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完美是最好的吗？(1)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员，长城学者

在具体论题上，桑德尔教授这本书针对的是人类试图以科学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改善人自身之自然性质的问题，而从其深层问题去看，这本书处理的是关于“未来”的理解，即人类如何对待作为不确定可能性的未来，这同时也是人类应该如何接受自然之所与（the given by the nature）的问题，或者说，人应该如何接受自身作为一个偶然存在。我很荣幸能够为桑德尔教授这本讨论前沿问题的精彩著作中文版写一个导论。

3月初波士顿依然大雪纷飞，桑德尔教授与我约好在哈佛“教工会所”吃饭聊天。既然要给他这本书的中文版写序，我本想主要讨论这本书涉及的问题，但结果我们却顺其自然地更多讨论了他另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的主题：金钱，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现实似乎显得比未来更迫切——尽管未必如此，如果有些现实问题使我们一筹莫展，我们就只好等着，什么也不做。按齐泽克（Zizek）的说法，我们不应该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我们就守株待兔！又怎么样？”金钱的统治正是人们深感不满而又无力以抗的现实，人们甚至屈服于金钱统治并与之共谋，那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桑德尔相信，我们至少可以加以批判，所以他就进行了深入批判。不过此种批判只是指出了金钱统治的困境，却仍然未能指出摆脱金钱统治之路。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个说法其实稍有歧义，其真正的意思大概是说“金钱不应该买什么”，至于“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乐观的余地。金钱能够购买一切，这是马克思早已确认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试图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却一直都没有成功。桑德尔说他在十多个国家做过关于金钱问题的哲学报告，多数国家的听众都非常同意金钱必须有所不能，但是——他让我猜，哪两个国家有相对多的听众对他的金钱批判不以为然，我猜对了：美国和中国。不知道这是否说明了美国和中国是对资本主义最感兴趣的国家。

桑德尔这两本书的共同语境都是资本主义，而其核心问题却涉及整个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我愿意把它说成：现代性的宗教性。上帝死了（尼采）只是告别了宗教，却没有告别宗教性。换句话说，现代不再以宗教作为思想界限和价值来源，这只是脱离了宗教，却没有脱离宗教性，而是把现代性变成一种宗教性——我相信这是现代性的隐秘精神。现代性的宗教性集中表现为人定胜天的进步观和人权。进步观和人权意味着人的神权，意味着人决心把人变成神，尽管在现实上尚未实现为神，但已经在概念上先行自诩为神，而且以概念作为抵押而预支了神权。人权就是人的神权，按照人权概念，杀人就是杀神（当然，后现代的激进左派会揭露人权在实践上的虚伪：并非所有地方或所有人的人权都被一视同仁。在此不论）。人权被认为是最大的进步之一种：人被解放为不可杀的存在，因此具有了绝对的神圣性质。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人的神性）意味着，人蕴含并且解释了一切价值，于是，人是万物的定价者。人用来自造神性的神迹，或者说人的神性的典型证据，就是“万能的”金钱和技术，这两者都使自然万物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我不敢肯定桑德尔教授是否同意关于现代性的宗教性的分析，尽管他批判了“万能的”金钱和技术。对此我想稍加论证。金钱的神性在于它是不自然的，而且是超现实的，金钱的本质意味着“一切可能性”，不被局限于任何具体事物的现实性，相反，它可以“万能地”兑换成任意某种现实性，因此金钱具有一种形而上学性质，一种超越的（transcendental）性质。类似地，技术是对自然所给定的秩序和结构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类的欲求而“万能地”改变自然之所是（the nature as it is），把自然变成它所不是的那样（what it is not）。需要注意的是，我在这里并非否认“人为”的意义，事实上，人为之事正是人类所以为人的证明，是人类作为伟大创造者的证明。但问题是，把自然之所是（it is）变成所不是（it is not）是否会导致自我惩罚的灾难？会不会是人类过于自负的毁灭性冒险？技术的疑点在于：技术改变自然的依据是人的欲望，而不是关于自然的绝对知识，即上帝才拥有的那种“全知”，人显然缺乏此种全知，因此不可能给自然安排一种新的“先定和谐”（莱布尼兹），相反，往往只是了破坏自然的先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对自然的否定，因为技术是逆自然的；而工艺（arts）是对自然的致敬，因为工艺是顺自然的。

