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我国，也一直流行着与之类似的宗教起源说，即认为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时代的女巫，并把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可是近年来有人认为中国虽然在历史上存在过近似巴比伦、古希腊女祭司的女巫，但在史书与宗教典籍中却找不出一条关于殷商女巫卖淫的确凿材料。因此又有人认为中国的妓女应该是起源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即古代的女乐、倡优，而且在许多古代历史事实和典籍中都不约而同地将“妓”解释为“女乐”，把“娼”也解释为“女乐”。因此这种说法较为可信。当然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但应该指出的是，后世的妓女在古代可能有多种来源，或者可以说，有几种因素对妓女的产生有影响；同时，对妓女的性质也应加以界定。妓女，一般说来，是以卖淫为业的妇女，而卖淫，则是以肉体换取金钱。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日的妓女，当然是完全符合的。但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所谓的妓女，就不完全符合了。例如“宗教妓女”，女子和多个男子性交，其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是为了履行对神的义务，主要不是为了金钱；再如“家妓”，女子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被迫为某个统治者或某几个统治者（如官宦子弟、官僚的下属等）提供娱乐服务或性服务，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金钱。以上这些性质都和后世对妓女的理解不同，可以称之为“妓女的雏形”，她们对后世妓女有很大影响。当然，从她们为许多男子提供性服务来看，称她们为妓女也未尝不可。不可否认，妓女产生的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等级制度的改变。在社会发展中，男子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而女子则逐渐成为男子的附属品，齐人之福是每个男子心中所向往的，嫖妓对于那些有经济有地位的男人来讲，更多是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不单单是为了解决性问题。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妓女行业的发展，社会人员对妓女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商人、军人、游士、手工业者等众多外出谋生的人成为她们最主要的供求对象。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和商业的发达，迫使一些农村经济破产，有些妇女无以为生，为了基本的生存，在商品交换原则的驱使下，她们不得不以肉体换取金钱谋生。
由此看来，我国古代妓女的出现是比较复杂的，开始是“家妓”，可能还有“巫妓”（巫娼），以后又发展为“宫妓”、“官妓”、“市妓”、“私妓”，妓女这一行业才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我国的私妓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在《诗经》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其中的游女就是指私妓。这些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的女子，为了金钱而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上门服务。因此在《诗经》中用“游女”一词，形象地表达了当时私妓从业的特点。
在私妓出现的同时，营妓（军妓）也开始出现，在《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史料中都有关于营妓的记载。其中有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从句意可以明白，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军士士气低落的问题，把“有过寡妇”带到军中为他们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虽然很可能当时勾践将“有过寡妇”充入军营只是调动军士士气的一种应急之计，但自此，人们就将其当做是中国营妓制度形成的雏形。真正的国家开始经营娼妓行业，还是得从管仲说起。这也就是为何人们会将他称为妓女行业的开山鼻祖的原因。
管仲，名夷吾，初与友人鲍叔牙经商为生。后来“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又向齐桓公积极推荐管仲，在他的推荐下，桓公才任命管仲为相，协助桓公治理国家。在管仲任相期间，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等政治、军事、经济制度。这些改革为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奠定了基础。而在管仲管理期间还提出过一条改革措施就是——设置“女闾”。
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创立的雅典国家妓院至少还要早50年。因此有人也说管仲不仅是“中国官妓的开山鼻祖”，他还是“世界官妓之父”。
据记载，当时妓女数量已经十分多了，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管仲当时若果设立了女闾三百300，按照《周礼》的计算也就是应该有7500家妓院，那妓院中的人数就应该更多了。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的“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表示手持绳圈套女人，被套到的女人即表示为奴隶，她们只得被迫充当妓女，这便是所谓的“官妓”。但我们必须先要明白一点：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之所以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的的。
对于管仲来说，创立妓院有很多利于齐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第一，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的“花粉税”、“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人获就曾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第二，女闾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由于私有制的发展，有的拥有财富的上层阶级家中蓄养了众多姬妾，但社会上有很多人却因无钱而成为鳏夫，他们的数量大量增加，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有：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之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于天下；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当时桓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罪犯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妓女中，可进一步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要。所以说设立女闾一方面可以解决许多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女奴隶能得到适当安置。为社会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女闾行业的发展还可以吸引大量游士。当时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历史上，利用妓女来吸引游士的做法不是只有管仲一人，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除了以上的几点原因外，管仲开设女闾必须要得到齐桓公的批示，而这些从业的妓女同时也可以满足齐桓公的娱乐需求。齐桓公好色，在文献中多有记载，说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就说明了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也有投齐桓公所好的成分。当然这不是主要的，管仲设立“女闾”最主要还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齐国的霸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对中国后世社会影响十分深远。这一政策在齐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诸侯国也纷纷仿效。对有些国家来说，他们甚至还利用妓女来制伏强国，亡其宗社，有时妓女的力量甚至强于十万雄兵。
