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读(1)
- 瓦尔登湖
- (美)亨利·戴维·梭罗
- 4846字
- 2016-09-23 17:22:01
当亨利·戴维·梭罗在1845年7月4日搬到瓦尔登湖畔独自生活时,即将年届二十八岁的他也许并没有料到,这次貌似寻常的举动将会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极为著名的事件。他平静的心态可以从翌日所写的笔记中略见一斑:
7月5日,星期六。瓦尔登湖。昨天我搬到这里来生活。这座木屋让我想起几座以前见过的山间住宅,它们似乎散发着飘渺的氤氲,令人联想到奥林匹斯山的神殿。去年夏天,我曾在某位开办锯木厂的人家里住过,就在卡特斯基尔山,松树果园再往上那片生长着蓝莓和树莓的地方,那里非常清净和凉爽,别有一番仙境的意味。……墙壁是木条拼接而成的,并没有涂抹灰泥,里面的房间也没有安门板。那座房子显得高尚脱俗,兼且气味芬芳,很适合招待嬉游人间的神仙……
撰写笔记是他在八年前,亦即1837年养成的习惯。那年秋天他结束了在哈佛学院四年的学习生涯,遇到比他早十六年毕业的校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因为在前一年出版散文集《自然》而声名大噪的爱默生已经组织起超验主义俱乐部,并且刚刚在8月31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呼吁该国作家摆脱欧洲的影响,开创能够在风格上独树一帜的美国文学,隐隐有成为文坛领袖之势。爱默生对这个和他一样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学弟青眼有加,交谈间问起梭罗是否有写笔记的习惯。梭罗受到很大启发,随即开始实践这种将会给他今后的创作带来极大帮助的做法:
10月22日。“你在忙什么呢?”他问,“你做笔记吗?”所以我在今天做了第一次笔记。
他坚持了整整二十四年。1906年,波士顿的哈夫顿·米弗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出版了《梭罗笔记》,收录的条目从1837年10月22日到1861年11月3日,总共有十四卷之多。然而,他在瓦尔登湖独居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所做的笔记却非常少,只占据了第1卷的后三章。但这并不意味着梭罗其间很少读书或者写作;恰恰相反,他生前出版仅有两部作品,《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与《瓦尔登湖》,都是那段离群索居的岁月孕育出来的。其实梭罗之所以搬到瓦尔登湖畔居住,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他需要安静的环境,以便完成一部构思已久的、悼念其亡兄约翰的作品。
约翰出生于1815年,和梭罗相差只有两岁,彼此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从小睡一张床,结伴到康科德镇学校念书,1828年又一起转到康科德学院。五年之后,梭罗考取了哈佛学院,已经在邻郡唐顿镇当上教师的约翰节衣缩食,帮忙支付了部分学费和生活费。梭罗在1837年毕业,先是在康科德镇中心学校任教,但由于不愿体罚学生,只工作了几个星期就辞职。翌年,约翰从唐顿镇返回故乡,接手关闭数年的康科德学院,亲自担任院长,并由梭罗出任古典学教师;兄弟俩自此同事了三年多。除了拥有共同的事业,他们甚至还共同爱上一个叫做伊伦·西瓦尔的女孩,不过兄弟俩先后求婚都遭到拒绝。
到了1841年,约翰罹患了肺结核,身体越来越差,梭罗独木难支,只好关掉康科德学院,随即住进爱默生家,帮忙做些家务杂活的同时,也向他学习写作。在爱默生的提拔之下,梭罗开始在超验主义的大本营《日晷》(TheDial)杂志发表文章,成为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
1842年1月,梭罗和爱默生都遭遇了惨痛的事情:前者的兄长约翰因为破伤风英年早逝,后者的长子沃尔多由于猩红热夭寿而终。约翰的去世给梭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始终不能忘却兄弟情谊的他想到要通过文字来表达他的悼念,但由于各种纷繁的杂务,这个心愿迟迟无法实现。第二年他接受爱默生的安排,远赴纽约史泰登岛,充当后者侄儿侄女的家庭教师;十个月后,他回到康科德镇,却又不得不在他父亲的铅笔厂帮忙。
与此同时,康科德镇也变得日益喧嚣起来。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业已接近尾声,作为最先进交通工具的铁路开始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现。1843年5月,费奇堡铁路公司兴建的波士顿-费奇堡铁路正式动工;隔年6月17日,波士顿至康科德路段开通运营,每天有四班固定的列车往返两地,使原本僻静的康科德变得非常热闹。而梭罗父母的家又正好在火车站附近,离铁路只有数百英尺,自然不是适合潜心创作的理想环境。实际上,从约翰去世以后,梭罗的笔记中断了三年有余,直到1845年7月5日才又接上,这足以证明悲伤的心情、繁杂的事务和吵闹的环境影响到他的阅读及创作,尽管其间他在《日晷》上也发表过若干散文和诗歌。
