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禁止打胎，每年有不少爱尔兰女子，到欧洲其他国家做打胎旅行，也算是特色旅游的一种。但是近年大行其道的，还有更严重的“死亡旅游”。
英国人要安乐死，往往旅游荷兰。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小说《阿姆斯特丹》，写一个作曲家和一个报纸主编，本是多年好友，他们遇到中年危机，觉得人生太痛苦，于是他们决定到允许安乐死的荷兰做死亡之旅。在旅途上，两人却反目成仇，互相下毒，谋杀了对方。不过这也正符合“安乐死”的法律定义：“协助自杀”，所以警方无法追究。
自杀在任何国家都不犯法，因为“凶手”已经自判死刑，或死缓——如果自杀未遂。问题是，安乐死不是自杀，是“按请求协助自杀”。死者往往是体力上无法自杀，或缺乏勇气对自己下手，但是偏偏又不想活，所以要医生或亲友帮助。大部分国家，法律追究这个协助者，视之为杀人犯。甚至，对明知故犯，护送亲人到荷兰或瑞士安乐死的人，也要追究。于是麦克尤恩小说的两个主人公互相毒死，虽然最后的动机已经是杀人，法律要追究，也无处着手。
奥尔巴赫的名著《模仿》（Mimesis），对人类的“艺术性”模仿冲动做了精湛的论述，我至今没有见到哪本书把所谓“现实主义”解析得那么漂亮。据说灵长类都会模仿，但是只有人能虚构出一个世界，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虚构比现实更真实，因为更有可能。既然生而有如此才具，不让人模仿，就是非人性了。
当然最热衷于模仿的是作家，作家是人中的猴精，有点像村上春树笔下的夜半蜘蛛猴，把模仿进行到底，仿不惊人死不休。至于究竟是小说现实主义地模仿生活，还是生活浪漫主义地模仿小说，还是生活犬儒主义地模仿生活，我看很难区别。
1996年12月7日，芝加哥街上，路人惊骇地看到一栋楼14层窗口一个人头颈吊着绳子，在寒风中晃悠。那是43岁的犯罪小说家伊其·尤金（Izzi Eugene），裤袋里装着三张磁卡，磁卡里是尤金刚杀青的长篇，长达800页。小说的主人公在冬天某夜受到右翼秘密组织袭击，此人预先有防范：身穿避弹衣，手指上套着打斗用铁指节，腰里有枪还有催泪弹，他被套上绞索推出窗外，却从吊绳倒攀上去，从窗口发动反击，一举歼灭匪徒。
这也就是吊死在那里的尤金全套奇异装束。而尤金的朋友也说，在出事前，他曾经给他们看右翼组织的“死刑恐吓信”。
尤金的死亡，没有一一模仿小说的地方，是反闩的门，完全没有被强行打开的痕迹，暗杀者如何进门？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尤金先生有意安排一个戏剧性的自杀。更大的可能，是想测试一下自己小说的可信度，自己演出一遍。等到发现自己没有他小说中人物那么强的臂力，无法沿绳攀回窗内，悔之晚矣。警方至今未能结案：究竟尤金是有意自杀，还是模仿太顶真“失手”。
这是模仿英雄，也有模仿死囚。欧洲没有死刑，人都说死罪犯在欧洲，算是大幸。照顾周到，每个犯人一年要花掉纳税人一万多英镑，相当一个劳力一年的工资。监牢里各人单间，有书架有电视，还有不锈钢的马桶。因为房间有意做得不隔音，因此电视哑声，必须戴耳机。有些长期罪犯渐渐明白生不如死，羡慕美国犯人有资格坐电椅。他们看美国电影，发现坐在马桶上，拆破耳机，就是一套现成的电椅。电压不够高，但坚持到底也能弄死自己，于是监狱里出现一波模仿性自杀。
网络出现之后，世界上的虚构实践狂，有了新的套路。昔日英国作家斯蒂文斯在《新天方夜谭》中描写的伦敦“自杀俱乐部”，居然成为现实。德国某家庭主妇，芳龄35，忽然失踪，多日后，尸体发现在千里外的荒野草丛，刑警部门在该女士电脑中发现删除的电子邮件。原来此女一年多来，一直与远方某网迷男士通信，讨论犯罪小说中常见的奸杀，讨论其中想当然的“快感”，最后约好某晚在某公路某处付诸实践，玩到断气才痛快。这个忠诚到底的网友，当然到监狱去度余生。
近读李洱的《花腔》，很为作者的历史执着所感动。
了解到一点现代史的读者，马上明白小说的主人公葛任，是以瞿秋白为原型。如此明显的“模仿”，很可能成为败笔，但是作者用了个回马枪，直截了当说主人公是瞿秋白的密友，昔日秋白的命运，将降临到他身上。此主人公甚至比瞿秋白还要想得透彻，让他逃走他不走，情愿一死了之。执行枪杀的国民党将官也说，他做的事，类同当年宋希濂执行蒋介石枪决密令，宋希濂在新中国成立后当政协常委，他也能当。这是李洱的妙笔高招：说清了是模仿死亡，请看活者诸般花腔。
是否死亡模仿也有中西之分，如果仅从上面说的例子来判断，未免以偏概全，但是差别好像有：西方的死亡模仿者，苦于生活不如死亡好玩；而中国的死亡模仿者，是因为“齐生死”，生死一样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