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改革之初的中国，为了实现ＧＤＰ的增长，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推进市场化的历史责任。在市场主体缺位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化的强制性制度变革直接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表现在地方政府为市场发育创造条件，成立地方性企业、招商引资、经营资本、投资上项目、流动性创造等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表现出“地方法团主义”和自利的倾向，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对于市场主体缺位的改革初期来讲十分必要。政府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的威信、资源的支配权、自由行为权使其对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在改革的初期和中期较低，政府既提供政策性商品，又提供本应由市场来提供的普通商品，由于是资源配置动态效率的结果，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转型初期的经济发展。
以ＧＤＰ指标考核地方政府政绩使发展的比较和攀比成为常态。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非常热衷于ＧＤＰ和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与此相联系，当上级政府提出某个经济发展指标（如ＧＤＰ增长率），下级政府就会竞相提出更高的发展指标，出现层层分解、层层加码现象。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全国的“十一五”规划中，年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７．５％，而在全国３１个省市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预计平均ＧＤＰ增速却是１０．１％，最高的达１３％，最低的为８．５％，以至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紧急发文要求各省市为ＧＤＰ增长“减速”。可以说，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各地都有自己的理由，都希望自己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速度。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现象：沿海发达地区往往强调要发展得更快一点；西部地区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强调发展速度应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强调“东北振兴”就应该实行特殊政策，发展速度不能低于全国；中部地区强调“中部崛起”就必须体现在发展速度更快上。全国各个地区各有各的理由。沿海、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相互比较和攀比，各个地区之间的省际、市际、县际之间相互比较和攀比。
正是这种比较和攀比，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动力，促进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具体来说，首先，为了在比较中占据优势，各地方政府主动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的各种竞争，比如“零地价”政策，使得中国这些年外资流入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国内民营资本也开始受到中西部地区政府的关注和垂青。因此，从根本上说，地方之间发展的比较和攀比是发展环境得以持续改善的行政基础。其次，地方之间的比较和攀比尽管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并且容易被指责为资源的重复配置，但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是，地方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不仅互补性的贸易增加了，而且“行业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这方面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献发现，当人们在批评各地“重复建设”的时候，从各省的“投入－产出表”来分析，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是增加而不是下降了。地方政府为发展而进行的比较和攀比，实际上促进了区际贸易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一体化的进程。现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地方之间发展的比较和攀比，就难以形成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增长，也看不到这些地区正在逐步清晰化的产业集聚和分工模式。探讨“中国奇迹”，不应忽视这一现象。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一股各地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热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由东向西，由南到北，气势宏大，参与的地区和人员众多。各地政府高度认同招商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比如，有的地方官员就提出，“招商引资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招商引资十分重要、现实、便捷、有效，有利于解决资金不足，扩大经济总量，激活地方经济”，“大招商、快发展，小招商、慢发展，不招商、难发展”，“要绷起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这根弦”等。在上述思想认识的指导下，各地纷纷辟建开发区、工业园，敞开大门招纳天下客商。招商团、经洽会等活动，层出不穷，十分热闹。
从各种发展模式的省级区域比较来看，广东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香港、澳门、台湾和国外资金的投入和拉动，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资金注入规模大，有外销市场，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可以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就业，缺点是，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被外商赚去，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浙江发展主要依赖于本地资金积累的内源发展，为民间推动为主，优点是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留在国内，城乡居民比较富裕，中等收入人口较多，因失业而贫困人口较少，在国际市场不景气时，国内市场上回旋的余地较大，需要改进的是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换代，管理和公司股权和治理结构等等，要进行创新；江苏经济发展开始主要取决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政府推动的色彩较为明显，并且招商引资也是其主要的推动力，优点是很快得到和吸收国外的应用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国外市场销售通道，缺点是集体经济在发展的一定阶段需要明晰产权，进行改革，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外商分配，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较大，但得到的国民收入可能相对较少；而山东的发展则得益于国有和集体大型企业的发展和推动，后来其进行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发展方式上大企业集团为主力的特点较为明显，政府主导的色彩也较为明显，优点是有规模经济效益，形成骨干企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ＧＤＰ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可能较快，缺点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较少，导致中等收入人口相对浙江较少，政府财政实力强，而城乡居民收入可能相对增长速度低。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这种差异化发展，使民间力量、外资力量和政府主导推动的力量，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不同动力。
五、增长的必要条件：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环境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目标、动机、体制和政治动员，是政治稳定而又经济不僵化和有活力的保证；而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又是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条件。一国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它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家治理结构的长期稳定延续，如最高领导人平稳地退休和更替，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政治决心不动摇；社会稳定，如没有内部战争，较少有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民族和部落之间的冲突等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的更替来看，主要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一是军人操纵政权，有的是军人统治通过频繁的军人政变来更替。结果是，军人政府，大多不熟悉经济工作，不懂得国民经济管理；还有军人政府，或者军人政变扶持的文官政府，以军队的利益为先，资源较多地配置到武装力量方面，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受到损害。二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或者不同的利益集团，都谋求自己的利益，通过轮番的罢工、示威游行、街头冲突等等，甚至部族之间的冲突，实现国家领导集团和领导人的更替。这种不断地更替政府的社会运动，使投资、创业和经营者失去了安定感，对稳定和吸引投资极为不利；而这种方式产生的政府执政能力较弱，又极不稳定，朝令夕改，经济政策多变，没有稳定的法律。因此，这种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企业生存和发展较为困难。