1844年4月30日,梭罗和他的朋友爱德华·霍尔在康科德镇的费尔黑文湖附近游玩,不慎引发山火,烧毁了三百英亩林木,造成超过两千美元的损失;这件事成为5月3日《康科德自由人报》上的新闻。梭罗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然而镇上的同胞却不肯原谅他的无心之失,经常在背后指责他是“烧毁森林的人”。由于纷纭的人言物议,再加上内心的负疚,梭罗在康科德镇生活得并不舒心,遂渐渐萌发了搬离他父母家的想法。他最初选中了弗林特湖——当地最大的湖泊——旁边的荒地,准备到那里盖一座木屋供自己居住,可是没能获得其主人的同意。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当年年底,爱默生以每英亩八美元八美分的价格,买下了瓦尔登湖边十一英亩林地。作为梭罗的朋友兼导师,他自然没有理由拒绝前者的请求。于是梭罗在1845年3月底来到了瓦尔登湖,动手搭建一座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的小木屋;等到7月4日,也就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终于如愿以偿地开始了那段将会在后世成为传奇的独居生活。
瓦尔登湖位于康科德镇区南边大约一英里处,虽然费奇堡铁路紧贴着湖边经过,但由于人迹罕至,依然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梭罗在这里度过了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年。1847年8月,爱默生决定接受英国友人的邀请,到大西洋彼岸去讲学和访问,却又担心妻小无人照顾,便邀请梭罗再次住到他家里。梭罗当然很乐意替爱默生分忧,况且他和后者家人的相处向来非常融洽,所以在9月6日,他带着两部在湖边生活时完成的书稿,永远地离开了那座亲手所建的小木屋。
那两部书稿,就是《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的初稿。前者便是梭罗此前数年间念兹在兹的悼亡之作,记录了他和约翰从1839年8月31日起在这两条河上一周的游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书稿虽然有些琐碎,但梭罗很成功地将个人感情、自然环境、风俗历史结合起来,可以算是上乘之作。然而当时默默无闻的他却找不到愿意将其付梓的出版商;1847年11月14日,他写信向正在英国访问的爱默生抱怨好几个出版商都拒绝这部书稿。此后他没有放弃努力,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只好听从爱默生的建议,把修改过的书稿交给詹姆斯·曼罗公司,在1849年自费印刷了1000册。就像其他许多名载史册的大作家一样,他的处女作也遭遇了无人问津的惨景。在1853年10月28日的笔记里,梭罗写道:
过去一两年来,那位徒有其名的出版商不断地写信来,问我应该如何处理库存的《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最后旁敲侧击地说,他想把原本被那些书占用的地窖派上其他用场。于是我让他把书寄过来,今天送到了,装了满满一车,总共706册。四年前我向曼罗买了1000册,那笔钱到现在还没付清呢。……另外290余册里面,有75册是赠书,其他的都已卖掉。现在我拥有一座藏书近900册的图书馆啦,而且其中有700多册是我自己写的哦。
虽然在笔记里故作幽默,但梭罗为了将这本书付印,不惜背上多达290美元的债务(当时普通工人的日薪只有1美元),整整四年过去,却只卖掉可怜的219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正是因为《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的反响如此之糟糕,同时完稿的《瓦尔登湖》迟迟不能与读者见面。不过梭罗似乎很少有怀才不遇的负面情绪,他乐此不疲、精益求精地对《瓦尔登湖》进行修改和完善,七年间七易其稿,直到1854年8月9日才由波士顿的提克诺和费尔德兹联合公司出版。
半个月后,也就是8月24日,爱默生写信给他和梭罗共同的朋友乔治·帕特里奇·布拉德福德(当时正在伦敦访问),谈到刚刚面世的《瓦尔登湖》:
举凡吾国人氏,均应以《瓦尔登湖》为喜。是湖虽小,迩来声名大振。未知阁下已得阅否?其行文欣快,流光溢彩,殊堪玩味,兼且诸妙咸备,部分文字已臻极高境界。吾辈皆视亨利为美利坚群狮之王。但观其人近日于康科德镇行走之貌,虽似淡定,然顾盼自雄之情,溢于言表矣。
时年五十二岁的爱默生早已是享誉大西洋两岸的诗人、散文家和思想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有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比如《自然》(Nature)、《爱默生诗集》(Poems)和《群英列传》(Representative Men)等;在欧洲,他深得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华兹华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托马斯·卡莱尔等文化巨人的赞赏,在美国,他备受纳撒尼尔·霍桑、沃尔特·惠特曼、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赫尔曼·梅尔维尔等作家同行的敬仰。身为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为什么会在看了《瓦尔登湖》之后,便谦逊地恭维已经追随他十二年之久的梭罗是“美利坚群狮之王”呢?这要从他们所处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说起。