例如，《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说，人们说“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个圣人，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该怎么办？王缪说，西戎处偏僻之地，没有见过中国的声色，你要送女乐给他们，使他们沉湎于声色，其政必乱，他们的臣下就会和君主疏远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戎王果真耽于声色，不理政事，国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进谏无效，就离戎去秦。秦国为了争取这个能人，派公子迎接，拜为上卿。这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扩张了领土，“并国十二，辟地千里”。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讲了一件类似的事：齐国人说，孔子在鲁国任职，鲁国一定会强大起来，我国近鲁国，一定会受侵害。于是有个叫犁且的人出了主意，选了８０个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康乐》”，还有３０匹好马，送给鲁君，鲁君沉溺于此，长期不理政，于是孔子失望而离鲁，鲁国遂弱。此外，还有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郑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郑遂得以保全等故事。
随着各国的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将娼妓制度变成各国的合法行业，娼妓制度尤其是官妓制度，也从春秋时代的“女闾”发展成为汉代的“营妓”，到唐代达到了鼎盛，教坊成为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官僚、文人冶游其中，也催生出不少文学艺术上的奇葩；一直到清朝顺治年间，朝廷明令禁止，所有官办妓院才被取消，沿袭近千年的教坊制度才被废除。
而在历史上妓女行业之所以能合法存在如此长的时间，跟管仲的这一重要措施有关。管仲是第一个公开的、大规模的设娼者，所以后来这一行业的人才将管仲奉为娼妓的“开山鼻祖”，妓女们的“保护神”。除管仲外，古代娼妓还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亵可知。徐珂的《清稗类钞》说他又叫妖神：“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祷之。”千百年来，娼妓们对白眉神也十分恭敬。
大清宫中的四大奇案
宫廷墙闱内的秘事总是为人津津乐道，而清朝这个离我们现代人最近的封建王朝，却偏偏成为人们谈论的最爱，从“太后下嫁”谈到“顺治出家”，从“雍正暴毙”再谈“狸猫换太子”，这些茶余饭后的闲谈似乎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在荧幕上滚动播出的各类“秘史”又一遍遍勾起人们的兴趣。那么这些所谓的秘史是确有其事吗？皇家宫苑中又怎会发生如此让人匪夷所思之事呢？让我们来一一解答。
秘史之一：太后下嫁
所谓“太后下嫁”指的是清世祖时期的太后孝庄文皇后下嫁给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的事件。
孝庄文皇后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为了维持满蒙之间的关系，12岁的她便嫁给了自己的姑父皇太极为侧福晋，后成为清太宗皇太极之妃，孕育了清世祖福临，并前后辅佐了三代清帝，卒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享年76岁，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太后。她不仅因为出众的政治才能被人纪念，民间对于她跟摄政王多尔衮的“爱情”也传唱得绘声绘色。那么两人之间究竟有没有暧昧关系？“太后下嫁”一事又是否属实呢？
理由一：为确保儿皇帝位，不得已下嫁。
有人认为孝庄为了保住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给了多尔衮。
大清军队得以入关，多尔衮可谓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在军中、朝中声威极盛；而与此相反的是，孝庄的儿子顺治帝幼年继位，在对明朝的战争中，幼帝显然不可能立下过什么功劳，根基不稳的他要想保住皇位就不得不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拥护者，而在孝庄看来多尔衮应该是最好的人选，他的身份和威望都是可以被利用的。为了防止多尔衮有夺取皇位之心，也为了进一步拉拢多尔衮，保住顺治的皇位，孝庄才下嫁给了多尔衮。
但这个理由似乎又不成立，因为顺治的皇位是经过非常复杂而激烈的斗争才确立的。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暴病身亡了。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于是朝中就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而且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的针锋相对的两派势力。两个亲王都各自手握重兵，双方也都有很多的拥护者，但他们又各自存有顾忌，因为一旦打起仗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在亲王和大臣会议上，多尔衮拒绝自己称王，而是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提议得到了许可，崇德八年（1643年），年仅六岁的福临登上了王位，显然这不是他多尔衮一人就能做主的，而是得到了各亲王和大臣认可的。在争王位的过程中，拥有实力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想过自己登上王位，凭借他的身份和能力，登上王位也无可厚非，但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他没能这样做。在这个时候，孝庄体现出了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多尔衮和豪格针锋相对、骑虎难下时，她向多尔衮建议由自己的儿子福临来继承皇位，这对于争王的双方而言，是最有利的，因此可以说在这次争王过程中，孝庄是胜在自己能冷静地观察局势，那也就无报恩一说可言了。其实在这场争王过程中，孝庄和多尔衮之间又何尝不是政敌呢？
理由二：满族素有兄死弟娶其嫂的习惯证明太后下嫁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也不能忘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奇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这纯属推测，不能作为证据。就算满族的确有这种现象存在，但却不能证明多尔衮就娶了他嫂子。满洲入关以来一直受到汉族文化礼仪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更何况孝庄本身就是一个深谙中原文化与礼仪的女子，她又怎能不顾自己“太后”的身份，而下嫁给多尔衮呢！显然这也是说不通的。
理由三：多尔衮的称谓说明确有太后下嫁一事。
多尔衮在辅助顺治时有这样一个很敏感的称谓，即“皇父摄政王”，有人说这是别人对他的尊称，也有人认为这是他的自称。他虽身为摄政王，也的确权倾朝野，声望很高，就因为这样便能称之为“皇父”吗？皇父一称就是在向人昭示他和孝庄的婚姻事实吗？显然仅凭一个称谓并不能确定他的身份，大家知道光绪称慈禧太后为皇阿玛，皇阿玛是爸爸的意思，难道凭这个称谓可以说慈禧是男的吗？