中国建国后的三十年，虽然国家治理的政治结构超稳定，但是，由于工作中心是搞阶级斗争，经济发展任务是其次；由于党的中心工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由党自身发动了许多次政治运动，即使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体制下，也使工厂和公社的管理者、职工和社员，互相斗争，人人自危，以政治方面的积极表现代替对企业和公社的体力和智力贡献。实际上，中国建国以来的三十年，虽然政治治理超稳定，但是，社会则处于互不信任的危机之中，使经济发展失去了积极性和主动性，生产力被封闭在政治第一框框之中，不能释放，不能推动经济持续地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主要是看最高层的政治领导更替是不是平稳，发展经济的决心是不是一贯，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是不是前后有继承性。１９７８年以后，我们改革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体制，先是废除了各级领导终身制，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龄退休制度；逐步完善了组织部门考察、选任领导干部的各项制度，包括民主推选、征求民意、党员选举、委员会票决等体制；修改了宪法和法律，重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领导的选举、任用和任期等程序和规则。这些制度，保证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上更替的平稳性：没有发生危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党派之争、部族之争、社会阶层之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不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方式实现的，也不以经济发展受到损害为代价。而各次党和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其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议，国家的各个五年的中长期计划，都是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中国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的，任何一届新的党和国家领导，都没有偏离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教导和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从体制转型看，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先是加大力度推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也推进了改革，但是，从力度上看，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前苏联先是急剧地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当时来看，慢于政治体制改革。从结果看，中苏在经济发展方面，各有特色；而在政治方面，即使前苏联解前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也以解体为代价实现了它的体制转型，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这是不值得的。当然，有的学者也举东欧一些小国转型成功的例子，认为政治和经济同时转型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不同看，这些国家当时的城市水平已经很高，除了南斯拉夫外，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文化和宗教基本相同，大部分国家转型期间不易导致国家的分裂。而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的水平又很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如果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转型同时急剧地推进，特别是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是不是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客观地讲，充满了疑问。
通过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以及中苏改革不同模式的比较，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应当客观地研究、分析和评论事实。在一个国家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是每一个客观研究问题的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更加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一个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剧烈转型的落后大国，政治上分散的较为自由的民主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还是政治上适度集中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呢？通过二战后六十年的历史看，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战后较为快速地学习、模仿和全盘接受了已经完成工业化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由于其社会结构剧烈变动、部落冲突不断、军人政变更替政府、示威游行和罢工频繁等等，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成功；而战后的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等，实际上实行了较为集中的国家政治治理体制，比如韩国的李承晚、朴正熙，台湾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都实行了政治上强有力集中的体制，只是在目标和行动上坚定地推进现代化，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结果是，既防止了社会结构转型期间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又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使整个国家和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处理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搭配上，采取的就是东亚模式，即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现代化目标和行动坚定，并且坚决改革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和开放来推进经济发展，保证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生产力得到释放，经济高速增长了３０年。
总之，我们在这篇研究报告的结尾，可以作这样三个方面的小结：１、即中国１９７８年后从搞阶级斗争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正起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政治前提。２、在经济发展史上，既要肯定中国政治从阶段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型，也不能认为搞经济建设就是要政治上也要尽快地分散化，实际上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在一个结构剧烈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政治适度的集中和政府对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大于其带来的一些负作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强有力的领导，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推动。３、３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目标和领导，党和国家领导的平稳交替，以及中国社会环境的稳定，是外资和内资投资、创业和经营的重要条件，没有平衡的政治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象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推进其现代化进程，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
１、周天勇等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版；
２、周天勇等著《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３、国家统计局：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出版社。
《中国向何处去》研究报告之三－－现代化的动力：经济改革的增长和转型效应
周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