官把骰子称为“锉角媒人”。
春秋季节，唐玄宗令后宫女子们在门前栽花，玄宗追随着一只蝴蝶走，蝴蝶落在谁的门前，当晚便宿在该处，此法称为“蝶幸”。由于进御的女子太多，玄宗难以一一记住她们的姓名和相貌，便又发明了一则风流办法，将已进御的宫女臂上，打上“风月常新”之印，再渍以桂红膏，使印记牢固，经水洗不褪色。
自杨贵妃入官，夺得皇帝的独宠后，“锉角媒人”、蝴蝶和“风月常新”印都派不上用场，后宫女子只得在七夕向牛郎织女诉幽情。
后来，唐敬宗发明了一种“风流箭”，用意也是决定侍寝之事。用竹皮做弓，纸做箭，纸中间密贮龙麝末香。让官嫔聚在一起，敬宗搭箭一射，中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后来宫中流传着“风流箭中的——人人愿”的话。
后妃宫女的佩物——环，在皇帝的御幸制度中有一定的意义。“环”与“还”同音。后妃在侍寝时寻问皇帝何时回去不直言，而是用佩玉鸣佩环，问：“何时大刀头？”这又拐了一道弯，因环系于刀头，使用刀头代指环。如后妃宫女遇月经，不能侍寝时，也不能直言，而是以丹注面，灼然为识。
蜥蜴因其特有的用途被称为“守官”。蜥蜴被用朱砂喂养于器皿中，因以朱砂为食，身体尽赤，食满七斤以后，将其捣成碎末。用这些赤色粉末涂在或点在宫女肢体上，可以终身不灭，但有房事时则灭。李贺《宫娃歌》中有句诗：“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
明代后官，每日天渐黑时，嫔妃所住的宫门前，都挂起两只红纱笼灯。皇帝临幸某宫，则该官门上的灯卸下来，表示皇帝已选定寝宿的地方。于是，负责巡街的宦官，传令其他各官均卸灯寝息。失意的嫔妃们只得灭掉希求宠幸的红纱笼，明晚再重新挂上。
明代皇帝第一次临幸嫔妃的住所，要铺官，由宦官将房间装饰一新，该承幸的妃子也要有相应的装饰。皇帝临幸之所照例焚香，香气异常，其用意有官词道出：
“参于鼻观气非清，脉脉遗芳媚寝情。雨迹云踪易牵引，莫容轻露上空明。”
一次，崇祯皇帝来到一间便殿，觉得有团异香浸人心脾，心怦怦直跳，问近侍这是什么东西？回答是：“圣驾临幸之所，例焚此香。”崇祯叹息道：“这是皇父、皇兄所以活不长的原因啊（原文：此皇考、皇兄所以促其天年也）！”于是。禁用此香。其实焚香之例，古已有之，唐诗人张籍在《焚官行》中有句：“下辇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尽焚香。”
清代嫔妃侍寝与各代不同，不再是皇帝亲自登门。清代皇帝自有一套制度。
每日晚膳时，决定哪一个妃子当晚侍寝。每个妃子都有一块绿头牌，牌面上是该妃子的姓名。备晚膳时，敬事房太监将十余块或数十块绿头牌放在一个大银盘中，谓之膳牌。皇帝晚膳用完，太监举盘跪在皇帝面前。如果皇帝没有兴致，则说声“去”。若有所属意，就拣出一块牌，扣过来，背面向上。太监拿过此牌，交给另一位太监，这位太监专门负责把将要被承幸的妃子扛到皇帝的寝所来。
出于清代皇帝高度的戒备心理，防止中途出现刺客，妃子必须裸体来到皇帝寝所。方法是妃子被带到离皇帝寝所不远的一间屋里脱光衣服，宦官用红锦被或大衣将她裹上，扛上肩，背进皇帝的寝所。到帝榻前，去掉外裹的红锦被或大衣。
后面发生的事情当时人的记载道：“届时，帝先卧，被不复脚。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敬事房总管与驮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日：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驮妃者仍以氅裹之，驮而去。去后，总管必跪而请命日：留不留？帝日：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日：留。则笔之手册日：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备受孕之登也。此官禁中祖宗之定制也。”
若皇帝住在圆明园，这套方法就不必了。膳牌之法仍旧。皇帝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住在圆明园，觉得那里更自由一些，又可以不破坏紫禁城内的祖宗规矩。皇帝一般在年终回宫，一、二月又返回圆明园。
清帝召幸嫔妃，照例在门前倒悬红灯，在行宫也是这样：宫女们入官时梳辫子，一旦被召幸并获得名号，就要把头发盘上去。
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可怜的女性，她们只不过是泄欲的玩物和生儿育女的工具罢了，在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虽然有的朝代对皇帝的淫逸之行为有所限制，但在他们的性生活中，把妃嫔宫女视为玩物，污辱蹂躏，历朝皇帝都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古代的殉葬制度
殉葬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便习惯于把随身使用的工具、武器以及生前喜爱的日用品和死者埋葬在一起。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也被杀死或活埋，用来殉葬，主人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为自己效力，当时用奴隶殉葬已成为一种制度。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妇女沦为贵族男子的玩物与附庸，在殉葬者中，妇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商代卜辞中就有专门杀殉女奴的记载。当然，殉葬者的身分并非全部是奴隶，也有墓主的妻妾和家臣。
殉葬制度到了殷商时期最为鼎盛。从考古发掘的商代贵族墓中，发现了大批殉葬者的尸骨，这些墓葬中少则殉一二人，多则二三百人。根据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一文统计，已发掘的商代墓中，共殉近四千余人。周代人殉之风依旧盛行，《墨子·节丧》中称：“天子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可见人殉已经相当的制度化。史载“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时，殉葬人数多达177人，良臣之子奄息、仲行，针虎也在其列，秦国百姓为之作《黄鸟》之诗，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暴君的憎恨。