试图超越自然而证明人类的神权，这是整个现代性的问题，而不仅仅属于资本主义，同样也属于共产主义。马克思要求人类解放自己，就是宣称人类具有神权，只不过其中的宗教性由原来被神拯救变成了自我解放，正如国际歌唱的：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现代对解放（liberation）的追求就是对人类神权的追求，通常说成是对自由（liberty）的追求。只有彻底的自由才达到神性，于是真正的解放就必须彻底解放，不留尾巴，否则就仍然被某种桎梏所限制，因此，彻底解放不仅需要摆脱各种权力（王权、政府、教会、等级、习俗、传统价值观等等）的支配，还要摆脱自然的支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清解放与进步的内在关系：每一种进步都带来一种自由，都是走向最后解放的过程。

在进步或解放遇到自身造成的悖论之前，每一种进步和解放都是主体性的凯旋，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电灯、电话、青霉素、X光、疫苗、个人权利、法治、民主，如此等等，但是当进步和解放最终遇到自身悖论，就可能由主体性的凯旋变成主体性的自我否定。这意味着，人的神话可能是有极限的，其实不可能化人为神。桑德尔集中讨论的基因工程很可能就是人的神话的一个极限。桑德尔的基本立场可以说就是希望人的神话在其极限处能够停下来，不要去挑战自然的容忍底线。这样一种“及时刹车”的理智态度决非保守，而是“正常”。不过，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小心地理解这个日常词汇，否则会被质问：什么是不正常的？有了政治正确，就无法把任何事情说成不正常的了。为了避免误解，我愿意使用一个足够古老而不至于被“政治正确”所质问的词汇：中庸。桑德尔的立场可谓中庸之道，一方面是避免极端、留有余地的风险规避态度；另一面是对自然和传统智慧的敬意。

桑德尔试图说明，自然所给与我们的是足够好的礼物，包括我们的生命、身体和大脑，而随便修改自然之所与（the givens）是缺乏理由的冒险行为。不过，桑德尔没有拒绝那些合理的技术应用。那么，技术对自然进行什么样的改变算是合适的？这其中应该有个“度”——桑德尔没有使用这个中国概念，但这个概念特别适合用来表达桑德尔要求的有节制的合理性。李泽厚论证过，“度”虽然难以一般地定义，但在具体实践中总是清楚明显的，因此“度”只能在具体语境下理解。以基因技术作为语境，桑德尔并不否认基因技术能够带来某些明显的好处，比如治疗多种疾病，这意味着他没有反对合理的技术应用，而是反对滥用，其中的“度”大概就是：如果基因技术用来救死扶伤，那么是正当的；但如果基因技术被用来制造完美（所谓“比好更好”），那么就是可疑的。换句话说，自然的正常状态就是“度”，纠正缺陷是正当的，而制造超常是可疑的。这种中庸之道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为什么事实上却未必被人们所接受呢？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讨论过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苏格拉底有个著名论断：无人明知故犯（no one errs knowingly）。可是实际经验往往与之相反，因此我们必须解释一个“反苏格拉底问题”：人们为何明知故犯？

一种观点是否有理是一回事，而是否有效又是另一回事。是否“有理”取决于理性论证，而是否“有效”却取决于人们的需要以及时代需要。桑德尔论点虽然有理，但对于当代现实却未必有效，尽管人们不会反对明显有理的观点，但更可能以实际行动去拒绝或漠视它。为什么有理的观念不能必然成为有效的？为什么人类神话不能见好就收，及时刹车以避免陷于无法控制的灾难？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限发展、无限解放所蕴含的危险，但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发展和解放的巨大诱惑，即使是饮鸩止渴，也宁可飞蛾扑火。这个困境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进步问题，而在于整个现代性的逻辑——化人为神——所蕴含的内在矛盾。

现代性的主体神性有其两面，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作为人类整体的主体神性，就好像人类是一体化的神；另一面是作为独立、自主、平等个体的众人，类似于诸神。问题就在于主体性的两面并不一致，于是人的神性是自相矛盾的，类似于硬币两面的面值不一致所导致的混乱。人类主体性的一元神权如果不落实为个人主体诸神的神权，就等于没有解放任何一个人，就仍然是对人的专制，可是当把人类主体神权落实为个人主体的神权，却形成了互相矛盾的诸神，人的神性就在诸神的互相冲突中消散了。表现为实践的结果就是，对于人类整体的合理选择却未必是每个人的合理选择，于是产生了现代社会一个无法摆脱的基本困境：个人理性选择无法形成集体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