当时美国正处于重要的成长期,社会上出现了若干种新的趋势和现象,首先是其疆域的不断扩张。当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4月30日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美国总共只有11个州;但在随后数十年里,通过巧取豪夺,其领土面积以极为惊人的速度膨胀:先是在1803年以每英亩不足三分钱的代价从法国购得总面积达214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领地,后来又在1846年向墨西哥宣战,攫取了原本属于后者的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地区,总面积有310万平方公里。等到1850年9月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加入美利坚联合国时,美国已经拥有了31个州,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现在美国全境差不多,是立国之初的数十倍。
然而更重要的是该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大英帝国的疏离。众所周知,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组成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乔治三世治下的大英帝国不甘失去这片广袤的领地,双方苦战七年,直到1783年的《巴黎条约》生效之后才握手言和。但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政治上固然获得了可以和大英帝国等量齐观的地位,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却依然和这个原来的宗主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依附关系,国内也一直存在强大的亲英势力,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
这种现象最直接的表征是,当1812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试图向英国宣战时,众议院竟然闭门激辩了整整四天,才以79票赞成、4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勉强予以通过;参议院的表决结果则是19票赞成、13票反对,也是堪堪过线而已。当时代表亲英势力的联邦党在美国国会共有39个席位,他们没有一个人投赞成票。
从双方的伤亡人数和所获直接利益来看,这场持续32个月的战争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英国和美国于1814年圣诞前夕在比利时签署了《根特条约》,英属加拿大和美国维持战前的边界,谁也没有多占哪怕一寸的河山。然而美国在几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尤其奇迹般的新奥尔良大捷,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热情,促成了他们在心理上的独立,乃至许多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从1815年开始,普通美国人亲英的情绪大大减弱,政治上的亲英势力自此一蹶不振,联邦党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屡战屡败,接连输给民主共和党,最终于1829年永久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反观那些在1812年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则先后有三位代表民主共和党成为总统或副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年和1832年两次当选总统,理查德·门特·约翰逊在1836年当选副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则在1840年当选总统。
威廉·亨利·哈里森在1841年3月4日入主白宫,但履新甫及满月,这位68岁的总统便因肺炎与世长辞。哈里森是美国最后一位出生于独立革命以前的总统,他的去世极具象征意义,标志着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最后一批遗民终于烟消云散。自彼时起,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是在1776年之后诞生的,和生于殖民地时期的父辈不同,大英帝国从来不曾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