这时在各诸侯国，妇女作为主人婢妾生殉的恶俗也逐渐受到摒弃。齐大夫陈子车死后，其妻和总管商定用人殉葬。子车的弟弟子亢对他们说：“如果哥哥在阴间需人侍候的话，没有比他的妻子和总管更合适的了，这件事要不就算了，如果一定要坚持，我就准备用你们二位生殉。”子车的妻子与总管只好取消生殉婢妾的打算。
春秋之后，由于铁器工具的发现，农耕技术的改进，生产力逐渐发展，于是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同时由于人本思想萌芽，人殉逐渐受到非议，开始多以陶俑、木俑来代替。战国时的秦国于公元前384年，献公下令废止人殉。但这一禁令即使其子孙也没有遵守，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却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生殉事件。秦始皇赢政死后，殉葬的确切人数至今仍是个谜。赢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将六国后宫的女人们也给“统一”了，其后宫女人数量之巨可以想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日：‘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从这段文字看，后宫女人大约全部殉葬了。也由此可知，其殉葬人数之惊人。
秦末农民战争不但推翻了秦王朝，而且教训了汉朝的统治者。西汉初年，制度性的人殉正式被废除。威名显赫的汉武帝死后，虽然殉葬了大批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但他的几千名妃子、宫女却都保住了性命。从此，除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强制妇女殉葬的制度，基本不复存在。汉宣帝时，赵缪王刘元因逼迫奴婢16人殉葬，遭到了撤销封国的处罚。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跟随太宗多年的两个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杜尔和契何力铭感于太宗的知遇之恩而自请殉葬，被刚继位的高宗皇帝李治所禁止。
但在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殉葬这一丑陋现象却一直没有禁绝。唐武宗病危，他平日宠信的王才人对武宗说：“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自经于幄下。
《宋史》中也看出宋代亦有妃嫔殉葬之事。宋高宗宠幸才人李氏、王氏，高宗驾崩后，孝宗探知此情，即迫告命，让她们自便，实际就是胁迫她们自杀，殉高宗之葬。从波斯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亦可看到元代的人殉现象。书中说：
“挑选四十名出身于异密和那颜家族的女儿，用珠玉、首饰、美袍打扮，穿上贵重衣服，与良马一道，被打发去陪伴成吉思汗之灵。”
汉代以后，上至宫廷、下至民间，人殉现象虽不乏记载，但终究属于零星发生，那种制度性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杀殉毕竟已不复见。但人殉这一惨绝人寰的制度，在时隔千年之后，在明代却又死灰复燃。明朝初期，再次出现了嫔妃殉葬的制度。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时期，人殉成为皇室的惯例。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的次子秦王朱樉死后，以两名王妃殉葬，首开明代妃嫔、宫女殉葬之恶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崩，共有40A1妃嫔殉葬，除了两个死在太祖之前，最后得以埋在太祖陵墓的东西两侧外，其余38人都是殉葬而死。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为朱元璋的后代子孙所效仿，重新成为一种制度，制造了大量人间悲剧。
其后，给成祖殉葬的妃嫔人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明会典》的16人，一种是朝鲜的《李朝实录》的30余人。
仁宗朱高炽献陵有5名妃嫔陪葬，其中贵妃郭氏身份特殊，在所见明代皇帝殉葬官人中未见地位如此之高者。据明代文学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郭贵妃是自愿殉葬的，但也不能排除是宫廷斗争的结果。仁宗在位仅一年，临死前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就是这样，却还殉葬了5名妃嫔。
宣宗朱瞻基的景陵则有10名妃嫔殉葬。在《明史·后妃传》中记载了她们的姓氏，比起许多同样殉葬却连姓氏都没留下来的那些妃嫔，多少也算是幸运了。
至于景帝，史书上仅记载“诸妃嫔唐氏等”殉葬，具体人数不明。5个皇帝加起来，殉葬妃嫔总数约100人左右。
殉葬的妃嫔，往往都是宫廷中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为明宣宗生殉的10位官妃中，有一名叫郭爱的宫人，进宫不到一月，连宣宗的面都没见过，就被迫做了殉葬人。《明史·后妃传》中载：“郭嫔，名爱，字善理，凤阳人。贤而有文，入官二旬而卒。自知死期，书楚声以自哀。词日：‘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才华横溢的郭爱临死前给世人留下了一首楚辞，字字血泪，嗟叹命运的捉弄，更声讨了吃人的人殉制度，揭下了封建帝王伪善的面具。
正史中记载下来的应该只是少数，大概只涉及王妃及部分有名分的女子，而没有记载的却是大多数。当时诸王葬礼都应有许多女子殉葬，而这些女子却根本连被记载下来的资格都没有，成为无名冤魂在地下陪伴着帝王。
明代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缢、绝食，然后再装敛入棺从葬，具体过程很少见于正史。不过朝鲜《李朝实录》中详细地记载了给成祖殉葬的妃嫔集体从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